HM2 HM2 (SZ) 是否有人注意到，每当媒体在假期期间缺乏报道素材时，总会出现雌狮、拟鳄龟、袋鼠和攻击性鲶鱼的身影？这会是巧合吗？当然，在个别案例中，动物离家出走是有据可查的原因的。科隆的黑猩猩彼得曼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巴库宁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机会来临时，他制服了动物园园长并逃入市区，在那里，他高举左拳，在警察的子弹下死得英勇；至少在莱茵河畔是这么传闻的。关于 1888 年慕尼黑大象灾难的资料则更为丰富。当时，在一次节日巡游中随行的厚皮动物们因为一个随行的铁龙喷出火花而突然陷入恐惧，惊恐地向市中心践踏而去。一名向圣母教堂方向飞驰并大喊“快逃！大象来了”的骑兵，据说并没有起到安抚人群的作用。正如其无助的主人卡尔·哈根贝克后来报道的那样，其中一只动物“直接走进了皇家啤酒馆 (Hofbräuhaus)，当这位巨大的客人进入并遮住门口的光线时，常客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没有伤害大象，大象也没有伤害这群目瞪口呆的常客”。 COLLAGE: STED / SZ, FOTO: IMAGO IMAGES 近期的“夏季空窗期动物”情况则有所不同，它们始终是转瞬即逝的幻影，这使得当局随后很容易说服人们，那头雌狮其实只是一只獾或一只腊肠狗。无论如何，联邦总理前去度假，新闻陷入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后，竟然极其巧合地有十头水牛从武斯特罗公园 (Wustrower Park) 的围栏中逃脱。不幸的是，它们在选择新环境生活时没有找对地方。在布兰登堡，虽然有空间，但那里的人们心情并不好——正如著名的当代作家朱莉·策最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所言——他们只能选择德国选择党 (AfD)，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耍了”，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怎么被谁耍的。这样的诊断不仅让水牛感到困惑。作者：丹尼尔·布罗斯勒 (Daniel Brössler) 幸好这些动物更愿意留在柏林，在马尔灿 (Marzahn) 逛逛，这个区见过的可疑人物比这勇敢的十头牛要多得多。此外，这座城市已经有大量的浣熊、野猪和狐狸，它们在这里生活得非常惬意。人们知道，当人类放弃一个地方时，野生动物很快就会接管。至于水牛们最终为何还是听从了警方的建议返回牧场，很难说。也许是因为它们无法在市民服务局预约到办理户籍登记的时间。
柏林——当养老金委员会在 6 月提交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建议时，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表示，这些建议“对我们、对我们的社会国家、对我们作为经济据点，但最重要的是对我们整个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时就已经很明显，这位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 主席对这次改革寄予了怎样的期望——不仅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他的总理任期。养老金政策的重大突破旨在证明在他领导下的执政联盟有能力实施最困难的改革，从而赢回民众的信任。在 7 月份关于总理人事政策的混乱之后，这一点尤为重要。虽然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选举，两周后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举行。根据最近的民调，德国选择党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望获得 41 比例的选票，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 仅能获得 24 比例。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和联邦基民盟看来，尤其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至关重要，因为州长舒尔策担心会失去其职位给德国选择党 (AfD)。一方面，这预计将使人们特别顾及东部的竞选人员；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和总理的核心改革计划也处于危险之中。同样从总理府调任至联盟党党团领导职务的托斯滕·弗赖 (基民盟) 也在为养老金委员会“真正明智的建议”辩护。
“在这种事情上必须小心，不要在这里把整个养老金方案全部打包捆绑，”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 (基社盟) 主席马库斯·索德尔在 ARD 的夏季访谈中警告道。社民党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表示，她“准备就一切进行讨论”。但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对此可能并不感兴趣。
照片：RALF HIRSCHBERGER / AFP 古剧场，建造年份 2016
在某些方面，意大利确实有所匮乏，例如体面的薪水、及时的就医预约或覆盖全境的药妆店。但绝对不缺的是：古迹、名胜古迹、古代名胜。尽管如此，一名来自北意大利维琴察附近地区的男子仍不顾此情况，伪造了一座古剧场。并且为这座自建的景点收取 40 欧元的门票。一名男子声称在北意大利挖掘出了一座圆形剧场。但它并非有数千年历史，而是 10. 年。
罗马的斗兽场或维罗纳的竞技场。希腊语中的 amphí 意思是：周围，两边。而这个男人建造的则是：一座剧场。这座建筑于公元 2016 年在约 5000 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并被宣传为一次惊人的发现。一家小型杂志在一条类似公关的在线报道中称其为“古威尼托地区一颗真正的千年考古明珠”，计划在该地举办活动、音乐会、演出和会议。
然而，就在同年，宪兵队已经采取行动。检察机关在收到社区举报后展开调查。当局很快发现：这是一个现代建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景观保护区内建造。针对该综合体的经营者已启动调查。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付费游客在此期间参观了这座伪造的圆形剧场。在 Google 地图上仍能找到该地点，并标注为“暂时关闭”。网上还能读到一些热情的评论，甚至有些日期在 2025 年。“一个位于自然之中的神奇之地，”评论中这样写道，还提到了“壮丽的景色”以及“特殊的能量与光芒”。以及关于经营者的描述，他“将快感……”
如果德国选择党 (AfD) 成为榜样 如果该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执政，他们还希望彻底改革那里的教育政策。教师们的担忧正在增加。
今日话题 《南德意志报》 电视节目单 2026 年 4. 月至 10. 月
创纪录的高点。这次举措现在令人惊讶，部分原因是该方案在几周前就已经启动了。投资者希望美国与伊朗的战争能有所缓解。来自东部的要求，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印象：这位在过去一周中表现多多的总理正在丧失权威。
必须倾听来自内部的批评。这增加了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的压力，使其必须在秋季推动该项改革——正如黑红联盟在原则上所决定的一样——且不做出重大削减。鉴于 德国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 作为“63 岁退休”的传统拥护者，如果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甚至不能让自己的成员达成一致，那么社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坚持立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州长马努埃拉·施韦西格（SPD）再次要求，在缴纳 45 年保险费后应维持无扣减退休金。
法兰克福 —— 德国股票指数 (Dax) 在周一上午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点，首次突破 26 000 点大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投资者对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接近的希望。该德国基准指数在周一上午上涨至 26 005,10 点，与周五相比上涨了 1,47%。在交易开始后不久，Dax 就超过了 7 月初创下的 25 900,10 点的历史最高纪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周末宣布将与伊朗进行新一轮对话。随之而来的是，油价在周初大幅下跌。
伊朗方面周一向媒体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谈判。相反，德黑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他们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临时解决方案进行沟通。
DPA, 路透社
经济
日本与美国支撑下跌的日元
东京 —— 日本数十年来首次与美国共同在货币市场进行干预，以支撑疲软的日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周日（当地时间）确认了美国对日元货币的援助，并将其称为友谊的象征。“他们的日元疲软，需要一点支持。我们随时准备帮助日本，”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回答一名记者的询问时说道。他认为此次共同干预证明了东京与华盛顿之间良好的关系。
《南德意志报》第 4 页，经济
（接前文）“我准备讨论所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 副主席兼联邦劳工部部长 贝尔贝尔·巴斯 周日在 ZDF 电视台表示。她随即指出，这项改革“确实是一个整体方案，应尽可能保持完整”。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从一开始也明确表示，该方案不应被拆分。尽管如此，萨克森州州长 米夏埃尔·克雷奇默 仍威胁要与其他成员一起在联邦参议院阻止这一计划。“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无法在联邦参议院同意养老金和护理改革。如果其他州也不同意，那么这项养老金和护理改革就无法实现，”他说道。事实上，养老金改革的大部分内容即使没有各州的同意也可以通过。
评论，媒体
（接前文）……解释得“非常精准”且“非常友好”。而现在，这位友好的经营者已在狱中。他在一审及随后的二审中因非法建筑活动和伪造艺术品被判刑。他的辩护律师对此裁决提出了上诉。其中，他们主张伪造行为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人都能看穿。然而，意大利的第三级也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Cassationsgericht）维持了原判：两年四个月监禁。据《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报道，在他申请缓刑失败后，他现在已开始服刑。不过，经营者本人至今仍在其网站上声称，该剧院是一个……
真正的历史场所。至于这座露天剧场（Amphi-theater）将如何处置尚不明确。它早该被拆除，但现在依然屹立，仿佛是为了跨越时代而建。Elisa Britzelmeier
天气 38° / 15° ▲ 白天 ▼ 夜间 周二天气闷热。随后将出现强阵雨和雷暴。局部地区有强降雨、冰雹和强风等极端天气。仅巴伐利亚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较为干燥。沿海地区气温在 25 到 31 度之间。其他地区为盛夏酷暑，31 到 38 度。见第 18 页以及巴伐利亚州板块。 《南德意志报》(SZ) 提供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sz.de / zeitungsapp
“我们被德国选择党 (AfD) 塑造成了敌对形象” 教室里的极右翼口号和墙上的勾十字——一名校长对此予以反击。一次关于青少年的未来焦虑以及德国选择党 (AfD) 计划的对话。 ……致力于达成共识，并制定了一份校内民主教育指南以及一份应对歧视性言论的行为指南。我们必须反驳某些言论，且必须在立场上保持坚定。针对勾十字，我们简单地设计了一些贴纸，上面写着“#No Racism PFFG”。人们会将贴纸贴在上面，作为反抗的标志。我不可能每次都花钱请木匠来修理。 采访者：Vinzent-Vitus Leitgeb
当马可·拉德维希 (Marco Ladewig) 谈到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哈尔登斯莱本的弗里德里希-福斯特教授体育馆 (PFFG) 时，他很喜欢强调那是“他的”学校。这不仅是为了表达他作为校长的特殊责任感：拉德维希将整个职业生涯都与 PFFG 绑定在一起。2010 年，他在这里开始实习，随后成为历史和生物教师，自 2017 年起领导该校——并亲眼目睹了这里氛围的变化。
其中有些仅仅是青少年的挑衅，还是全部源于政治信念？ 有些肯定是在挑衅。有些则来自家庭，在这些家庭中，人们投票给德国选择党 (AfD)，或者成年人甚至可能在德国选择党 (AfD) 中活跃。但总体而言：当我观察我的学生时，我看到的首先是一代人，他们有着极其巨大的未来焦虑。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以及向他们袭来的海量信息，他们感到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能提供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确实是非常诱人的。我也经常询问这些年轻人从哪里获取新闻：社交媒体，那里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从而改变了视角。在我自己的班级里，22 个家庭中只有三个订阅了报纸。
《南德意志报》(SZ)：拉德维希先生，在 9 月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民调中，德国选择党 (AfD) 的支持率处于 40% 左右。您在学校里是否也感觉到该党正获得更多支持？ 马可·拉德维希：是的。在上次州议会选举中，我们就经历过学生们故意摆弄德国选择党 (AfD) 的圆珠笔，并观察教师如何反应的情况。我们偶尔会发现刻在课桌上的勾十字和其他极右翼符号。曾有人对着一名坐轮椅的学生大喊：“1936 年你早就被毒气室杀掉了。” 即使是在近年来的青少年模拟选举中，我们也看到一种……
那些选择绿党或左翼的人，以及越来越多在德国选择党 (AfD) 面前勾选选票的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划分。去年，我们在学校进行了投票，决定是否加入“无种族主义学校——勇气学校”网络。为此需要 70 Percent 的学生和教师投赞成票。没错。我们以一个主题周开始，在体育馆里进行了秘密投票，配备了投票间和所有相关设施。最后，缺了几个票。然后你看到有些学生在击掌，觉得这很好。随后，一些人在交谈中用右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叙事来证明他们反对的理由。因此，我们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拒绝特定的价值观和规范。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马尔科·拉德维格 (Marco Ladewig)，44 岁，领导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Sachsen-Anhalt) 的哈尔登斯莱本文理中学。他批评德国选择党 (AfD) 试图增加进入文理中学的难度，并计划取消学校社会工作。照片：私人。您与家长的接触方式是否也发生了变化？是的。第一次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那时人们感觉到，不再是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而且存在不可调和的立场。有些人绝对反对防护措施，而有些人则指责我们强迫孩子去学校，不惜承受后续损害。自那时起，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我必须与家长进行更多的沟通。由于德国选择党 (AfD) 的影响而出现的新情况是：有些人遇到问题不再通过直接接触我们的方式来解决，而是直接寻求公众关注。您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对于诽谤、种族主义侮辱和违宪符号，我们当然有学校法律层面的处理手段。针对日常情况，我们在教职员会议中进行了进一步培训，并邀请协会来向我们普及关于微侵犯和日常种族主义的知识。我们采用了博伊特尔斯巴赫共识。
对于德国选择党 (AfD) 来说，学校并不是一个让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优秀学生和弱势学生相遇并获得支持的融合之地。对于这个极右翼政党而言，成绩竞争处于首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Sachsen-Anhalt) 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Mecklenburg-Vorpommern) 的州分部在他们的竞选纲领中明确阐述了如果他们上台将要做出哪些改变。这两个联邦州都将在 9 月进行选举，德国选择党 (AfD) 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领先，分别达到 41 和 36 Percent。教育由各州负责，州政府可以决定并影响许多事情——但并非所有事情。以下是最重要的问题和答案。只有极少数家长希望在家教育孩子。那么融合教育 (Inklusion) 怎么说？融合教育对于德国选择党 (AfD) 来说是一个他们想要终止的“意识形态项目”。但德国在 2009 年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必须允许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就读普通学校。从官方层面，德国选择党 (AfD) 无法取消融合教育。但迈克尔·弗雷泽 (Michael Wrase) 表示，他们可以通过将学校重新定义为特教中心来轻易地对此进行破坏。这样一来，学生就会被分配到这些中心，正如德国现存特教学校的经验所示。德国选择党 (AfD) 是否会放宽强制入学制度？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Sachsen-Anhalt) 的德国选择党 (AfD) 承诺让家长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做出选择，这引起了很大关注。然而，强制入学制度被写入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宪法，而该宪法只有在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情况下才能修改。此外，联邦宪法法院在多次裁决中也强调了定期就学的重要性。
是否可以对难民儿童进行分开教学？该党（德国选择党）希望将所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儿童安置在“特殊班级”中教学，从而传播一种排外信息，即他们在德国的居留“仅是暂时的”。然而，如果根据学生的来源将其永久分开，这将违反德国《基本法》中的禁止歧视条款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目前，仅允许设立临时班级，以便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语言。教师是否应遵守严格的中立原则？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授权。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授权。 2 周二，4. August 2026, 第 177 期
DEFGH 今日话题 HBG HBG 学校 德国选择党可能会在秋季在多个联邦州进入政府——并随之改变教育政策。目前，该党已经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干预学校生活。 拼贴：STED / SZ，图片：IMAGO
就学是否有利于儿童的社会能力。希尔德斯海姆大学公共法教授迈克尔·弗雷泽（Michael Wrase）表示：“这一要求不过是烟幕弹。德国选择党此举主要是在表达对国家机构的不信任。”
在社交媒体上，教师和学校遭到攻击。我们被德国选择党塑造成为敌人，被称作“左翼肮脏之辈”。我们被指责在对孩子进行洗脑。在一次关于“无种族主义学校”的投票失败后不久，该党州主席就在 Instagram 上发帖称，勇敢的学生们阻止了学校屈服于左翼的“心态恐怖主义”。
我在 2024 年 11 月遭遇了一次网络暴力（Shitstorm），因为那天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且红绿灯执政联盟破裂。这种发言难道没有留在学校内部吗？不久后我就接到了第一通家长电话，询问我怎么敢发表如此具有“政治色彩”的演讲。与此同时，Facebook 上的帖子开始刷屏，称我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必须对我进行举报。
但我对此持有非常务实的看法：公务员已经就州宪法宣誓效忠，并有义务遵守学校法。法条中明确规定，我们必须抵制极端主义，并使孩子们能够成为民主社会的一员。无论我的个人观点如何，这就是我的准则。
为什么？我是一名历史学家，我感觉到：历史性的事件正在发生。因此，我想在第二天通过广播给学生们一些启发：我说我能理解有人感到不安。但作为民主人士，我们必须接受美国的选举方式，即使当选者是一名被定罪的罪犯。此外，我们可以信任，即使联邦政府破裂，这里的体制依然在运作。我还播放了一首格哈德·冈德曼（Gerhard Gundermann，编辑注：一名东德民谣歌手和摇滚音乐人）的歌曲。歌曲讲述了世界的改变，并说道：只要人们拥有朋友……
您自己有党籍吗？没有。我的党籍和衡量准则是《基本法》。如果一名学生或一名……
面对质疑此点的政治团体，我必须予以反击。为此，我们需要仔细考虑在哪些议题上可以让讨论自然进行，而在哪里必须划定界限并予以反对。也许我很天真，但目前还没有人在我的车胎上扎洞。我认为：这是我的学校，我对它负责，并承担着教育使命。
您的这种态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我 1981 年出生在东德，在孩童时期就亲身体会到了什么是独裁政权，体会到了它如何划定家庭之间无法逾越的界限，以及如何割断纽带。
教师何时必须进行抵抗 德国选择党 (AfD) 想要放宽强制入学制度并终止融合教育。然而，教学必须遵守教育标准。且公务员无需服从每一项指令。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希望引入一项严格的中立规定，届时教师在学校内将不得表达其政治观点。但这将违背宪法基本法中确立的言论自由。此外，全德适用的《公务员法》规定，教师必须明确反对反民主的言论。
多年来，德国选择党在全德范围内的学校中通过强调所谓的中立规定来煽动不安。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虽然所谓的公务员“克制原则”要求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但当涉及人类尊严、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时，教师们不能保持中立。
不过，如果教育部由德国选择党领导，也并非拥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例如，他们无法取消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课程，因为对此有文化部长会议 (KMK) 的强制性指导方针。然而，如果一个联邦州忽视这些方针，如何强制执行则尚不明确。
德国选择党能否在教育政策上强行主导？ 专家们希望，文化部、学校办公室和学校管理部门中的公务员体系能够阻止这种情况——也就是说，那些宣誓效忠宪法的人。如果上级的指令违反法律，公务员必须进行“异议申诉”(remonstrieren)。这意味着他们有义务指出该指令违宪，因此不会执行。
虽然德国选择党会像任何新政府一样更换高层职位，但由于公务员是终身制，他们无法更换整个行政管理队伍。
更改教学大纲的难度如何？ 教学大纲是由各州教育部委托相应的州立研究所制定的。因此，改变历史课的重点是可能的，正如德国选择党所宣布的那样——例如将德意志帝国更强地纳入教学重心。
目前，仅在德语、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第一外语等核心科目中存在全德统一的教育标准。对于历史、政治和社会研究等科目引入此类标准，对文化部长会议 (KMK) 来说迄今为止过于繁琐。
法律专家迈克尔·弗雷泽 (Michael Wrase) 估计，高级公务员中德国选择党选民的比例相当低。他认为，持批评态度的公务员可能会通过详尽的审查，阻塞或至少延迟其他非违宪的指令。
但即使在目前的基民盟 (CDU) 领导的政府下，已经出现了其他信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学校办公室在去年……
在 90 年代，我在学校里被告知，一个政党拒绝基本权利是不可想象的。我正是通过助学金（Bafög）和国家教育才得以晋升。而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教师被举报的局面。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内，我就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欢迎。我们是谁，竟敢预判一个十岁孩子的成长发展？德国选择党 (AfD) 想要取消学校社会工作，但我了解数据。儿童中的心理社会和情感障碍、抑郁和焦虑状态正在增加。虽然我们拥有高度专业的教师，但面对如此之多的个体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工作者，我们几乎无法应对。自 2025 年 12 月起，我们的学校社会工作者岗位一直空缺，我们亲身体会到了缺乏这类专业知识意味着什么。
法律框架可能会被德国选择党 (AfD) 改变。您对此怎么看？我自己是一名公务员，如果我的雇主要求我做某些事情，我就必须执行。但如果我认为某件事违反了《基本法》，我也必须提出异议（remonstrieren），也就是反对。即便我所致力于维护的东西被从州宪法中删除——这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依然有《基本法》存在。我可以据此行事，我也信任它。既然您持有批评意见，为什么仍然邀请一名德国选择党 (AfD) 的候选人到您的学校参加讨论？反对的理由确实存在。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在这次充满争议的选举之前，青少年应该听到所有的声音。这种“争议性原则”是博特尔斯巴赫共识（Beutelsbacher Konsens）的一个基本支柱。各年级在讨论之前和之后都进行了深入的准备和总结。这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但最终我想实现两点：一是让学生回家讲述此事并与父母讨论；二是希望他们在下次联邦议院选举时能想起这次经历，再次观看讨论，甚至亲自参与。我坚信，这样他们会成为更加成熟的公民，希望他们能更自觉地做出选举决定。那么，在德国选择党 (AfD) 政府的领导下，您对自己的学校有怎样的预期？对于学生的潜在教育成就，我会更加担忧。德国选择党 (AfD) 想要增加进入文理中学的难度。仅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想说：无论学校的升学建议如何，每个孩子首先都应该有机会进入文理中学。在来自德国选择党 (AfD) 的压力下，一名教师因为在学生询问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投票给德国选择党而受到了警告。这是允许的。当事人将这次警告解释为部门的“抢先服从”，并已提起诉讼。掌握在手中。在德国选择党 (AfD) 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这可能会吓跑教师。尤其是该党计划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Sachsen-Anhalt) 的教育部直接设立一个投诉处，让家长和学生可以举报所谓的“教师和校长行为不当”。那么，德国选择党 (AfD) 还能实施什么？教育法学家 Wrase 表示，为了影响学校的工作，并不一定非要修改法律或教学大纲。这也可以通过资金来实现，例如给中学（Sekundarschulen）提供比文理中学更好的设备，或者在学校数字化设备和社会工作方面削减开支，或针对“反种族主义学校，学校...”这一倡议。
……以“勇气”为名而削减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来实现，例如指示学校必须悬挂德国国旗并在庆典上播放国歌。同时，教育部和学校管理部门可能会通过警告和纪律处分，让那些不顺从的教师生活艰难。尽管这些教师可以在法庭上提起诉讼，但这可能会在教师群体中造成大规模的焦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教育与科学工会 (GEW) 认为，在德国选择党 (AfD) 的政府领导下，教师们甚至很可能会离开该州。这将进一步加剧教师短缺问题。联邦政府有哪些应对手段？虽然学校由各州和市镇负责，但联邦政府提供资助金，例如在“起跑机会计划”或“数字化协议”中。联邦政府可以扣留这些资金。此外，从理论上讲，州长会议 (KMK) 也可以不再认可由德国选择党执政的联邦州的教育学历。但这一门槛很高，必须是基本质量标准或法治原则受到了系统性的破坏。莉莉丝·沃尔克特 (Lilith Volkert)
教师和学校管理层应该预期什么？德国选择党希望实现学校的“去官僚化”，以便教育工作者能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在德国选择党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纲领中称，这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敬业教师”。然而，多年来该党在全国范围内一直在向不认同其世界观的教师和学校管理层施压——尽管在法律上他们并未做任何……
安德里亚·维默 (Andrea Wimmer) 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午后体会到了身体受到攻击的感觉。她认识那个男人，他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们已被接管。青少年福利局将孩子们送到了她所领导的保护中心。这个男人定期来看望两个女儿，分别十岁和十二岁。半年以来一切进展顺利。但随后他突然崩溃了。像往常一样，他按响了儿童保护中心的门铃。因为认识他，工作人员为他开了门。安德里亚·维默回忆道，那个男人刚踏进院子就开始大吼大叫。他大喊着要带回他的孩子。“他攻击我们，就像在进行一场拳击赛一样。”他推搡着工作人员，向入口门走去。安德里亚·维默身材高大，经验丰富且果断，她让所有孩子进入屋内，挡在男人面前。她说，男人随即发起了攻击。听到吼叫声的邻居报了警。当六名警察将父亲制服并压在地上时，他的女儿们刚好放学回来。安德里亚·维默还记得，当父亲躺在地上时，她的员工是如何把孩子们抱进屋里的。就在当晚，女孩们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父亲不知道地址的保护中心。她现在经常想起那个攻击她的、咆哮着的父亲。安德里亚·维默说，那天改变了慕尼黑西区这家儿童保护中心的某些东西：他们意识到，那些孩子被接管后的父母所产生的愤怒、狂躁和绝望，也可能指向像她这样的社会工作者。这意味着在关键时刻，他们不仅必须保护他们负责的孩子，还必须保护：他们自己。现在已经……
一个月前，在施塔德（Stade），一名孩子被青少年局接管后，其父亲枪杀了母婴机构的三名员工和青少年局的三名员工。三周后，他在看守所自杀。自从施塔德事件发生后，安德里亚·维默（Andrea Wimmer）再次频繁地想起十年前她自己遭到袭击的那一天。想到她和她的同事们也可能遭遇同样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工作也涉及这些人：那些想要夺回孩子、感到无力的绝望母亲和愤怒父亲。而没有人能准确知道他们是否会突然失控，或者何时失控。青少年局员工的决定并非简单，且没有人单独做出决定。员工们表示，接管孩子始终是最后的手段——即在其他方法均无效或危险紧急的情况下。在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
安德里亚·维默坐在儿童保护屋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在底层，有人在弄餐具叮当作响，孩子们在走廊里叫喊。而在上面一层，安德里亚·维默讲述了在遭到袭击时进入的一种紧急状态。那种被威胁的感觉。“袭击次日，我的眼泪不断地流，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流下来。之后我们思考如何与家长打交道，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一方面，这是家长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有人抢走他们的孩子。而另一方面：如果青少年局犹豫太久，孩子的生命可能会陷入危险。就像 2006 年在不来梅发生的情况那样。当时两岁的凯文（Kevin）被决定从家庭中接走时，他其实已经死亡好几个月了。儿童和青少年在被接管后，首先会被安置在安全地带，例如在慕尼黑的儿童保护屋等保护中心。父母要么同意接管，要么由家事法院决定。在保护中心，员工、治疗师或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医生会评估孩子的状态、需求以及缺失的东西。几天后，会与父母商讨后续方案。慕尼黑的儿童保护屋是一栋带有木地板和吱呀作响楼梯的老建筑，有一个花园和一个小院子，那里可以放置一个充气戏水池，让孩子们骑着平衡车转几圈。九名儿童生活在两层楼中，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十岁。地下室存放着冬装外套、运动鞋和一个装满毛绒玩具的箱子，用于应对最初的几天，尤其是最初的几个夜晚。因为那时对孩子们来说，一切都比平时更加陌生。毕竟，目标是让孩子们回到
父母身边。前提是父母改变了家庭状况、接受了帮助，或者其中一方与暴力伴侣分开了。有些孩子在几周后返回，有些则搬入寄宿小组，之后再回到父母身边。但也有一些孩子永远无法回到父母身边，而是在福利院或寄养家庭中长大。在慕尼黑的儿童保护屋中，这类病例尤为多。该机构是德国 2334 处保护中心之一。这是一个青少年局员工将那些在家庭中不再安全、被殴打、虐待、侮辱的孩子送来的地方。这些孩子未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健康成长所需的照顾。去年，青少年局接管了 56900 名儿童和青少年。其中包含 16500 名脱离父母的未成年人。
从国外进入德国。在另外 40400 例中，儿童被从家庭中带走，是因为警察、亲属或学校报告了儿童福利受到威胁，或者因为儿童和青少年本人向青少年福利局请求帮助。在这些情况下，青少年福利局有义务采取行动。显然，当父母听到“你对你的孩子构成了威胁”时，他们会感到痛苦。
自施塔德（Stade）事件以来，这个国家也在讨论社会工作者的安全问题。讨论是否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保护那些受国家委托保护他人（例如儿童）的人。而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地会深切介入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
自施塔德事件以来，安德烈亚·维默（Andrea Wimmer）及其团队在慕尼黑讨论安全问题的时间比之前更多了。他们对此非常熟悉：有些母亲在探视后想带走孩子，尽管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有些父亲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经常见到孩子，于是变得愤怒且大声——他们在工作中反复经历这种情况。
有些婴儿在出生后几天就被接管照顾，因为在诊所中就发现父母完全无法应对。或者父母依赖安眠药，导致意识模糊，以至于在孩子需要他们时毫无察觉。有时，一名小学生会告诉老师，爸爸或妈妈打他。而总有青少年站在青少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面前请求帮助，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家庭环境。窗外，孩子们在笑，用喷水枪互相喷水。
一个孩子是留在家庭中还是被接管照顾，这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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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页 DEFGH 第 177 号，星期二，2026 8月 4日 3
在像慕尼黑这样保护场所生活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环境是不安全的。这些孩子曾遭受殴打和羞辱。有些人几周后返回父母身边，而有些人则永远回不去了。
照片：CATHERINA HESS
当父母失控时 自从施塔德发生了六人被枪杀的事件后，许多社会工作者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在慕尼黑的儿童保护之家度过的一天，在那里，他们深知父亲和母亲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愤怒。 作者：Kathrin Aldenhoff
安德烈亚·维默表示，她根本没有想到要报警。在二楼，安德烈亚·维默打开了电风扇。“有很多优秀的同事，他们每天倾尽全力，为需要保护的孩子们提供保护，”她说，“社会工作者想要拯救世界，这很好。但在过程中不能忘记照顾好自己。”
例如，她和团队讨论过在房屋中安装报警系统。他们现在考虑，未来的夜班是否最好由两人共同执行。这里局面升级或有人崩溃的风险很高，因为情感波动极大。因为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没有什么比被指责虐待自己的孩子更糟糕的事了。因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充满了情感和依赖。
然后，突然有人说：你对你的孩子构成了威胁。
有些人认为，在施塔德事件之后，应该更多地讨论社会工作者的安全问题，尤其是要采取更多实际行动。例如在执行任务时由警方陪同……
与父母进行批评性谈话。需要中立的空间来处理敏感会面，且必须在机构之外。需要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更多培训，例如如何评估父母、如何平息局面。以及在房间里的坐法，以便在谈话升级时能迅速撤离。几天前，他们本应像往常一样，陪同一名在儿童保护之家照顾了数周的孩子与父母进行首次重逢。安德里亚·维默（Andrea Wimmer）的员工们感到不安，因为在过去，这对父母表现得很具攻击性。因此，他们取消了会面，改为视频会议。如果不是发生了施塔德（Stade）事件，他们可能会直接前往。那次袭击改变了一些事情。青少年福利局和保护中心正在审查安全方案。对于有些人来说，施塔德事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就像最近，在施塔德袭击发生几天后那样。
有人在半夜一遍又一遍地按门铃，并在儿童保护之家的门前放置垃圾和糖果。是一个迷路的散步者，是青少年，还是一个想见孩子的绝望母亲？他们不知道。值夜班的员工对此感到非常惊恐。例如，慕尼黑的青少年福利局目前正在检查所有的安全措施、所有规则和方案。它们是否足够？是否需要补充？在汉诺威，青少年福利局的员工将获得移动紧急按钮，在进行家访时也可以携带，此外还计划进行去升级培训和进修。联邦政府正在致力于一项改革，在施塔德事件之前就已经在做了。一名发言人表示，这项改革旨在……自从施塔德事件后，安德里亚·维默不得不更频繁地想起她在这里亲身经历过的威胁性局面。想到
这件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进来。那个九岁的孩子观察着他们，然后问那个女孩：“那是你爸爸吗？”一名护理员说：“那是出租车司机。”每天早晨七点到八点之间，出租车司机将孩子们从家里接走，送往幼儿园或学校，下午再将他们送回。路程往往很远，大多数孩子仍就读于原来的学校——在突然间几乎一切都改变的生活中，这带来了一丝正常。在这栋房子里，住进了一些从未被与沟通的孩子，一些身体上带着被烟头烫伤疤痕的孩子，一些得不到足够食物的孩子，一些在极肮脏的公寓中长大或被关在衣柜里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未能照顾好他们，也许是因为抑郁症或药物成瘾过于严重。孩子们与家人分离，是因为他们在家里
处境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想念父母。“这是允许的，”安德里亚·维默说。她说，如果孩子们想家，如果他们询问什么时候能再次见到父母，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与父母之间仍有纽带。父母们定期来这里探视孩子，在社会工作者的观察下与他们玩耍并亲昵。房内几张儿童床旁边挂着家庭照片，照片中母亲和孩子正对着镜头微笑。那个刚来时一个字不说的小男孩，现在已经开始说话了。而有些孩子的房间里没有挂父母的照片。那些异常快速地适应环境、玩闹奔跑且不询问父母去向的孩子，安德里亚·维默知道，他们的经历极其糟糕。“这种临时保护安置始终是一种危机状态，”她说。一种……
家庭和孩子，甚至社会工作者都必须面对一种造成痛苦且让每个人都感到沉重的局面。“这就像一声惊雷，深深地介入了家庭以及父母的权利。它迫使他们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可能是极其激烈的。”她表示，人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即可。“我深信所有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然后有人走过来对你说：‘你的做法还不够，你做错了。’我能理解父母的悲伤和愤怒。”然而在她的看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接管保护（Inobhutnahme）正是正确的途径。维默讲述了两个女孩的故事，分别三岁和五岁。在那起案例中，母亲在伴侣去世后陷入深渊，酗酒且滥用药物，严重到在这些阶段数月之久无法照顾孩子。“当时发现母亲处于严重的酒精中毒状态，体内充满各种药物，完全无法将其唤醒，”安德烈亚·维默说。“孩子们在公寓里乱跑。于是他们被接管保护了。”联邦家庭部在回复查询时表示，将使儿童和青少年援助更高效、更有效，并加强青少年福利局（Jugendämter），“以便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在未来也能获得他们应得的支持和服务”。有些人已经在儿童保护领域工作多年，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未被关注。社会工作者们表示，例如在预付抚养费（Unterhaltsvorschuss）方面的削减以及新基本保障制度中更严格的规定，增加了家庭的压力。随之而来的，是压力也传递给了在青少年福利局、保护中心以及母婴机构中与这些家庭打交道的工作人员。
在青少年福利局的第一次谈话中，那位母亲说她想要回孩子，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一切。“父母们经常这么说，”安德烈亚·维默说，但他们最终没能做到。“而这位母亲不同。”经过治疗、住院、戒毒，随后数月保持清醒——一年半后，孩子们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名社会工作者定期走访该家庭。“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安德烈亚·维默说。对于孩子们、父母、她个人以及青少年福利局而言皆然。如果孩子们从不提起家里，她就知道：情况曾经糟糕到了极点。但并非所有案例都如此。她和团队照顾的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回到原家庭。因为暴力没有停止；因为父母根本无法照顾孩子；或者因为母亲有了新伴侣，不再想要自己的孩子——他们在这里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工会反复批评社会工作资金不足、负担过重。安德烈亚·维默表示，现在来到她这里的孩子，经历过太多，承受了太多。在以前，这些人本该更早被带走。然而青少年福利局缺乏员工，而现有人员必须确定优先级：紧急问题优先处理。因此，处理简单案例的时间减少了，例如那些寻求帮助的家庭。有时，由于没有人及时提供帮助，问题反而进一步恶化。现在是傍晚时分。客厅里，孩子们围坐在桌子旁，将塑料珠子粘成彩色的蝴蝶和心形；一名社会工作者站在厨房里，在切晚餐用的西红柿——家政助手请病假了。18 点将供应晚餐，孩子们可以依赖这一点。同样可以依赖的是，他们会被带到床上睡觉。随后，安德烈亚·维默讲述道
关于一个三岁男孩，几个月前刚到这里时一个字也不说。她走过房子，走下楼梯进入院子，向那些已经从幼儿园回来的孩子们问好。“你手里拿着什么？”她问起刚才提到的那个三岁男孩。“肥皂泡，”他回答。对她来说，儿童与青少年援助并非必要的恶，而是能够产生影响的事。安德烈娅·维默（Andrea Wimmer）说，情况可以重新好转。“每个孩子在每一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一名在这里工作了 25 年的员工讲述道，她在每个孩子睡前都会对他们说一些亲昵的话，随后她开始对着一个三岁男孩念她的口诀：“睡个好觉，做一个甜甜的梦，梦见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以及所有可爱的人……”而那个坐在后面桌子旁玩耍的男孩听到了这些话，并跟着说了起来。这就是那个几个月前刚到这里时还不说话的三岁孩子。男孩骑上一辆三轮车绕圈行驶，兴奋地尖叫着。一个穿着粉色小花裙的五岁女孩在吃梨块，一个九岁男孩在和一个照顾者打羽毛球。然而，这里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来到这里的，而是因为他们被纳入了保护监护——那个九岁男孩就在几天前才被接管。“我无法拯救世界，但我会尽我所能帮助这里的孩子，”安德烈娅·维默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在做这件事，而且非常乐意。”而现在她不会像十年前那样去做的一件事是：挡在一个愤怒的父亲面前。她说，她会确保孩子们处于安全地带，然后报警，并保护好自己。门铃响了，一名照顾者打开院门，一名带着儿童座椅的男人和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孩进——
油价折扣 / 拉巴特（RABAT T） 离开就好 作者：亚历山大·哈格吕肯（Alexander Hagelüken）
这一发展是在预料之中的。伊朗战争持续进行，德国的油价折扣于 6 月底到期——汽油价格再次上涨。在之前加油的价格几乎低至战前水平后，超级汽油自 7 月初以来平均上涨了约 20 Cent；柴油的价格甚至上涨了约 30 Cent。可以预见的是，许多驾驶员对此感到愤怒，而政治家们则会提出一个又一个或多或少有意义的建议。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政府想在特朗普引发的伊朗通货膨胀背景下减轻民众负担，应该采取其他方式：通过一项能源津贴，让护理人员、清洁工和其他相对低收入人群从中特别获益——并且奖励所有现在选择乘坐巴士和火车而非内燃机车辆的人。此外，政府应扩大电动汽车的购车补贴。这将发出一个向气候友好型转型信号。如果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敦促制定新规则，使此类补贴仅限于欧盟国家生产的汽车——那么这同时也可以成为一项早已迟到的工业战略的开端，旨在支持正处于困境中的……
高昂的汽油价格源于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袭击，这次袭击首先没有明确的目标，其次，反复无常的美国总统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将其终结。关于汽油昂贵的抱怨主要表明，德国人仍然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来自不稳定世界地区的化石能源。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一度剧烈上涨的四年多后，仍然相对较少的公民在行驶……
公交车、火车或电动汽车。交通排放量近期甚至有所增加。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帮助德国汽车制造商：通过一种排除了受北京补贴的中国制造商的购买激励措施，从而使像大众（VW）这样的前巨头更容易实现追赶。这比像针对高收入者的公司用车特权（Dienstwagenprivileg）这类补贴更有意义，因为后者也促进了内燃机车的销售，从而维持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没有人需要为廉价燃料感到惋惜。相反，高昂的价格反而有其好处。有人可能会反驳，加油站的高价格部分与其他因素有关：即石油公司利用了当前局面。这确实有一定道理，而政府对此也可以采取措施：引入一项超额利润税，以抽取石油巨头过度获得的利润。
有些市场意识形态者现在会高喊“社会主义！”，并声称这样会建立起“官僚体制”，尽管没人能确定石油公司是否真的获得了过度利润。这两种主张都属于典型的伪论点，在德国经常被用来阻碍进步主义政策。这一切都表明，现在应该让高能源价格的市场信号发挥作用——以激励节约并转向可再生能源。这将加速通往未来的道路，在减轻地球变暖的同时，让德国人免于遭受如 2022 / 23 年以及目前的通货膨胀浪潮。此外，基本法中并未规定有获得廉价汽油的权利。如果政府现在想要减轻民众负担，它本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政府在面对激增的驾驶员愤怒时再次引入加油折扣或类似工具，那将发出完全错误信号。
五月和六月的折扣是错误的，就像四年前的前任折扣一样。政府不仅以此抵消了高价格的市场信号，而且还不成比例地帮助了那些拥有大型车辆且并无经济困难的人。这种折扣暗示，对石油和气体的依赖是可以毫无悔意地享受的；正如德国选择党 (AfD) 的江湖骗子们试图让人们相信的那样。现在维持对化石燃料依赖的人，不会收获感激，而只会经历依赖者在下一次价格冲击时再次要求税收资金救助。以及在下下次冲击时如此。
在 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五家最大的石油巨头将其利润翻了一番。欧盟允许对这类能源公司的利润征收更高税收，只要其利润超过前几年平均值的 20。通过这种方式，德国国库获得了超过 20 亿欧元。这并非社会主义，而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一种不把自己视为石油股东走狗，而是顾及公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为此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术语：社会市场经济。
唐纳德·特朗普 换句话说：内幕交易
按照常规标准，美国总统这次确实越界了：他的平台 Truth Social 未来将出售其发布帖子的访问权限。股票投机者每月最高可支付 100 000 美元，以便在总统的帖子再次引发市场波动时，提前阅读这些信息并以此购买信息优势。作为 Truth Social 的大股东，特朗普本人将从这些款项中获益。……因为一次所谓的公正性不足的采访，从 CBS 电视台获得了 16。
敲诈。人们常说，特朗普的打破禁忌之举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这并不完全正确，他的前任们有时也肆无忌惮，例如试图影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但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确实没错。特朗普的行为方式此前仅见于独裁者。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怒。几乎没有抗议。特朗普的许多粉丝单纯地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商人，在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但民主党人也出奇地安静。出于权衡，他们此前在攻击特朗普的出格言行时已经吃过亏。特朗普的自我敛财以及对此温顺的反应，表明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崩溃程度。——安-卡特琳·内齐克 (Ann-Kathrin Nezik)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这是由最高权力机关合法化的内幕交易。特朗普由此彻底将他的职位变成了一家自助商店。因为这只是延续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行为：特朗普通过加密货币交易赚了 14 亿（注：原文为1,4 Milliarden，即14亿）美元。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揭露的，特朗普向公司施压，要求他们为其总统图书馆捐赠数百万美元。
股票市场：危机与创纪录的股价对许多人来说，往往像是一个来自平行世界的嘲讽问候，在那个世界里，他们的担忧根本无关紧要。这完全可以理解。例如，当一名汽车集团的工程师或工人周一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达克斯指数（Dax）创历史新高”的紧急新闻，而与此同时，他可能在电子邮箱里收到一份人事部门的遣散方案，因为雇主计划裁减数千个岗位时，他们会对此作何感想？
这种亢奋如何与该国的危机氛围相协调？
由于他们进行长期企业投资，并希望从未来的发展中获益。股市价格反映的不是现状，而是可能性。周一的达克斯指数纪录仅表明：投资者认为德国经济的发展将比此前预期的略好一些。这部分归功于伊朗和平的预期、对油价下跌的希望，以及部分良好的季度报告。当然可以列举一系列导致股价下跌的负面因素。但显然，投资者目前持乐观态度。对于那些深受危机之苦、甚至担心丢掉工作的人来说，这暂时没有帮助。但没有理由为此愤怒：达克斯指数的纪录是一线小小的希望之光。而一点点乐观肯定没有坏处。——冈纳尔·赫尔曼 (Gunnar Herrmann)
人们常将此解释为：股市已经与大多数人赚取生活费的实体经济“脱节”。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突破性的见解：股市价格不能反映经济现实，这本身就是其特性。大多数投资者购买股票，是因为他们希望长期持有公司股份并从其未来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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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二，2026, 8月4. 号，第 177 号 DEFGH 观点 大麻
……导致了不恰当的快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导致了一次不幸地令人难忘的“地狱之行”。 文 / 维尔纳·巴滕斯 (Werner Bartens)
这些数据仅为初步数据，且调查周期相对较短。尽管如此，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院的成瘾研究专家的分析显示出一种趋势：自从大麻部分合法化以来……
2024年4月，因药物滥用而入院的人数有所增加。中毒和精神病发作的情况有所上升。成年人的数量在增加后保持在较高水平；青少年的数量最初有所上升，但随后又回到了接近初始值的水平。据估计，在该法律生效后的一年里，约有 1400 名患者因消费大麻而被额外送入医院。随着部分合法化，获得医疗大麻也变得简单得多。部分消费者可能已经转向使用医疗大麻，毕竟即使不是出于医疗目的，它也很容易获得。通过在线药店且无需接触医生，就可以 problemlos地获取这种麻醉药。问题在于：非法来源的大麻中 THC 活性成分的浓度平均为 15 百分比，而医疗大麻中的浓度则高达 24 百分比。而更高的剂量——对于这一认知，无需成为医生也能明白——必然会带来更高的风险，导致糟糕的幻觉体验、心理异常状态以及住院治疗。另一个导致滥用和急诊病例增加的原因可能是，随着新规生效，大麻被从《麻醉品法》中删除，因此医生现在开具处方的难度降低了。
自部分合法化以来，中毒和精神病发作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发展还让谁感到惊讶吗？那些可能导致增长的因素在此之前就已为人所知，因此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虽然法律专家和警方曾警告过，新法在实践中将难以实施，且难以控制少量的私人使用。但来自医学界的质疑，以及精神病学家和其他成瘾专家的反对意见，本来应该具有更重要的分量。虽然数据可能仅是初步的，但一年中增加的一千多起病例，且根据经验，其中一些可能会演变为严重的精神病，这是一个警示信号。是的，酒精和尼古丁更有害，且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它们都是大得多的杀手。但这不能成为淡化大麻虽小但确实存在的危险的理由。部分合法化时所预告的消费量下降并未出现，反而相反。如果给这部法律出一份阶段性成绩单，必须写上：暂时失败。公众的争论以及取消对持有该麻醉药的制裁，降低了使用的门槛，这并不奇怪。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合法化才被诱导去尝试大麻。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可能演变为一次愉快且基本无害的经历。
人物简介 当 7月 23. 的特大火灾威胁到他的城市时，63 岁的市长洛朗·佩龙德 (Laurent Peyrondet) 不愿坐以待毙。火势最危险的进攻路径之一经过拉卡诺 (Lacanau) 南部巨大的松林。如果风向转变，火灾将不可阻挡地向该镇推进。佩龙德并不满足于发出警告和提交申请。他召集了林地所有者、建筑承包商和志愿者，在短短几小时内制定了一套应急计划。在拉卡诺湖 (Lac de Lacanau) 与大西洋海岸之间，人们以极快的速度（部分在夜间）砍伐树木。一个
一条宽阔的沙质隔离带被开辟出来，旨在阻挡火势。早在 1989 年，那里就设置过一条防火隔离带；现在它被修复，宽度扩大到三倍并进行了延长。湖东侧的情况也是如此：通过砍伐和平整，使火势在消防队介入前至少能减缓速度。如今，新创建的防火带甚至在 Google 地图上清晰可见。拉卡诺 (Lacanau) 市长劳伦特·佩永德 (Laurent Peyrondet) 救了他的城市，他认为在紧急状态下，地区内部可以紧密协作。实际上，此类干预需要区政府的许可。推土机必须通过封锁的街道并穿越受保护的森林区域进行运输。在灾难情况下，这种行政流程会耗费宝贵的时间。相反，佩永德依靠非正式的电话沟通和务实的决策。他将市政厅变成了危机中心，工程事务所、农民、林业企业家、建筑商和志愿者在此进出。这种合作极其高效且不拘泥于官僚形式，展示了一个地区在异常状态下可以如何紧密结合。甚至消防队也得到了当地团体的支持，他们自称“Chicanos”——这些志愿者驾驶皮卡车并携带水箱出动，以便立即扑灭余火并遏制小型火灾，防止其失控。佩永德此前在应对海岸侵蚀时就尝试过这种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合作形式。2014 年他首次当选市长，此后多次连任。他的父亲此前也是拉卡诺的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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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词典
破坏者 (Vandalen) 直到今天，“破坏主义” (Vandalismus) 仍被视为无意义破坏欲的代名词，即便在民族大迁徙期间，汪达尔人于公元 455 年洗劫罗马已经过去一个半千年以上。至少，那些被唐纳德·特朗普指责导致华盛顿反思池 (Reflecting Pool) 受损的“破坏者”们，没有直接拆除美国帝国的整个首都。当然，这个词的命名者们绝不会让特朗普白宫里的黄金原封不动。汪达尔人是来自现今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东日耳曼人。406 年他们跨越了莱茵河边界，从 429 年起，他们征服了崩溃中的西罗马帝国一块格外辉煌的领土：以迦太基为首都的北非。在那里，他们在领袖盖塞里克 (Geiserich) 的率领下洗劫了地中海沿岸，最著名的受害者便是罗马本身——汪达尔人彻底洗劫了这座城市，但与他们的名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将其破坏。534 / 35 年，东罗马将领贝利撒留 (Belisar) 的一次远征给汪达尔王国带来了突然且少有人惋惜的终结。汪达尔人随后融入了罗马-非洲人口之中。JKÄ 《南德意志报》插图：Teresa Habild
63岁退休 它惠及了错误的人群 国家认证的 地狱之旅 可能拥有。到这里为止，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只是：在缴纳 45 年养老金后即可领取全额养老金（此前被称为 63 岁退休）的规定，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该规定使那些能相对轻松地进入退休生活的人获益：主要是身体健康且养老金较高的男性。而那些多年只能兼职工作的单亲父母，或是低薪的仓库工人，他们对此毫无获益。
根据经验，这没有任何作用。相反，能帮到他们的是养老金方案。作者：Roland Preuß
首先，这些州长在养老金问题上并没有代表东德人的利益。尽管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斯文·舒尔策、萨克森州的米夏埃尔·克雷奇默以及图林根州的马里奥·福格特声称如此。他们向柏林方面提交了书面声明：为了公民的福祉，我们希望保留缴纳 45 年保费后无需扣减即可退休的政策。但实际上，这三位来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 的先生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东部州议会选举中获得短期内更多的选票，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这也损害了他们的公民。
这场辩论遵循一种扭曲的逻辑：在正式岗位上工作时间更长的人，应该被允许更早退休。因为这将是对“终身成就”的认可。这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德国的养老金体系早已认可了这种终身成就。工作时间更长并向养老金基金缴纳更多的人，以后获得的养老金也会更高。而且，这类人更有能力在承担扣减的情况下提前退休。
一场失败 这三位基民盟州长以及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 的马努埃拉·施韦齐希 (Manuela Schwesig) 和迪特马尔·沃伊德克 (Dietmar Woidke) 正在否决一个由联盟党、社民党和科学界艰难达成的妥协方案。联邦政府的养老金委员会在 6 月底提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养老保障的综合方案。这些建议要求雇员、退休人员和雇主做出一定让步，但它们将使系统在未来几十年保持稳定——且养老金预计甚至会再次上涨。这些建议理所应当地赢得了广泛赞誉。多年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 (基社盟) 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 首次在困难但具有前瞻性的养老金计划上达成一致。
这项改革也将严重影响东德人 养老金委员会关于改革的建议环环相扣，而取消提前退休是该方案的核心要素。这一规定目前每年耗资近 100 亿欧元，如果没有这笔节省，可持续的养老金改革将无法成功。通过提出要求，东部州长们冒着导致改革失败的风险。但这将使一切变得更糟：对于雇员、企业以及退休人员，包括东德的这些人来说都是如此。这将是又一次在争吵中夭折的改革。而选民们多年来对此早已厌倦。这项改革的失败并不会让他们回归政治中间地带。恰恰相反。
仅凭这次共识还不足以成为强行推进计划的理由。但克雷奇默等人的反对意见在内容上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虽然东德的平均养老金高于西德，但人们在老年时的资产依然较少，因为他们获得的企业或私人养老金较少，且[缺失内容]
由南德意志出版社出版 几代以来，家庭根植于大西洋、森林与湖泊之间，洛朗·佩龙戴特 (Laurent Peyrondet) 绝大部分的生活也在此度过。他的政治自我认同深受这种本土根基的影响：决策应尽可能贴近民众，实际的解决方案应优先于冗长的程序。
出版委员会代表：托马斯·肖布博士 (Dr. Thomas Schaub，主席)、奥利弗·弗里德曼博士 (Dr. Oliver Friedmann)、弗里茨-尤尔根·赫克曼 (Fritz-Jürgen Heckmann) 总编辑：朱迪丝·维特维尔 (Judith Wittwer) 副总编辑：罗曼·戴宁格博士 (Dr. Roman Deininger)、乌尔里希·谢费尔 (Ulrich Schäfer) 新闻总监：卡罗琳·梅塔 (Karoline Meta)
Beisel, Jens Schneider 政治：Nicolas Richter, Katharina Riehl 第三页：Jan Schmidbauer, Karin Steinberger 观点：Detlef Esslinger 调查研究：Ralf Wiegand 文化与媒体：Alexander Gorkow, Sara Peschke 经济：Alexander Mühlauer 体育：Claudio Catuogno 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几乎没有哪个市镇比 Lacanau 更直接地感受到气候变化。侵蚀是最巨大的挑战之一。多年来，Peyrondet 一直致力于海岸保护、适应不断增加的风险以及与科学家和建筑公司的合作。这场特大火灾表明，日益严重的森林火灾如今也成为了这些威胁的一部分。知识：Dr. Marlene Weiß 全景：Dr. Hannah Wilhelm 周末：Christian Mayer, Jochen Temsch 慕尼黑、地区与巴伐利亚：Ulrike Heidenreich, René Hofmann; Katja Auer, Karin Kampwerth
视觉编辑部：Wolfgang Jaschensky, Christian Tönsmann (艺术总监) 出版编辑部：Kassian Stroh 视听：Patrick Bauer, Laura Terberl 数据：Marie-Louise Timcke 社交媒体：Britta Schönhütl 值班主编：Fabian Heckenberger, Michael König 各部门首位提及者为 1949 年 10 月 3 日《新闻法》规定的责任编辑。编辑部地址：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电话 (0 89) 21 83-0, 传真：21 83-97 77 电子邮件：编辑部 redaktion@sz.de, 读者来信 forum@sz.de, 订阅服务 aboservice@sz.de 柏林：Henrike Roßbach, Französische Str. 48, 10117 Berlin, 电话 (0 30) 26 36 66-0 在政治上，他隶属于自由派的 MoDem 党，该党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执政联盟的合作伙伴。在两年前最近一次的议会选举前，Peyrondet 被认为是国民议会的潜在候选人。但由于针对兼职任职的新规定，他决定继续担任家乡城市的市长。莱比锡：Iris Mayer, Hohe Straße 39, 04107 Leipzig, 电话 (0 341) 46 26 34 71 杜塞尔多夫：Björn Finke, Bäckerstr. 2, 40213 Düsseldorf, 电话 (0 211) 54 05 55-0 法兰克福：Meike Schreiber, Kleiner Hirschgraben 8, 60311 Frankfurt, 电话 (0 69) 2 99 92 70 汉堡：Ulrike Nimz, Poststr. 25, 20354 Hamburg, 电话 (0 40) 46 88 31-0 卡尔斯鲁厄：Dr. Wolfgang Janisch 斯图加特：Roland Muschel, Rotebühlplatz 33, 照片：VINCENT ISORE / IMAGO IMAGES / IP3PRESS 70178 Stuttgart, 电话 (0 711) 24 75 93 / 94 总经理：Dr. Christian Wegner (董事长), Johannes Hauner 在一场摧毁整个地区并导致超过 20 万人一度被迫逃难的、难以预料的 10 天大火之后，Laurent Peyrondet 今天被许多人视为危机管理的关键人物之一——一位在紧急情况下承担责任并果断采取行动的市长。不仅如此：他还被视为一名英雄。Nils Minkmar 全国广告（不含讣告）：Jürgen Maukner (负责人), Ingo Müller, REPUBLIC Marketing & Media Solutions GmbH, Mittelstraße 2–4, 10117 Berlin, www.republic.de 地区广告与讣告：Sebastian Prahl (负责人),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Hultschiner Str. 8, 81677 München 出 版 社 地 址：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电话 (0 89) 21 83-0 印 刷：Süddeutscher Verlag Zeitungsdruck GmbH, Zamdorfer Straße 40, 81677 München 根据欧盟产品安全条例的联系地址：produktsicherheit@sv-zeitungsdruck.de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保留将其内容用于商业性文本和数据挖掘 (TDM) 的权利
简讯
呼吁禁止德国选择党 (AfD) 柏林 —— 1050 多个法律专业人士支持共和律师协会 (RAV) 要求联邦宪法法院启动禁止德国选择党 (AfD) 程序的要求。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致力于“维护所有人的尊严”是一项义务。RAV 主席安格拉·弗马尼亚克 (Angela Furmaniak) 周一在柏林表示：“这包括我们必须坚决打击像德国选择党 (AfD) 这样违背我们宪法核心基本价值的政党。”作为该呼吁的共同发起人，弗马尼亚克表示：“基本法通过第 21 条第 2 款赋予了我们禁止政党的工具，现在终于必须使用这一工具了。”
EPD 摩洛哥发表声明 拉巴特 —— 在数万名移民涌向西班牙飞地休达 (Ceuta) 之后，摩洛哥政府在首次正式回应中将此次事件归咎于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此次行动并非有组织地进行。他认为网络上的错误信息、走私者的活动以及对一项限制遣返特定移民的西班牙法院判决的误读应对此负责。此前有推测认为，摩洛哥政府可能故意引发或纵容这些事件，以向西班牙施压。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多名移民描述称，他们在边境并未被阻止，反而受到了鼓励。许多其他人报告称，他们是通过 Tiktok 等平台上的视频和消息注意到边境据称已经开放的。
DPA 与昂山素季会面 内比都 —— 自缅甸五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前政府首脑昂山素季 (Aung San Suu Kyi) 首次公开与外国代表会面的消息被披露。军政府发布了影像（照片：法新社），显示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KRK) 缅甸代表阿尔诺·德·巴克 (Arnaud de Baecque) 举行了会谈。关于其所在地及健康状况此前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据国家电视台报道，会面于周一举行。昂山素季与德·巴克会面的具体地点未公布。红十字会确认了此次会面，并称此次会面提供了“与昂山素季进行面对面交谈的机会”。自 2021 年 2 月军事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留。当时军方推翻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并逮捕了这位政治家。
DPA
托马斯·胡梅尔 (Thomas Hummel) 采访 科杜拉·魏曼 (Cordula Weimann)，67 岁，下午时间与她五岁的孙子一起度过，他们在花园里挖土，并给一只大壳蜗牛喂了生菜。魏曼每周照顾一次后辈。除此之外，她希望为这个国家的所有孩子和孙辈塑造未来：她是气候运动分支机构“奶奶们为了未来” (Omas for Future) 的创始人兼主席。最近，“奶奶们”的规模增长迅速，与整体趋势相反。现在，她的成员们不得不再次为一场异常的热浪做准备。 81 岁的老年人此前几乎没有信息。
《南德意志报》(SZ)：魏曼女士，德国的气温又快要达到 40 度了。奶奶们的情况如何？ 科杜拉·魏曼：有些人对此感到非常困扰。尤其是在这样的酷暑日，我们老年人简直像被击昏了一样，无法活动也无法思考。有些人白天根本不想出门，而是等待
家中，直到天气再次转凉。对于那些住在隔热效果差的公寓里的人来说，情况非常糟糕。
兰布斯多夫在耶路撒冷会见赫尔佐格 —— 德国驻以色列新任大使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布斯多夫（Alexander Graf Lambsdorff）于周一向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递交了国书。据总统府称，赫尔佐格在其耶路撒冷官邸表示：“以色列与德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植根于一段痛苦的历史，但如今在许多领域都构成了强大且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兰布斯多夫在抵达特拉维夫后的一篇 Instagram 帖文中强调，他希望推进两国间的双边关系，并“希望能为该地区的积极发展做出贡献”。
KNA 您是否觉得政界已在充分关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被完全忽略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震惊。现在的温度向我们揭示，气候变化再次在加速前进。与我的童年相比，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现在增加植树是好事，但需要十年到 15 年的时间，树木才能真正提供遮荫并起到降温作用。我们本应早点开始。但政界和社会直到今天也只在讨论经济和汽油价格。
基础保障金领取人数减少 柏林 —— 一年内有权领取基础保障金的未成年人数量从 1.75 百万下降至 1.64 百万。根据联邦政府在回复德国选择党 (AfD) 联邦议院党团的查询时援引联邦就业局的数据，在这些有权领取补贴的未成年人中，截至 2025 年 12 月，近 860 000 人拥有德国国籍，超过 780 000 人拥有外国国籍。通常情况下，当父母无法自行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时，儿童可获得基础保障金。总体而言，2025 年 12 月根据相关社会法典 II 领取补贴的未成年儿童比例为 11.7%。其中，拥有德国国籍的儿童比例为 7.2%，而拥有外国国籍的儿童比例为 36.8%。
DPA 柏林 —— 柏林警方在打击街头犯罪中采用了新型人工智能 (AI) 视频技术。据内政部门透露，相应的试点项目将于本月启动。此前《柏林晨报》已对此进行了报道。具体而言，新系统将首先在科特布斯门 (Kottbusser Tor) 部署，随后在华沙大街 (Warschauer Straße) 部署；这两个区域都被视为犯罪高发区。如果试点阶段运行成功，AI 的应用将逐步扩大到其他犯罪率极高的区域。其目标是所谓的“行为与情境识别”。也就是说，AI 将根据摄像头图像识别出人的异常行为模式并相应地发出警报。内政参议员艾丽丝·施普兰格 (Iris Spranger) 强调……
POLITIK DEFGH 第 177, 周二, 2026 年 8 月 4 日 5
“未来奶奶们” (Omas for Future) 的创始人科杜拉·魏曼 (Cordula Weimann) 表示，在像柏林这样的城市里，她们的抗议活动到目前为止进展较为困难。
照片：SZ PHOTO / FLORIAN BOILLOT
“维持现状式繁荣增长”一代。突然之间，年长者们被要求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了气候变化。“未来奶奶们”（Omas for Future）的负责人解释了她如何向老年女性推广现代环保意识——以及为什么必须摆脱“责任追究”的问题。
（当时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意识到问题并开发了可再生能源。那时德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是世界冠军。直到强大的汽车和化石燃料导向的经济游说团体阻碍了这一进程。）
气候运动最近面临很大的困难。“未来奶奶们”如何尝试让人们重新关注这一议题？
通过系统性的基层工作。我们进入协会、活动中心、养老院，在街道或城市节日中设立信息摊位。实现变革需要教育，因为许多——尤其是 50 岁以上这一代人——根本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直到几年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还被认为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被教育要推动经济前进：更高、更快、更远。我们一直因此受到赞扬。而一夜之间，一切都错了，而且我们要为气候变化负责。这对许多人来说很难理解。
您的基层工作具体是如何开展的？
例如，我们使用互动式未来测验，因为人们最喜欢在游戏中学习。或者在信息摊位上使用幸运转盘，同样需要回答测验问题。内容涉及气候、自然、饮食，或者关于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未来的问题。通过这些方式，对话随之产生。经常收到的反馈是：“我之前不知道这件事。” 随后，我们会提醒老年人们，他们仍然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如今，超过一半的选民年龄在 50 岁以上。因此，他们往往是奶奶和爷爷们。我们决定未来的模样，尽管我们部分人可能已无法亲历那个未来。
“我们被教育要推动经济前进。” 那么，你们成功了吗？
我们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增加了 65 个小组。在之前代表性不足的东德地区，也增加了十几个新小组。目前在全德国，我们拥有超过 100 个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未来奶奶们”小组，其中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数量特别多。相比之下，我们在大城市较为薄弱，而在农村地区则非常强大。
面对这种不安感，你们采取什么措施？
首先，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没有罪责。负责任的是政治，尤其是某些经济利益集团，他们阻碍了我们早日转向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热泵。一旦摆脱关于罪责的争论，倾听的空间就会打开。气候运动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由绿色、自由主义的市中心人群主导的。我们在伯布林根和皮讷贝格开展活动，但不在斯图加特或汉堡。在农村，我们的工作更轻松，也能从社区政治或当地媒体获得更多反馈。对于城市来说，我们太温顺了。
但您和您的后继世代是否在太长时间内忽略了这个问题？
广大民众确实如此——我们安逸且满足地享受着这种“维持现状式”的繁荣增长。但与此同时，尤其是我那一代的男性，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意识到问题并开发了可再生能源。
柏林警方依赖人工智能 配备人工智能的摄像头将帮助调查人员快速识别街道上的袭击事件。交通运输公司也将……
他们计划启用这项技术。该系统并非用于监控或生物识别鉴定。“面貌将无法被辨认。重点在于动作模式，”这位社民党 (SPD) 政治家解释道，“如果有人被殴打，那显然不是正常的动作模式。而人工智能 (KI) 可以将其识别出来。”据斯普兰格 (Spranger) 称，执勤人员在屏幕上只能看到火柴人及其动作。随后由执勤人员决定情况是否异常，而人工智能旨在为他们提供更快速的态势评估。“人工智能会提示某些情况可能异常。但具体采取什么行动，则由人来决定，”斯普兰格说道。该人工智能系统近期还将用于目标保护，具体而言，首先是在红色市政厅和内政管理部门办公地。警察在科特布斯门 (Kottbusser Tor) 搜查一名行人。照片：弗里德里希·邦格特 (FRIEDRICH BUNGERT)
如果我们把自己粘在街道上，那就另当别论了。这让我们病了。我们需要重新拥有能够相遇的场所，例如在长凳上与邻居简单聊聊天。这在起初并不关乎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我们需要能够引导人们活动、能够实现社区共同生活且拥有大量自然的城市，因为自然能保持健康。您本可以加入“周五为未来” (Fridays for Future) 运动。您与他们有何不同？年轻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抗议运动。他们抗议政治决策，抗议社会发展。我们在游行中也帮助他们。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特别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必须在不指责对方的情况下带动人们。并且我们有针对性地面向女性。 “我们需要能够引导人们活动、能够实现社区共同生活”的城市。您的团体中没有爷爷辈的人吗？我们大约有 20 Prozent 强壮男性在支持那些成功的女性。这与我童年时期的情况完全相反。我们女性被教育要站在第二排。许多人起初不敢在我们这里成立地区小组，她们认为自己做不到。然后她们与市长、县长对话，组织展览，在 2000 名听众面前发表演讲。我们必须增强女性的力量，因为在女性聚集的地方，关心的将是社会和社交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金融和权力。许多女性照顾家庭或从事社会职业。我们需要她们。因为我们需要一项为人们服务的政策，这样环境和气候问题也会随之解决。一些城市正在尝试这样做，但这样的改造周期长且耗资巨大。我们必须推进这一进程。在某些方面，国外比我们先进得多，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巴黎、荷兰。现代生活方式也让人不满且不快乐。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断地开车，度假时乘坐邮轮，点外卖，在亚马逊上购物，居家办公。这虽然方便但并不健康，且最终导致孤独。如果人们改变生活方式，饮食更健康，增加活动量，那么他们对全球变暖的贡献也会减少。这听起来非常乐观。与之相反，在气候领域，面对不断加剧的变暖，部分人们陷入了巨大的绝望。我们也感到绝望。这种高温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如果看到联邦政府的计划，比如经济部长卡特里娜·赖歇 (Katherina Reiche) 想要刹缓能源转型，那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我们向人们提供
寻找如何让生活更健康，从而也帮助气候。我们想要采取行动。这样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例如在我们的城市中，有些街道一条灌木、一棵树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汽车、汽车、汽车。人们该在哪里相遇，社会生活该如何进行？特别是在这样的温度下，这里会变得极其炎热，人们根本无法在此逗留。此外还有噪音、污垢——这
柏林交通公司 (BVG) 还希望扩大使用能够自动识别陌生人的特殊摄像头，例如在轨道区域。这些摄像头将识别是否有未经授权的人员停留在火车站的非公共区域，并向安全调度中心发送警报。这主要针对隧道和轨道区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防止蓄意破坏。Klosterstraße。对于
在犯罪高发地点使用人工智能 (KI) 视频技术，据资料显示，2026 年至 2030 年（含）预计投资成本为 247 万欧元，运行成本为 2,13 百万欧元。BVG 计划通过在地铁隧道安装摄像头来打击蓄意破坏。使用 AI 的法律依据是 2025 年 12 月修订的《通用安全与秩序法》(ASOG)。今年 3 月，该计划在议会内政委员会中进行了讨论。当时曾提出利用 AI 保护议会本身。在议员们的抗议之后，这一方案目前已被否决。BVG 对所有部署地点的完整名单保密。如果摄像头在监控区域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将向 BVG 的安全调度中心发送警报。在那里的员工可以通过点击鼠标选择摄像头，并实时查看隧道内发生了什么。DPA
作者：Raphael Geiger 伊斯坦布尔 —— 唐纳德·特朗普在周末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他称美国军队已“准备就绪”(locked and loaded)，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随后他又撤回了所有说法。关于波斯湾局势的最重要问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美国总统的动机是什么？周日，在“空军一号”上的记者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唐纳德·特朗普再次说出了他在过去几个月里几乎每天都会说的一句话：与伊朗政权的外交协议已近在咫尺。“已经达成协议了，”他说道。因此，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家元首请求他放弃新的袭击。据称，伊朗本身也提出了请求。特朗普在周日表示，这些袭击本将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更多地源于总统的想象。在做出决定时，显然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电话沟通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什么海湾国家担心爆发新战争？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在过去几天中切实感受到，美伊冲突能如此迅速地使整个地区不稳定。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印度洋与红海之间的曼德海峡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这是沙特阿拉伯除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第二条重要石油路线。万一美国袭击伊朗电厂或其他基础设施，该政权此前也威胁要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此类袭击。尤其是该地区较小的国家，如科威特、巴林以及较远的约旦，近期受到了伊朗的密集炮击。什么样的协议
这就是特朗普现在所谈论的内容吗？尽管需要谨慎，但如果就信美国总统的话，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解决整个冲突的方案，而更像是回到了美国与伊朗政权曾经的状态。在6月，双方签署了一份旨在实现停战的“谅解备忘录”。随后，船只再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结束了海路封锁并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关于伊朗核计划的问题，双方计划稍后讨论。这段短暂的和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双方对协议的解读不一致：伊朗人并不打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们袭击了在海峡南部、靠近阿曼海岸采取新航线的船只。美国随即再次轰炸伊朗境内目标。就这样，战争重新开始。自6月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能让停战协议维持下去？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自那时起，伊朗政权一直与阿曼就未来如何管理该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Abbas Aragchi）表示……
数周内中国的武器交付给诵经师
伊朗显然计划购买地对空导弹以用于对抗美国。这份由《南德意志报》(SZ)获得的文件显示了这一点。北京方面予以否认。该文件据称出自今年4月初。文件将一家总部位于德黑兰的国际贸易、航空和技术公司列为所谓的卖家，而中国便携式防空导弹（Manpads）的买家则标注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防部。这并非不寻常的操作：为了掩盖货物的真实买家，伊朗军队经常借助表面上毫无嫌疑的第三方公司采购设备，而这些公司可能又从中国获得了该武器系统。在这些交易中，有时还会介入更多公司作为掩护。
慕尼黑 —— 那是4月11.日，一个星期六，美国总统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公然威胁另一个国家。“如果中国这么做，”唐纳德·特朗普在华盛顿对记者们口述道，“中国将会面临巨大的麻烦，好吗？”特朗普当时发脾气的原因是其情报部门的最新发现。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计划向伊朗交付肩扛式地对空导弹，即所谓的Manpads。由于自2月下旬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就与该国处于军事冲突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处于战争状态。这类机动地对空导弹是对美军具有威胁的武器。
不仅是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直升机，连低空飞行的飞机也不安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同样可以用它拦截。它们具有机动性，可随时立即投入使用——而且相比于例如固定式防空电池，它们更不易被摧毁。第二份文件指出，QW-12确实计划从中国采购。该文件出自3月底，并被标注为“绝密”。它是写给一个军事基地指挥官的，涉及“出境许可”。文件内容是关于“考虑到从国外购买名称为QW-12的系统”，指派该部队的两名专家前往境外进行操作培训及系统维护。显然是为了在中国接受培训。该文件由……签名
显然来自一名伊朗中校的文档被泄露给《南德意志报》，这些文档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德黑兰显然计划在去年 3 月在北京购买 250 枚 QW-12 型肩扛式地对空导弹——而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对该伊斯兰共和国发动攻击。这些便携式防空导弹（Manpads）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曾警告其总统的、中国即将向穆拉（伊朗宗教领导层）提供的武器交付的一部分。“QW-12”能够绕过最先进的干扰系统。QW-12 是一款威力巨大的武器：其战斗部以 2160 公里的时速飞向目标，射程可达 6 公里，飞行高度可达 4 公里——并且能够绕过最先进的干扰系统（例如直升机上的干扰系统）。这正是德黑兰在对抗美国空中袭击时能够大有用处的武器类型。如果相信这些文档，伊朗曾试图以约 90 百万美元的价格购买 250 套这种 QW-12 系统，每套包含两枚导弹。这源于一种采购申请表。利用这种肩扛式导弹，可以拦截低空飞行的飞机以及无人机。照片：GETTY IMAGES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任何发布及非私人使用均需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任何发布及非私人使用均需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
政治 DEFGH 第 177, 星期二, 4. 8月 2026 7
轰炸、威胁、交谈——特朗普想要什么 美国总统在伊朗政策上在极端之间游走。现在他再次宣布将进行对话。问与答
关于海湾冲突将如何继续。德黑兰的宣传海报：伊朗人民对政权的政策没有任何影响力。照片：VAHID SALEMI / AP / DPA。周一下午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行动，但伊朗外交部对此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决方案，战争就无法结束。到目前为止，德黑兰革命卫队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承受进一步的美国轰炸，特朗普的威胁已不再起作用。至少该政权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放弃其新的筹码，即该海峡。……结束，称与阿曼政府已处于“最后阶段”。周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谈到一项临时安排：船只将通过伊朗海域进入波斯湾，并再次通过阿曼海域离开。此外，
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一天之内多次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同行通电话，这也表明外交现在再次获得了机会。特朗普宣布……西方情报部门认为该文件的内容完全可信——但对其中提到的一个涉事部队名称感到惊讶，因为该部队此前并不为人所知。此外，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确实向德黑兰交付了便携式防空导弹。
华盛顿 —— 大卫·希恩（David Hearn）曾是皮划艇激流回旋世界冠军，并三次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最近一次是 2000 年在悉尼。几周前，现年 67 岁的他想看看华盛顿的反思池（Reflecting Pool）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唐纳德·特朗普在国家 250. 周年诞辰前让林肯纪念堂前的这个镜面水池迅速翻新，但这其中确实涉及不少……
错误。情报机构早在数月前就已警告伊朗正在采购武器。
总统曾承诺，水将变得像美国国旗那样蓝。于是，一家公司对地基进行了处理，特朗普按照他的惯例，将合同交给了一位熟人。据悉，这次操作耗资约 1300 万美元。然而，当时不仅出现了绿色的藻类——而且新鲜的油漆还在大面积脱落。因此，希恩（Hearn）在 6 月中旬一次骑行经过时，随手撕下了一块蓝色油漆。
而路透社新闻社上周恰恰报道了此事。德黑兰可能正尝试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移动防空系统。路透社提到一份关于“300-400 套 QW-12 及其它 FN-16 防空系统”的合同。据其消息来源，其中一部分将在几周内交付。
据悉，一家香港公司在其中充当了该交易的中间人。如果交易真的达成，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美中关系将再次跌至谷底。随后，交通警察出现并给他戴上了手铐。被捕者当时坚称，他只是触碰了那些已经脱落的部分。“我没有破坏任何东西。”但司法部仍然指控他犯有蓄意破坏罪。这对业主来说恰恰合适，可以以此转移人们对其委任承包商造次之举的注意力。特朗普声称，“极左翼疯子”是对这座美妙的反射池（Reflecting Pool）现状负责的人。
中国外交部在上周下旬严正否认了涉嫌向伊朗提供武器的报道。一位发言人表示：“该报道不属实，且没有事实依据。”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并结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中国大使馆在回复《南德意志报》关于泄露文件的询问时，同样指向了这一否认声明。相反，伊朗驻柏林大使馆则未对可能的武器订单询问做出回应。
美国总统仍坚信是破坏者所为。7 月初，希恩作为涉嫌犯罪者被起诉，被定罪可能会让他入狱。由特朗普任命的负责首都事务的美国检察官珍宁·皮罗（Jeanine Pirro）表示：“在像反射池这样受人尊崇的地方进行蓄意破坏，是对我们共同历史和国家遗产尊严的冒犯。我们将毫无疑问地证明，希恩故意破坏财产。”她表示，这“不仅是总统的优先级，对我而言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伊朗的神权政权在防空系统方面确实有补给需求。专家评估认为，在去年与以色列的 12 天战争中，德黑兰的大部分防空导弹储备已被消耗殆尽。因此，早在 2026 年 1 月，多家西方情报机构就收到了初步线索，表明伊朗不仅试图在中国购买肩扛式地对空导弹。据特工掌握的情况，该神权政权还对中国先进的地面地对空导弹甚至多用途战斗机感兴趣。但北京显然担心与美国的冲突——于是拒绝了德黑兰的请求。
约格·施密特（Jörg Schmitt）
起诉方当时的表现，就好像被告是用暴力从这座反射池中切割出了大片蓝色油漆。但现在，至少律师皮罗已经改变了她的看法，因为在上周五，该（案件）...
在“美国诉大卫·希恩”（United States v. David Hearn）一案中，由于政策受其独裁领导层的掌控，他们完全没有影响力。在伊朗制定政策的地方，尤其是革命卫队的高层，正带着嘲讽地看待美国总统的退缩。他们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策略：增加对海湾国家的压力，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向白宫进行干预。
接下来的发展将如何？没有人能排除这场冲突还会持续数月或数年，并导致特朗普此前为周末预告的那种升级情况。美国总统曾多次谈到要轰炸一座名为“镐山”（Pickaxe Mountain）的伊朗山峰，那里很可能隐藏着一座核设施。原计划在周末让以色列也参与攻击，这将是自三月和四月战争第一阶段以来的首次。此后，美国和以色列不再共同攻击伊朗政权。唐纳德·特朗普决定放弃此次行动，是其希望平息冲突的另一个信号。数月来，他一直在寻找出路。据称，在过去的几天里，他的将军们也警告他，美国在中东的部队正面临日益增加的危险，且缺乏防空弹药。
那么，持久的和平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受挫？问题在于，特朗普虽然可以与伊朗人就恢复停火达成一致，但首先需要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个详细的妥协方案，以确保这次和平能够维持——而不是像六月份那样。此外，还涉及促使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最初发动战争的问题：伊朗的核计划。在这一点上，伊朗人几乎没有妥协的动力。这个话题如此专业且复杂，以至于谈判时间可能会比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长得多。德黑兰方面也深知美国总统对这类进程缺乏耐心。
那么特朗普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到目前为止，他一直表示伊朗“绝不能”拥有原子弹。他几乎每天都这么说。他的发言人现在对此进行了细化：只要特朗普在任，伊朗就绝不会制造炸弹。如果真是这样，特朗普完全可以与伊斯兰共和国达成交易：将困难的问题推迟到未来解决。在此之前，可能会出现许多个周末，特朗普在这些周末宣布一次大规模或极大规模的攻击，然后再次取消。或者，也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周末，总统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重启战争，一切重新开始。
伊朗领导层如何看待这场冲突？一份亲政权报纸发布了一张AI生成的换挡杆图片，在倒挡位置上可以看到特朗普头部的轮廓。当然，政权内部也存在其他声音，例如那些警告如果战争不结束，国家将面临经济崩溃的人。更不用说普通公民了。他们正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但在……
关于水池的闹剧
对于唐纳德·特朗普来说，华盛顿反思池（Reflecting Pool）失败的翻修工程应由一名前奥运运动员负责。但司法部门对此看法不同。
（图片说明：7月底，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反思池空空如也。翻修后，油漆脱落，藻类使水变绿。照片：RAHMAT GUL / AP）
其说法是：“看看反思池遭受的破坏。材料被用刀或……”
“用美工刀割开——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进行挖掘。在这份长达 20 页的文件中写道，在提起公诉后，收到了一些“严重动摇指控证据基础”的信息。不过，当时可见的只有几名清洁人员用长杆在水中拨弄，试图捞出藻类和油漆碎片。此外，好奇的人们聚集在岸边，有人将手伸进泳池，完全没有破坏的迹象。这份来自司法部的最新专家评估指出：“最终，最近进行的一次视觉检查显示，反思池 (Reflecting Pool) 的整个区域都出现了损坏——甚至在池底中央，破坏者几乎不可能尝试撕掉衬里。”文中提到，美国内政部已向检察官提交的文件表明，
6 月份出现的损坏是“承包商 Atlantic Industrial Coatings 安装错误的结果”。皮罗 (Pirro) 现在还将责任归咎于“在 2026 年独立日围绕‘美国 250’庆典活动之前的项目完工仓促”。除了内政部长兼特朗普心腹的道格·伯格姆 (Doug Burgum)——他正式监督了这次失败的维修——这一反转对于他在白宫的老板来说尤其尴尬。但如果特朗普就这样听之任之，他就不是特朗普了。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络上报告称，他与检察官皮罗的意见“100% 不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明显的破坏行为。”这又是另一场简直无法杜撰的闹剧。在特朗普之名下，一起案件自行崩溃。包括来自民主捍卫者基金会 (Democracy Defenders Fund) 的诺姆·艾森 (Norm Eisen) 在内的辩护律师表示，针对希恩 (Hearn) 的程序根本不应该启动。
撤销诉讼并不能消除滥用国家权力的事实——政府的行为遵循“准备，开火，瞄准”的原则，并欠希恩一个道歉。与此同时，试图让反思池恢复蓝色的努力仍在继续。总统强调道：“虽然可能与承包商之间存在某些问题，但巨大的破坏是由破坏者造成的！”他将“破坏行为”和“破坏者”这两个词写成了大写。他的另一条帖子彼得·伯格哈特 (Peter Burghardt)
人物 歌手阿里亚娜·格兰德 (Ariana Grande)，33 岁，宣布将休息一段时间。《People》杂志引用格兰德管理团队的话称：“阿里亚娜将在 Eternal Sunshine 巡演结束后淡出公众视野。”随后补充道：“她期待结束这次巡演，并在顶峰时收场，保持健康和快乐，然后从那些导致无休止、持续性公众批评的公开工作和演出中获得应得的休息时间。”该声明未明确指具体是指哪些批评。到目前为止，阿里亚娜·格兰德本人尚未发表评论。不过，关于格兰德身材的公开讨论一直此起彼伏。最近，照片和演唱会视频引发了关于这位歌手身体变化的争论，例如关于她明显的体重减轻。2023 年，格兰德在一段 Tiktok 视频中要求她的
粉丝们应该更感同身受地对待他人的外貌。人们永远不知道他人此刻正经历着什么，因此即使评论可能是出于关爱，也应当有所克制。她的巡演将一直持续到九月，期间将在伦敦和芝加哥演出。
由 Joshua Beer E 采访。在一个阳光明媚、几乎无风的日子里，对于 32 岁的 David Cifaldi 及其两名友人来说，这是绝佳的徒步天气。7 月 20 日，三人计划攀登 Granite Peak，这座山峰高 3904 米，是美国蒙塔那州最高峰。这条路线并非最简单——仅到达大本营就需要 7 小时。但对他们三人而言，一切原本进展顺利，直到 Cifaldi 滑了一跤，而且只能这么说，他不幸地摔在了自己的徒步杖上：杖头直接刺穿了他的左侧身体。Cifaldi 是一名专业护理师，他决定在徒步杖仍留在上半身的情况下开始原路返回。全程 16 公里。为什么？
Cifaldi 在车里与《南德意志报》(SZ) 进行视频通话，当地时间早晨 7 点。他精神抖擞，体内已无徒步杖。
《南德意志报》(SZ)：您现在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吗？ David Cifaldi：是的，我想在车里完成采访，我妻子还在睡觉，而且每当我打电话时，我们的边境柯利犬就会变得非常兴奋。既然您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想您的情况应该还不错。在急诊室取出徒步杖后的头几天确实非常痛苦。严重的肿胀，很多血肿。现在我觉得好多了。我还需要一两个月的医疗治疗，但我已经可以正常活动了。这个周末我想去跑步，我在为马拉松做训练。最终，我的侧腹只会留下两个大洞。
《南德意志报》(SZ)：那根徒步杖还在吗？ David Cifaldi：不在了，在急诊室取出时，它基本上被“肢解”了。那是一款带有张紧机制的登山杖，里面有弹簧和绳索。医生们解开了张力并切断了杖身。不过，我对保留它也没什么兴趣。但——很奇怪的是——我车里正好有它的“双胞胎”兄弟。（Cifaldi 伸手到旁边，将其举向镜头。）
7 月 20 日那天，您原本的计划应该是攀登，而不是如此深入地与您的徒步杖“打交道”。 David Cifaldi：我热爱“Peak Bagging”（高峰收集），我们这里这么叫：收集山中的高山顶峰。Granite Peak 被认为是美国最艰苦的攀登之一，因为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享受在其中挑战身体极限的感觉。
禁酒 75 岁的歌手 Phil Collins 曾与死神搏斗。“我的肾衰竭，我的器官停止工作，”他在 2024 年 4 月告诉英国《泰晤士报》关于其健康状况的情况，“人们纷纷前来与我告别。”他自己已经不记得那些细节，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担心再也见不到我。这一切原本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他说。
据报道，Collins 于 2023 年 11 月被送入医院。在圣诞节前出院后，他在几周后再次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最终在医院住了七个月。导致他住院的原因是其“失控”的酒精摄入。“我醒来就喝葡萄酒。那就是我想在早餐时喝的东西，一杯葡萄酒，”Collins 说。他认为自己能够挺过这次住院是非常幸运的。“甚至...
我明白了，从那时起我就没再喝过一滴。然后您就出了这个差错。我对跌落时的记忆很模糊。当时在马鞍上，地形崎岖，面前是花岗岩峰（Granite Peak）。我还记得自己如何翻滚，然后屁股着地。我看到一根登山杖躺在地上，然后——在我的视野边缘——看到另一根不知怎么地向上面突出来。我摸了一下，心想：“天哪，它扎在我身体里了。”那太超现实了。
（照片：REBECCA BLACKWELL / AP / DPA）比尔·考利茨（Bill Kaulitz），36岁，歌手兼播客主，与母亲在罗马散步。在他发布在 Instagram 上的一张自拍中，可以看到两人被其他游客簇拥在特雷维喷泉前。考利茨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遮阳伞。他在图片说明中写道：“和妈妈在罗马”，并配上了意大利国旗。在7月29日发布的播客节目《Kaulitz Hills - 来自好莱坞的芥末》中，他与双胞胎兄弟汤姆提到了计划中的休假。“我们要去度假了，”汤姆说，“两周内将没有《Kaulitz Hills》。”
那肯定非常疼吧！不，完全没有。我立即进入了护理员模式，就像肌肉记忆一样。我按顺序检查各项指标，确认是否有出血，并让朋友拍照。我像检查其他病人一样检查自己。而且没有呼叫救援直升机。在您做决定时，美国那个臭名昭著的医疗体系是否起到了作用？绝对有！我的朋友直接按了他的智能手表上的 SOS 按钮。
哈拉尔德·格勒克勒（Harald Glööckler），61岁，时装设计师，逃往乡村。“在柏林的这些年里，我发现大城市长期来看对我没有好处，”他告诉《图片报》。“一切在我看来总是太嘈杂、太匆忙，而且不幸的是越来越脏。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活到100岁，这里长期来看并不是合适的环境。”据报道，自今年夏天起，格勒克勒住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魏恩施特拉瑟路上的基希海姆（Kirchheim an der Weinstraße）的一栋别墅里。此前，他在柏林住了大约三年。在2023年之前，他曾与当时的伴侣在那栋基希海姆的别墅里住了好几年。
乍一看，这座窗框深色的白色联排别墅在照片中并不起眼。它看起来就像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索埃斯特（Soest）这条街上的所有其他房子一样。直到第二次观察，人们才会注意到在一排垃圾桶后面疯长的杂草，或者二楼窗户上歪斜的破旧布帘。
这座房子目前无人居住，门上贴着警察封条，表明此处正在进行调查。这是一个位于宁静住宅区内的犯罪现场，在当地已被称为“索埃斯特恐怖屋”。
致命奶酪 特伦托——一名意大利男孩在昏迷九年后，于13岁时去世。这名来自特伦蒂诺（Trentino）的男孩在2017年4岁时，因食用受大肠杆菌污染的生牛奶奶酪而病重，随后陷入植物人昏迷状态。“我们的马蒂亚（Mattia）离开了我们，”媒体引用其父亲的话说道。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九年前开始了一场在希望、护理与悲伤之间挣扎的长久战斗。马蒂亚的父亲乔瓦尼·巴蒂斯塔·马埃斯特里（Giovanni Battista Maestri）将过去几年的时间用于普及生牛奶产品的风险知识。该家庭希望通过这个小男孩的遭遇给他人敲响警钟。DPA
在该房屋中，一名女性在去年被囚禁、折磨、侮辱、虐待并强奸数月。当地媒体报道称，她被像奴隶一样对待。阿恩斯贝格地方法院的一位发言人在电话中确认，四名年龄在 16 至 29 岁之间的男性已被起诉，罪名包括危险身体伤害、强奸、强迫和非法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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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二，2026年 4. 8月，第 177 期
DEFGH 全景
为了不呼叫救援直升机，他走下山。16 公里，身体里插着登山杖。
“那根棍子在我体内停留了大约八小时” 大卫·西法尔迪在蒙大拿州登山时滑倒，被自己的登山杖刺穿。但与其呼叫救援直升机，他选择走下来。
我对他说：“千万不要叫直升机，我付不起那个钱！”在山上被救援的费用大约在 50 000 到 70 000 美元之间。那一刻我想：我可能会失去房子，得办理第二次抵押贷款，或者让我的妻子陷入债务。这些原本是不应该考虑的事情。我极其警觉地留意每一步，每一个石头，每一根树根。我知道，一步走错就可能没命。只有在走下碎石地和雪原时才会感到疼痛，因为那时登山杖在晃动，位置在移动。走完 8 公里后，我已经精疲力竭。阳光在屋外，简直要把我们烤熟了。
我的朋友们确保我补充了水分，我们中途停下来吃零食。我对他们感激不尽。奇怪的是，我们用登山杖下山所花的时间与上山一样长。尤其是当你侧腹插着一根棍子的时候……但人们还是这么做了。我的朋友扶了我一把，我试着走了一下。就目前情况而言，我觉得自己还能运作，没有头晕。所以我决定尝试一下。下山过程在心理上压力极大。
他们成功了。那么最后把登山杖取出来了吗？
数月遭受折磨与强奸 在索埃斯特的一栋房屋中，一名女性据称被四名男子囚禁。一名邻居发现她半裸地被绑在露台上。
这名 33 岁的女性原本无家可归，据称自 2025 年 11 月起住在这栋房子里。由于担心无法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她留在了那里。据称，被告之一将该女性绑在暖气管上。两名被告据称共同强奸了该女性。
她当时处于意识清醒状态。她在医院接受了数月的治疗。该女性目前的状况尚不明确。甚至可能存在更多潜在的加害者。
据《索埃斯特观察报》和西德广播公司 (WDR) 报道，一名邻居在 3. 11月深夜发现该女性半裸且被捆绑在相邻排屋的露台上。《索埃斯特观察报》的报道称，该女性的双手被手铐固定，并被绑在头顶上方的横梁上。她的脚趾尖勉强能触及地面。该男子随即报警。该女性随后被带到该房屋……
时间点不再于 BeEigentlich，大卫·奇法尔迪（David Cifaldi）原本想和两名朋友一起攀登蒙大拿州最高峰的花岗岩峰（Granite Peak）。但随后他的登山杖刺入了身体。照片：私有。首先我们去了当地医院。他们非常出色，给我拍了X光片，给我用了抗生素。但为了把登山杖拔出来，他们必须将我转诊到比林格斯（Billings）的医院。也就是我工作的那家医院。他们想让我坐救护车去。我说：“绝对不行。”那样又要花 10 000 美元左右。那 65 公里的路是我们自己开车去的。最后，登山杖在我体内停留了大约八小时。它再次穿出，没有击中任何骨头。我知道：只要再偏移几厘米，它就可能刺穿我的肺或心脏。这是与自身死亡的一次小小面对。但从我被刺中的那一刻起，所有能顺利进行的事情都顺利地进行了。为此我心存感激。您这次没能登上顶峰，下次还想尝试吗？当然。我们感觉很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下山时，我一直向朋友们抱怨：“太遗憾了，我们本该在那上面的。”一年左右后我能做到的。而且避开了所有重要器官？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幸运。不可思议，是的。它从我手臂下方进入，穿过背阔肌（latissimus dorsi），一块背部肌肉，紧贴我的胸廓，然后从后面穿出。
关于该女性据称数月来被迫忍受的虐待行为，据称存在相关视频，甚至可能存在比目前四名被告更多的潜在加害者，其中两人被羁押。预计将在 12. 10月在阿恩斯贝格（Arnsberg）地方法院开始的审判中阐明此事。顺便提一下，一名 29 岁主嫌疑人的伴侣未被起诉。根据报告，在据称的虐待期间，她与他以及共同的孩子住在该房子里。被虐待的无家可归女性据称是她的一个朋友。这起案件让人想起十年前发生的另一宗被称为“赫克斯特（Höxter）恐怖屋”的案件。在东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农场里，维尔弗里德（Wilfried）和安格丽卡·W（Angelika W.）通过报纸广告诱骗多名女性并对其进行残酷折磨。其中两人死于虐待后果。维尔弗里德·W 在 2018 年因不作为导致死亡（谋杀罪）被判处 11 年监禁。随后还被判定执行预防性拘禁。安格丽卡·W 被判处 13 年监禁。克尔斯汀·洛特里茨（KERSTIN LOTTRITZ）
这座据称一名女性在索斯特（Soest）被折磨了四个月的排屋目前已无人居住。照片：FEDERICO GAMBARINI / DPA
欧洲，你这受害者。将移民作为武器：在塞乌塔（Ceuta）的画面出现后，一些媒体在唤起欧洲人的“原始恐惧”。他们以此展示这个大陆是多么容易被勒索。格林希尔（Greenhill）表示，承诺能顺利过境前往西方，这也是一种压力手段，旨在勒索联邦共和国的经济让步和技术支持。作者：索尼娅·泽克里（Sonja Zekri）。我们不知道走私者向那些摩洛哥青年承诺了什么。巴塞罗那街道上香气四溢的人行道，就像 2015 年走私者的承诺那样？还是更基础的需求：食物、水、工作、未来？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谎言是否是促使数万人向塞乌塔移动的决定性因素。与这次短暂而不幸的旅程所引发的政治后果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就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爆发民众起义之前，但是
即使在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仍威胁欧洲，要让非洲的大规模人群（尤其是穆斯林）跨越地中海。他声称“白色欧洲”将变得“黑化”。他未能百分之百地实现其目标（例如被认可为体面的国宾），这与当时已然敏感易激的欧洲人的犹豫关系不大，而更多是因为卡扎菲在西尔特被起义者从排水管中拖出后惨死。然而，卡扎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与利比亚掌权者进行肮脏交易的终结：如今欧洲依然与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合作，而根据人权组织“Pro Asyl”的批评，该组织中也包含“民兵和人口贩子”。欧盟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签署的一项极具争议的难民协议也是如此，因为后者在 2016 年准备将大量叙利亚人送往西方。
难道仅仅是因为几条关于西班牙宪法法院决定的病毒式传播帖子——该决定规定，凡是成功跨海抵达飞地的移民不得被立即遣返——就产生了影响？是否如法国右翼若尔丹·巴代拉不久前愤愤不平地指责的那样，西班牙左翼总理佩德罗·桑切斯通过使数十万非法移民合法化，以期让其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年轻化，从而亲自邀请了他们？或者是摩洛哥国王哈桑六世在登基庆典期间，将成千上万的臣民推向大海，将其称为一种“慷慨之举”，而他自己则身穿蛋黄色的杰拉巴长袍，在特图安的王宫前接受忠诚人民的欢呼？还是恰恰相反，向塞乌塔进发是一次安全部门内部不忠力量的行动，旨在破坏君主的庆典？难道是因为摩洛哥无法释怀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被西班牙击败而出局？人们很想知道答案。
同样不择手段地触发欧洲“根源性恐惧”的，还有白俄罗斯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2021 年，他在靠近欧盟的一个难民营中向难民承诺，白俄罗斯当局将给予最大程度的体谅：“如果你们想去西方，我们不会勒你们、抓你们或打你们。这是你们的决定。走吧！”如今人们常说，错误的同情心反而会鼓励移民。欧洲对这些独裁的“人口管理者”的反应通常是：厌恶。而如果证明在塞乌塔再次有人拨动了“难民动员加速器”，那么愤怒之情将变得极其巨大。
西撒哈拉的争端可能也发挥了作用，那里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目前大部分被摩洛哥占领。2021 年，曾有数千名移民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飞地，以迫使欧洲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最宏大的理论来自美国的左翼圈子：一边是指责以色列种族灭绝、敢于与特朗普对抗并谴责伊朗战争的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另一边是 2020 年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使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摩洛哥。现在有些人低声猜测，怀疑这一切背后是美国和以色列在操纵，旨在迫使西班牙屈服，这是否完全离谱？但事实是，如果欧洲没有（可以说）主动把自己献祭为受害者，那么所有这些敲诈潜力都将化为泡影。当《汉堡晚报》警告称，“欧洲的民主国家”仍持有
“像在休达（Ceuta）那样循环播放的画面”——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但这里所指的——这与 2015 年有很大不同——并非指目前在该飞地海域丧生的 72 人，人们对此之前的关注极少。2015 年，当叙利亚难民男孩艾兰·库尔迪（Alan Kurdi）溺亡、71 人在运输车中窒息时，德国社会产生的深切人性震惊，如今被视为致命的感情用事。在关于移民的辩论中，人权考量几乎完全被对“持刀男子”、“戴头巾女孩”或近期在 柏林 CSD（多样性日）上发生的袭击风险的警告所取代。在几乎所有这些场景中，“移民”都成了政治策略的工具，这听起来比“武器”好听，但结果是一样的。“移民”具有高度流动性，启动速度比无人机还快，且倾向于以大规模且数量不断增加的形式出现。其瓦解作用极其巨大。《巴登报》（Badische Zeitung）声称，“从非洲向欧洲逃难的人群画面喂养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恐惧”。人们经常说，错误的同情心才鼓励了移民前往德国，使人们感到不安并增强了 德国选择党 (AfD) 的力量。然而，事实上移民人数早已减少，但 德国选择党 (AfD) 仍在继续增长；右翼分子在煽动一种可能与现实恐惧相关的不满，但同时也利用政治日常运作中的失误（如交通部的人事任命）为自己牟利——这些都属于目前无人能给出答案的复杂问题。首先：这种现象并不新鲜。美国学者凯利·格林希尔（Kelly Greenhill）早在 2010 年就写了一本书，其英文标题“Weapons of Mass Migration”听起来比德文译名“Massenmigration als Waffe”（大规模移民作为武器）更具戏剧性。她在文中提醒人们，人类一直以来就足以成为彼此的敌人，以至于将对方在军事冲突中作为侧翼部署。1999 年，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通过驱逐近一百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来警告北约，以强迫其停止空袭。在冷战时期，东德曾在中东和南亚刊登广告，宣传前往东柏林的“舒适航班”以及……
困境显而易见。为了保护其宝贵的欧洲价值，欧洲将其人道主义诉求降低到了难以辨认的程度。被地缘政治人口贩子勒索只是一个逻辑结果。
海登赖希的发现 (17) 关于那些反复听到的——且人们真心希望再也不听到的句子。多年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些人们反复提及且总能让人火冒三丈的句子。我不希望它们被遗忘。最精彩的来自服务员，总是吼着说出：“我也只有两只手！”、“我的一天也只有 24 小时！”。我的最爱包括：“那个人其实也一样”（Dawird auch nur mit Wasser gekocht）或“我的时间也不是偷来的”或“这也没什么大区别”（Das macht den Kohl auch nicht fett）。顺便说一句，用了非常多“也”字。还有那句最关键的：“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工作不会自动完成，我们知道；狗什么都不做，它只想玩，我们也知道。这两点我们立刻就相信。同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有这些胡言乱语想告诉我们什么？啊，好事情需要时间。当然。好吧，反正也没人白送我东西。不过，我朋友罗尔夫·B.（Rolf B.）无论从哪里学来的，总有最精彩的俏皮话。他
说：“如果愚蠢会骑自行车，有些人得在艾格峰北壁向上刹车。”或者类似这样的话。还有像“你在锯自己坐的树枝”或“你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这样的教诲也很经典。人们经常提到一个老人不是快车（D-Zug），同样也常说人们在家里门前堆满了麻袋。我们的专栏作家埃尔克·海登赖希 (Elke Heidenreich)，83 岁，住在科隆。她最近在 Hanser 出版社出版了畅销书《衰老》(Altern)。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慕尼黑。任何发布和非私人使用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慕尼黑。任何发布和非私人使用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DEFGH 第 177 号，星期二，4. 8月 2026 9
副刊 副刊
幸存至战争结束并活到了 63 岁：
玛格丽特·比尔勒 (Margarete Bihrle)。照片：慕尼黑市档案馆
“从现在起，你不再存在了！”玛格丽特·比尔勒在 1941 年本应被驱逐，但一名邻居偷偷地将她的名字从驱逐名单中划掉了。直到战争结束，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公寓——以一个“隐形人”的身份幸存了下来。
路德维希前城-伊萨尔前城，靠近特蕾西娅草地。弗里德曼一家在慕尼黑西区经营着他们的店铺——起初在古尔代因街 32 号，后来在兰茨贝格街 14 号——并在大批发市场设有一个额外的仓库。
2025 年，联邦刑事警察局在德国记录了 6548 起反犹太主义犯罪行为——其中仅在曾经的“运动之都”慕尼黑就有 1661 起。在这里，对犹太女性和男性、同性恋者、辛提人和罗姆人以及逃避兵役者的仇恨成为了国家事务。
前提条件十分有利：犹太人口的法律平等自 1871 年帝国成立以来就已存在，这意味着慕尼黑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拥有相同的公民权利。这一融合阶段的一个具有强大象征意义的标志是主犹太会堂，它在路德维希二世时期建成并于 1887 年落成。
一个被抹去的人类生命 慕尼黑记忆工作坊的传记研究
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玛格丽特感受到了针对犹太人口重新萌发且剧烈的紧张局势。由于十一月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犹太人普遍被烙上了“十一月罪犯”的印记。来自东方的犹太人受影响尤为严重，他们因多次大屠杀而逃往巴伐利亚。早在 1919 年，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恩斯特·珀纳 (Ernst Pöhner) 就将他们谴责为“有害的异物”，并在两年后也不排除“一些犹太人被吊死”的可能性。
愈发明显 自 7. 10月 2023 年以来，针对犹太人的辱骂和反犹太口号再次让许多人能轻而易举地脱口而出——且往往带着惊人的热情。有时是直接的，有时则伪装在对以色列的仇恨之中。与此同时，几乎不再有时间见证者能站在我们面前，讲述上世纪 30 年代初期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但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他们的记忆，而我们可以让对他们的记忆保持鲜活。本系列讲述的人们当年都住在慕尼黑——作为邻居、同事、孩子、同学。将他们的故事具体化，不仅仅是回顾过去。
1941 年秋。深夜，西区贝格曼街的比尔勒家响起了门铃。玛格丽特打开门——门前站着一名邻居。她知道
他在秘密国家警察（Gestapo）工作，从他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他没有带来好消息。就在那一刻，一位 14 岁儿子的母亲得知自己被列入了驱逐名单。玛格丽特·比尔勒（Margarete Bihrle）是一名犹太人。她也被称为格雷特（Gretel），来自布尔格库恩施塔特（Burgkunstadt）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路易斯和罗莎·弗里德曼经营着一家奶酪批发公司，与三个孩子生活优渥。在玛格丽特之后，弗里多林（1897）和保琳（1900）相继出生。弗里德曼夫妇并没有在宗教环境下抚养孩子。当玛格丽特 11 岁时，全家搬到了慕尼黑的赫尔佐格-海因里希大街 4 号，必须佩戴犹太之星。但“种族纯洁”的想法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及其追随者中毫无过滤地传播，并渗入到民众之中。“异族通婚”意味着对意识形态的威胁，因为他们构成了社会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纽带。虽然法律并未强制要求解除婚姻，但秘密国家警察增加了对配偶离婚的压力。玛格丽特和海因里希·卡尔并未动摇——即使当当局采取行动打击他们时也是如此：他们的公司将被列入“慕尼黑登记在业的犹太商业经营者名录”。比尔勒夫妇鼓起所有勇气提出了申诉。事实上，两人成功地避免了被归类为犹太公司，从而避免了其奶酪批发业务必然的终结。在经过详细调查并承诺玛格丽特不参与公司工作后，上巴伐利亚政府的工业与商业协会确认，“无法证明存在主导性的犹太影响……”。
格雷特起初感到安心，因为她的家庭生存基础没有被剥夺。但在 1938 年，她的内心在想什么？几个月前，主犹太会堂被拆除；几周前，帝国水晶之夜（Reichspogromnacht）在慕尼黑肆虐，数千名犹太男性被逮捕并殴打。而且：她知道国家社会主义者想要消灭他们——她的儿子也处于危险之中。此外，她得知哥哥弗里多林在组织前往英国的儿童运输，并在 1939 年抓住机会留在英国——她的妹妹保琳及其儿子（仅比玛格丽特的儿子小一岁）也同样如此。也许她不想抛弃她的父亲。玛格丽特的母亲早在 1937 年 1 月去世，而她的父亲在一年后被强迫搬离住所，住进分配的区域。尽管如此，由于丈夫是天主教徒，她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玛格丽特的父亲于 1942 年 6 月被驱逐到特雷津集中营（Theresienstadt）。
但随后，这种希望破灭了。秘密国家警察中的某人一定在 1938, 救回他们公司的通知后做了某种操作，以至于在 1941 年秋天，上述邻居按响了门铃。他说，她从现在起不得离开公寓，且他已将她的名字从驱逐名单中删除：“从现在起，你不再存在了！”玛格丽特知道，她的生存取决于她能变得多么“隐形”。随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在 20. 1942 年 1 月，15 名男子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主持下在万湖会议上制定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其中一项内容便是，犹太配偶现在也应……
因为处于混合婚姻而被驱逐。玛格丽特近四年没有离开过公寓。她的丈夫和非犹太裔邻居照顾她，尽管他们预感到可能会面临危及生命的惩罚。屋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而且大家都决定保持沉默。玛格丽特在四年间所经历的痛苦只能靠推测。也许她得知自己的父亲在 1942 年 6 月被驱逐到特雷齐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而她对此无能为力。各种形式的反犹主义逐渐正常化。这在科学上也得到了支撑： 1923 年，慕尼黑大学（LMU）设立了第一个种族卫生学讲座。在这一阶段，格蕾特·海因里希（Gretel Heinrich）结识了卡尔·比尔勒（Karl Bihrle）。这位年轻的鳏夫和天主教徒似乎不受反犹情绪的影响；他在 27. 12 月 1923 年迎娶比自己大三岁的女友时，年仅 25 岁。两人住在西区（Westend）的贝格曼大街 29 号，四年后，他们的儿子汉斯·海因里希（Hans Heinrich）出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对夫妇并未能免于敌意和报复。他们预感到，由于他们的犹太-天主教婚姻，无法获得长久的保护。玛格丽特的父亲未雨绸缪，在 1934 年将奶酪批发生意转交给他的天主教女婿。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因为 1935 年在帝国党代会上通过了《保护德国血液和德国荣誉法》：禁止与犹太人结婚。比尔勒夫妇属于“特权混合婚姻”，因此玛格丽特因为拥有“德国血统”的丈夫，而没有遭受所谓的
亚历山德拉·格勒克尔（Alexandra Glöckl）是记者和历史学家。照片：亚历山德拉·格勒克尔。在战争结束前不久，即 1945 年 2 月和 3 月，仍有约 2600 名处于混合婚姻中的犹太配偶被强行押往特雷齐恩施塔特——其中 97 人来自慕尼黑。这次行动在战争最后阶段被中断，几乎所有人都返回了。战争结束几个月后，保琳和弗里多林开始寻找他们的姐姐。1945 年 12 月 6. 日，他们得知玛格丽特还活着，且在当时的情况下状况良好。关于她，这段时间之后就再无更多记载。被摧毁的慕尼黑在缓慢中复苏，比尔勒一家依然住在贝格曼大街。但他们似乎无法找到平静： 1951 年 8 月 2. 日，他们的儿子汉斯·海因里希去世，年仅 24 岁。格蕾特比他多活了七年，于 1959 年 1 月 14. 日去世，享年 63 岁。她的丈夫在两年半后随她而去。
亚历山德拉·格勒克尔的客文。“给记忆赋予名字”——慕尼黑记忆工作室（Erinnerungs-Werkstatt München e. V.）用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的这一呼吁描述了其核心信念。这个公益协会的任务不仅是点名纳粹迫害的受害者，还要记录他们的生活故事。 2018 年，来自慕尼黑的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旨在追踪被遗忘的传记。资料来源 玛格丽特·比尔勒：克劳斯-彼得·明希（Klaus-Peter Münch）。 2023. 年，慕尼黑西区的贝格曼大街 29 和 31 号。照片：私人提供。
一只不朽的宠物
“那只不可思议的老猫”讲述了一个家庭神话。最迷人的书有时正是那些将某些事情悬而未决的书。它们不作评判，不将秘密彻底揭穿到最后一刻。“那只不可思议的老猫”就是这样一本书。书中，一个孩子讲述了他奶奶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讲述了奶奶那只据称在猫的寿命尺度上已经极其年长的猫的故事。奶奶一次又一次地向孩子讲述这个故事：自从她还是个孩子起，这只动物就一直陪伴在她身边。但这可能吗？
洛伦茨·保利 (Lorenz Pauli) 和 内勒·帕尔姆塔格 (Nele Palmtag)：《那只不可思议的老猫》(Die unglaublich alte Katze)。亚特兰蒂斯出版社 (Atlantis Verlag)，苏黎世 2026。32 页，19 欧元。5 岁起适用。
瑞士作家洛伦茨·保利用轻盈、简短的句子地描述了这个故事：每隔几年，这只黑猫就会经历一次糟糕的意外——比如一次车祸，导致它必须在兽医那里住很长时间。有一次它跑丢了，偏偏是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还有一次，它单纯是老了、病了，而且耳聋了。但最终，这只猫似乎总能迎来好转。它总会在某个时刻从兽医那里回来——变得小了一点，也胆小了一点。在火车站那件事之后，它的尾尖突然变成了黑色；在病后，它的胸口出现了一个白点。年长的读者很快就能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关于这只“玛土撒拉之猫”的家庭神话在事实核查面前很难站住脚。而这正是本书所特有的、美妙的叙事模糊感发挥作用之处：也许这只猫被偷偷更换了。但也许奶奶识破了这个举动，并配合演戏。并非因为猫是可以替代的，而是因为周围人们的爱，像药膏一样掩盖了失去猫的痛苦。
——埃格伯特·托尔 (Egbert Tholl)
内勒·帕尔姆塔格为此绘制的明快、绚丽的插图（采用彩色铅笔和水彩）展现了奶奶充实生活中温馨有趣的场景。她是一名教师，嫁给了一个友善的红发男人，有了孩子，从事艺术。背景中，一个小铁炉在轰鸣，人们喝着茶，周围围绕着可爱的猫、孩子和猫宝宝。“那只不可思议的老猫”不是一本关于善意谎言的书，而是一本关于爱——以及讲述之凝聚力的书，这种力量不仅将人们凝聚成一个家庭，还将半打不同的猫连接成了同一只猫。
——卡特琳·希尔德布兰德 (Kathleen Hildebrand)
当然，将歌剧情节搬到某种形式的未来（通常是反乌托邦式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巨大的优势在于：整个作品显得很现代，而无需去处理我们的现实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的故事发生在火星上，时间点比我们现在还要遥远。为了能够理解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也许必须将时间回溯两年。2024 年，埃尔桑·蒙德塔格 (Ersan Mondtag) 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布置了德国展馆，将其变成了一个可进入的记忆空间，充满了灰尘和褪色的内饰。当代的参观者穿行在三层楼之间，这里讲述了一个几十年前客工的生活。但它并非作为博物馆，而是以一种迷人的“不同时性之同时性”呈现，参观者的脑海中大致是这样拼凑出来的。
现在，在蒙德塔格于萨尔茨堡音乐节执导的歌剧《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中，发生了类似但方向相反的事情：当代的参观者凝视着一个未来的世界。至于他如何解读，则由他自己决定。
并不像1916年那样遥远，那一年理查德·斯特劳斯及其剧本作者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歌剧推出了通常演出的第二版本。孙辈们喜欢听奶奶讲关于猫的故事。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那么重要。照片：ATLANTIS-VERLAG 她直到最后一直住在布伦嫩堡（Brunnenburg），这座城堡建于中世纪盛期，高耸在梅拉诺之上。20. 世纪初，一名施瓦本工业家将其改造为充满各种小塔楼和大量混凝土的“童话哥特式”风格。对他妻子而言，这种艺术气息最终变得过于沉重，她从一个阳台上坠落；根据当地传说，丈夫在其中推了一把。50年后，“萨玛-莫伊德勒”（Sama-Moidele）搬了进来，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父母在女孩出生后立即将她交给普斯特山谷的一个农民家庭照顾。他们有比照顾玛丽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
他们也没有结婚。玛丽出生在先锋派之中。在她的书《私语》（Diskretionen，1971年出版，直到1993年才出德文版）中，这位被送走的女儿对纽约、伦敦或巴黎波希米亚生活讲述不多，反而详细描述了乡村生活、制作奶酪和收割干草。在童年照片中，她梳着辫子，牵着马犁地，放着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件艺术品”，但并不美好。玛丽的母亲是奥尔加·鲁杰，一位著名的音乐会小提琴家。她崇拜维瓦尔第和埃兹拉·庞德，但后者当时已经有妻子了。即使是对情妇，他也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这是他的格言——重新创造一切：艺术、文学、经济、荷马、但丁，所有的一切。庞德删掉了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中的形容词，将T.S. 艾略特的巨作《荒原》缩减了至少一半；与此同时，他还作曲、创办杂志、游说赞助人，并撰写自己的“神曲”——《咏叹调》（Cantos）。对于习惯于戴上圆顶硬礼帽，在伦敦先作为银行家、后作为出版主管遵守办公时间的艾略特来说，庞德是“il miglior fabbro”（最优秀的工匠），作为艺术家工匠比他更出色。玛丽不仅出生在艺术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出生在先锋派之中。当父亲，也就是Babbo，终于出现在蒂罗尔时，显而易见他是一位体面的绅士，而非工人或农民。他咒骂自己没有钱，咒骂那些拥有钱财的犹太人，但在普斯特山谷的盖斯，“萨玛-莫伊德勒”不再是那个“邋遢女孩”，而成了体面的人。母亲也联系了她，想要补回都市化的教育。奥尔加·鲁杰相信冰水浴能带来福祉，以及《Vogue》杂志推荐的晨起空腹做10次深蹲，因为孩子已经太胖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件艺术品，”女儿写道，但并不美好。父亲如约将一切推陈出新，从事中文翻译。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使用均须经由 www.sz-content.de 授权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使用均须经由 www.sz-content.de 授权 10 周二，4. August 2026, 第177号 DEFGH 艺术版 HM1 HM1 岛上并不那么孤独：萨尔茨堡《纳克索斯岛上的阿里阿德涅》剧照。照片：THOMAS AURIN 太空中相当繁忙 埃尔桑·蒙塔格将理查德·斯特劳斯的《纳克索斯岛上的阿里阿德涅》搬到了火星上。尽管场面混乱，但创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绝佳画面。
演出后的喧嚣之声首先是一次：令人心旷神怡。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在蒙德塔格（Mondtag）的演绎中，一个从不露面的超级富豪（或许是埃隆·马斯克式的原型），想在他的火星隐居地欣赏一场充满了极致爱情热情和几分喜剧闹剧色彩的歌剧。这揭示了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在遥远未来中的韧性。但屋主改变了主意，烟花必须准时燃放，因此舞蹈和歌剧必须被强行揉合在一起。作曲家陷入绝望，认为其崇高的艺术受到了威胁；男高音和首席女主角为了角色而争斗；音乐老师则关注着酬金；而那支喜剧风格的舞团则对此没什么所谓，只要能开心一下就行。最后，两名宇航员出现在废墟中。
霍夫曼斯塔尔和斯特劳斯于 1912 年首次构思了歌剧《纳克索斯岛的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在岛上极其悲伤地坐着，忒修欧抛弃了她，她在等待死亡。随后巴库斯路过，她将其误认为是期盼已久的死神。然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产生了最大的幸福。整个过程大约持续 80 分钟，现在在萨尔茨堡的时间稍长一些，因为指挥曼弗雷德·霍内克（Manfred Honeck）的进度有些缓慢。对此人们确实需要思考：191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持续两年，屠杀的规模愈发清晰，而此时两位艺术家却在思考一个关于歌剧制作条件的有趣序曲。在这种逃避现实、远离世界的倾向下，如今人们确实能地抵火星。但人们也可以想到，理查德·斯特劳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非政治性的伟大艺术家的姿态被纳粹所利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作了那部令人感伤的《变形》（Metamorphosen），在作品中，他为战争中被毁的音乐厅而哀悼。
斯特劳斯的最初构想是将这部歌剧与莫里哀的《贵族 the bourgeois gentilhomm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一同演出，虽然确实这么做了，但很快被证明不切实际。于是诗人与作曲家设计了一个新的序曲，比莫里哀的版本短得多，且能更好地引导至正式的歌剧演出：在一位富豪家中，将上演一场舞蹈闹剧以及上述歌剧。尽管埃尔桑·蒙德塔格（Ersan Mondtag）并未明确探讨这一点——他亲自设计（导演、舞台、服装、动物雕塑）的未来设定唤起了超越具体舞台概念的思考。
女儿
关于玛丽·德·拉谢维尔茨（Mary de Rachewiltz）逝世的消息，她将自己名震全球的父亲——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最终却成为了他遗产不倦的管理人。
……他对此的掌握程度与他所使用和写作的大多数其他语言一样糟糕，随后他将自己完善为一名国民经济学家和世界政治家。 1938 年，庞德前往华盛顿，试图影响政治家以阻止战争。这当然失败了——谁愿意让一个诗人来决定政治方针呢？——但庞德当时已经在墨索里尼身上找到了他心目中卓越的操盘手。他在意大利广播电台中辱骂自己的同胞，宣泄其反犹主义情绪。为此，美国人在 1945 年首先将他关进一个狗笼（这种设施后来在关塔那摩也被使用），随后将他送入华盛顿的一所针对刑事精神病患者的监狱。海明威和艾略特向美国政府呼吁，以便让庞德……
自由流动。甚至曾有计划，想把那个令人讨厌的诗人送回意大利，而不是送走黑手党成员幸运·卢恰诺（Lucky Luciano）。女儿称他对自己而言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她承担了下来。在他不在的时候，她缝补他的旧内衣，把衣物折叠好并存放于樟脑丸中，将他的拖鞋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当“Babbo”（爸爸）被逮捕并被运往美国后，她开始构建自己的“空中楼阁”。她想的不再是文学和前卫艺术，而是农业和养蜂，或许还有织造。“当我离开时，窗边那棵深色的杏仁树绽放出洁白的泪花。” 随后她一直缺乏资金，直到她遇到一名年轻男子，对方建议她将 100 000 膨胀里拉投资于一只奶牛。直到最后，她仍在组织维护父亲的名声：Mary de Rachewiltz 2012。
……延伸得很远。而且绝对是必要的。在火星红色的统一空间里，有几级台阶和一个像 TicTac 糖果一样的大窗户，人们可以通过窗户观察到众多宇宙飞船的繁忙活动，以及火星表面两个奇怪的银色身影，此时序曲已失去了所有嘲讽意味。场面十分混乱，四名看起来雌雄同体的舞者用肢体语言让音乐变得可感，以至于起初人们几乎不需要去听。曼弗雷德·霍内克（Manfred Honeck）最初引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时较为胆怯，但后来经常变得非常响亮，而不再太在意结构和内在张力。
三位宁芙女（Nymphen）贾斯敏·德尔夫斯（Jasmin Delfs）、安雅·米特穆勒（Anja Mittermüller）和玛琳·梅茨格（Marlene Metzger）在其中穿梭。她们的穿着虽然糟糕，但肯定具有联想价值，不过没关系。作为三人组，她们的声音在作曲上完美融合，是纯净、自由的美。凯特·林赛（Kate Lindsey）作为作曲家的处理方式则截然相反：在声乐上，她在几条歧路上寻找某种线条，但在表演上却极其精彩。蒙塔格（Mondtag）或许最关注这个角色，她正逐渐变成一个女人，脱离了所有像裤装一样僵硬的状态，成为了对未来之爱的真正承诺。
因为序曲中那个脾气暴躁的管家（约翰内斯·西尔伯施耐德 Johannes Silberschneider）最终将阿丽亚得（Ariadne）和巴库斯（Bacchus）飞向幸福的宇宙飞船炸毁了，最后留在萨尔茨堡废墟中的是两名宇航员，大概是作曲家和泽比内塔（Zerbinetta）。废墟！这时歌手们必须自力更生，而且效果很好。克里斯蒂娜·尼尔森（Christina Nilsson）赋予了阿丽亚得逐渐增强的存在感——起初忧伤，随后被爱情浸润，她的声音在较为无定形的管弦乐伴奏之上熠熠生辉。埃里克·卡特勒（Eric Cutler）饰演一个英雄般的巴库斯，戴子怡（Ziyi Dai）饰演泽比内塔，她是喜剧团的领头人。她在时长约十分钟、充满花腔疯狂的咏叹调片段中大放异彩。在其中她歌唱爱情的自由，而舞团则以交媾的方式嘲弄这些喜剧演员，这种陈旧的幽默在蒙塔格的“综合艺术作品”追求中显得既愚蠢又奇怪。
声音上最大的魔力或许在于……可能是被摧毁的音乐厅。尽管中场休息后的实际歌剧场景过于拥挤，无法传达出阿丽亚得的孤独感，但依然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画面，其留下的印象比观看瞬间的预期要长。与此同时，一种预期立即出现：面对小节日剧院（Festspielhaus）内的闷热，针对埃尔桑·蒙塔格（Ersan Mondtag）的嘘声浪潮反而令人感到清爽。蒙塔格对此并不在意，拜罗伊特（Bayreuth）以及更多歌剧宏图已在等待着他。
“……被捆绑并密封的文件，被一群猎人、出版商、学者、作家和收藏家到处扔掷、撕碎并弄得乱七八糟……”。身为艺术家之女且在农家女环境中长大的玛丽，幸运地嫁给了这位王子——半俄裔的埃及学家鲍里斯·德·拉舍维尔茨。空中楼阁逐渐成形，这座破旧的新哥特式中世纪城堡成为了那位直到 1958 年才从美国监狱获释的诗人的圣殿。他们在高塔下方为缺席的父亲布置了一间房间，摆放着亨利·高迪埃-布热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的画作、手稿、孔子以及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的著作。在 1972 年去世之前，埃兹拉·庞德早已被“灵魂的黑夜”所笼罩。女儿摆脱了令人压抑的父亲，但她成为了他的继承人。“你深爱之物，将不被夺走 / 你深爱之物，便是你的真正遗产”，他曾这样写道。她顺从地执行，确保了全部《坎托斯》（Cantos）的出版，包括那些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内容，并不得不忍受罗马出现了一个新法西斯主义的“庞德之家”（Casa Pound）。但没有人能夺走她的城堡。她与丈夫和儿子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农业博物馆，并直到最后都在接待学者、作家和收藏家。她建立了一座农业博物馆，并直到最后都在接待学者。周四，这位世界著名诗人的女儿玛丽·德·拉舍维尔茨在多夫蒂罗尔（Dorf Tirol）的当地公墓下葬。她享年 101 岁。家属在讣告中来自斯赫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威尼斯、罗马以及盖斯（Gais）。在讣告单上，她再次成为了那个“萨马莫代勒”（SamaMoidele），并用最简单的诗行告别，地带着对“在无尽景观中你所闻到的苔藓或大海，以及月光下摇曳的一棵树的飒飒声”的记忆。威利·温克勒（Willi Winkler）农业博物馆。那位令人压抑的父亲即使在远方也给女儿安排了工作。在他继续撰写《坎托斯》期间，她是校对员，随后她还必须将其翻译成意大利语。他享有盛名，而她则在组织这种名声。正如她所抱怨的，参观者和崇拜者们带着“所有过时的感情和抛弃的琐碎杂物”涌向这座岩石上的城堡，她的坚固堡垒。
HM2 HM2 (SZ) Ist es schon einmal jemandem aufgefallen, dass immer dann Löwinnen und Schnappschildkröten, Kängurus und Killerwelse gesichtet werden, wenn den Medien zur Ferienzeit der Stoff ausgeht? Kann das Zufall sein? Natürlich, es gibt in Einzelfällen belegbare Ursachen dafür, warum Tiere dasWeite suchen. Der Kölner Schimpanse Petermann war im Herzen Anarchist in der Tradition Bakunins; als seine Stunde kam, überwältigte er den Zoodirektor und flüchtete in die Stadt, wo er,dielinkeFausttrotzigerhoben,denHeldentoddurchPolizeikugelnfand;sojedenfalls wird es am Rhein erzählt. Günstiger ist die Quellenlage im Fall der Münchner Elefantenkatastrophe von 1888. Hier gerieten die bei einem Festumzug mittrottenden Dickhäuter in jähe Furcht, als ein mitgeführter Blechdrache Funken sprühte, und trampelten panisch in die Innenstadt hinein. Ein Kavallerist, der Richtung Frauenkirche sprengte und „Rettet euch! Die Elefanten kommen“ schrie, soll nicht zur Beruhigung der Menge beigetragen haben.Wie ihr hilfloser Halter Carl Hagenbeck nachher berichtete, begab sich eines der Tiere „direkt ins Hofbräuhaus, dessen Stammgästen der Rettich im Halse steckenblieb, als der riesige Gast eintretend das Tor verdunkelte. ... Sie taten dem Elefanten nichts, und der Elefant tat der sprachlosen Stammtischrunde nichts.“ COLLAGE: STED/SZ, FOTO: IMAGO IMAGES Andersverhält es sich mit den Sommerlochtieren der jüngeren Zeit, sie bleiben flüchtige Erscheinungen, was es den Behörden leicht macht, den Leuten nachher einzureden, die Löwin sei nur ein Dachs gewesen oder ein Dackel.Jedenfalls, kaum war der Bundeskanzler in den Ferien und eine beunruhigende Stille hatte die Nachrichten erfasst, da sollen nun ganz zufällig zehn Wasserbüffel aus ihrem Gehege im Wustrower Park ausgebrochen sein. Dummerweise suchten sie sich für ein Leben in neuer Umgebung nicht das geeignete Umfeld. In Brandenburg, wo Platz wäre, sind die Leute gar nicht gut drauf, wie die bedeutende Gegenwartsschriftstellerin Julie Zeh kürzlich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wissen ließ, und müssen einfach AfD wählen, weil „sie sich verarscht fühlen“, wenn auch unklar blieb, wie und von wem eigentlich. Eine solche Diagnose überfordert nicht nur Büffel. Von Daniel Brössler Wohlweislich blieben die Tiere lieber in Berlin und trampelten durch Marzahn, einen Stadtteil, der schonwenigervertrauenerweckende Gestalten gesehen hat als die tapferen Zehn.Außerdem gibt es in der Stadt bereits zahlreiche Waschbären, Wildschweine und Füchse, die sich hier sehr wohlfühlen. Wenn Menschen einen Ort aufgegeben haben, das weiß man, rückt die Tierwelt schnell nach. Woran es letztlich lag, dass die Büffel dennoch der Empfehlung der Polizei folgten und auf die Weide zurückkehrten, ist schwer zu sagen. Womöglich war es ihnen unmöglich, zur Ummeldung einen Termin auf dem Bürgeramt zu bekommen. Berlin –Als die Rentenkommission im Juni ihre Vorschläge zur Reform der Altersversorgung vorlegte, erklärt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die Empfehlungen seien „von allergrößter Bedeutung für uns, für unseren Sozialstaat, für uns als Wirtschaftsstandort, aber vor allem für uns als Gesellschaft insgesamt“. Schon da wurde deutlich, welche Erwartungen der CDU-Vorsitzende an die Reform knüpft – für das Land, aber auch für seine Kanzlerschaft. Der große Wurf in der Rentenpolitik soll die Fähigkeit der Koalition unter seiner Führung unter Beweis stellen, schwierigste Reformen durchzusetzen und so das Vertrauen der Bevölkerung zurückzugewinnen. Nach den Wirren um die Personalpolitik des Kanzlers imJuli gilt das umso mehr. Zwar ist nicht gewiss, dass eine geglückte Reform einen Stimmungsumschwung bewirkt. Ihr Scheitern aber würde Merz mit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tiefer in die Krise stürzen. HEUTE Meinung Tanken wird wieder teurer, ein neuer Rabatt wäre aber ein Fehler. . ...................... 4 Das müsste auch den drei ostdeutschen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Sven Schulze (Sachsen-Anhalt), Michael Kretschmer (Sachsen) und Mario Voigt (Thüringen) klar gewesen sein, als sie vergangene Woche – pünktlich zum Urlaubsbeginn des Kanzlers – einen Angriff auf wesentliche Elemente der Reform starteten. Insbesondere für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forderte das Trio Übergangsregelung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 Besonderheiten in Ostdeutschland. Sie argumentierten, dass im Osten verhältnismäßig viele Menschen die Zahl an Beitragsjahren tatsächlich erreichen und dort zugleich die gesetzliche Rente für viele Panorama David Cifaldi spießte sich am Berg mit seinem Treckingstock auf – und wanderte ins Tal. . ............... 8 Wissen FOTO: IMAGO Infolge der Hitze fällt die Hirnleistung deutlich ab. Die Folgen können verheerend sein. . ................... 12 Sport Wie Uefa-Juristen jetzt Druck auf die Fifa und deren mögliche Investoren machen. . ............... 21 Aus eigens behandelten, alt aussehenden Steinen ließ er am Rande des Ortes ArcugnanoStufenimHalbrunderrichten. Dazu ein paar Säulen aus Beton, Statuen aus Gips und einen kleinen Teich. „Anfiteatro berico“ nannte er sein Werk, „bericisches Amphitheater“ also, in Anlehnung an die Hügelkette rund um den Monte Berico südlich von Vicenza. Wobei findige Griechisch-Nerds bereits hier hätten merken können, dass etwas faul war: Schließlich ist einAmphitheater oval oder kreisförmig und geschlossen wie das Ko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efon 089/2183-0, Telefax -9777; Redaktion: redaktion@sz.de, Leserbriefe: forum@sz.de Abo-Service: Telefon 089/21 83-80 80, www.sz.de/abo, aboservice@sz.de Anzeigen: Telefon 089/2183-1010 (Immobilienund Mietmarkt), 089/2183-1020 (Motormarkt), 089/2183-1030 (Stellenmarkt, weitere Märkte). A, B, GR, I, L € 4,60; SFr. 5,60 2 3 0 3 2 4 190655 804507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Und wer schützt uns? Stade und die Sorgen der Sozialarbeiter Die Seite Drei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AUS POLITIK, KULTUR, WIRTSCHAFT UND SPORT · www.SZ.de 82. Jahrgang / 32. Woche / Nr. 177 / 4,50 Euro www.SZ.de 82. Jahrgang / 32. Woche / Nr. 177 / 4,50 Euro München, Dienstag, 4. August 2026 München, Dienstag, 4. August 2026 Neue Diskussion über Rentenreform Für einen Stimmungsumschwung braucht Kanzler Merz dringend den Erfolg seines größten Projekts. Das macht den Vorstoß dreier ostdeutscher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für ihn so gefährlich. Dax steigt auf Menschen oft die einzige Form der Alterssicherung ist. Die gute Nachricht für Merz: Führende Unionspolitiker sind seit dem Wochenende mit Versuchen beschäftigt, den politischen Brand einzudämmen, bevor er sich ausbreitet. „Die Reform ist als ausgewogenes Gesamtpaket angelegt“, sagte die neue Generalsekretärin Franziska Hoppermann. Wer einzelne Punkte wie die „Rente mit 63“ herauslöse, gefährde die Tragfähigkeit des Kompromisses, mahnte sie. Diese Diskussion ist kaum von den bevor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zu trennen. Am 6. September wird in SachsenAnhalt gewählt, zwei Wochen danach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in Berlin. In Sachsen-Anhalt kann die AfD jüngsten Umfragen zufolge auf 41 Prozent der Stimmen hoffen, die CDU käme nur auf 24 Prozent. Aus Sicht von Merz und der Bundes-CDU hängt insbesondere von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viel ab, weil Ministerpräsident Schulze dort fürchten muss, sein Amt an die AfD zu verlieren. Einerseits lässt das besondere Rücksicht auf die Wahlkämpfer im Osten erwarten, andererseits steht das zentrale Reformvorhaben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des Kanzlers auf dem Spiel. Auch der aus dem Kanzleramt an die Spitze der Unionsfraktion gewechselte Thorsten Frei (CDU)verteidigte den „wirklich klugen Vorschlag“ der Rentenkommission. „In der Sache muss man aufpassen, dass man da nicht hier das ganze Rentenpaket aufschnürt“, warnte Bayerns Ministerpräsident und CSU-Chef Markus Söder im ARD-Sommerinterview. Ihn SPD-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sagt, sie sei „bereit, über alles zu red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dürfte daran kein Interesse haben. FOTO: RALF HIRSCHBERGER / AFP Antikes Theater, Baujahr 2016 An manchem mangelt es Italien durchaus, anständige Gehälter etwa, zeitnahe Arzttermine, flächendeckende Drogeriemärkte. Was dagegen wirklich nicht fehlt: Antikes, Sehenswürdigkeiten, antike Sehenswürdigkeiten. Einen Mann aus der Gegend nahe dem norditalienischen Vicenza hielt dieser Umstand dennoch nicht davon ab, ein antikes Theater zu fälschen. Und für diese selbst gebaute Sehenswürdigkeit 40 Euro Eintritt zu verlangen. Ein Mann behauptet, in Norditalien ein Amphitheater ausgegraben zu haben. Doch das ist nicht Tausende Jahre alt, sondern zehn. losseum in Rom oder die Arena in Verona. Das griechische amphí bedeutet: ringsherum, auf beiden Seiten. Was der Mann erbaut hatte, war dagegen: ein Theater. Der Bau entstandAnno Domini 2016 auf einer Fläche von etwa 5000 Quadratmetern und wurde als spektakulärer Fund angekündigt. Ein kleineres Magazin schrieb in einer PR-artigen Onlinemeldung von einer „echten jahrtausendealten archäologischen Perle des paläovenetischen Gebiets“, dort sollten Veranstaltungen, Konzerte, Aufführungen und Konferenzen stattfinden. Gemeinde. Bald stellten die Behörden fest: Es handelte sich um einen modernen Bau, errichtet ohne Genehmigung und im Landschaftsschutzgebiet. Gegen den BetreiberdesKomplexeswurdenErmittlungen eingeleitet. Wie viele zahlende Besucher das Fake-Amphitheater in der Zwischenzeit sahen, ist nicht bekannt. Auf Google Maps findet man nachwievor den Standort, mit dem Zusatz „vorübergehend geschlossen“. Auch ein paar begeisterte Rezensionen lassen sich online lesen, sogar noch von 2025. „Ein magischer Ort mitten in der Natur“, heißt es da, von einer „spektakulären Aussicht“ und „besonderen Energie und Ausstrahlung“ ist die Rede. Und vom Betreiber, der „die GeIm selben Jahr rückten allerdings bereits die Carabinieri a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rmittelte nach einem Hinweis der Wenn die AfD Schule macht Sollte die Partei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an die Macht kommen, will sie dort auch die Bildungspolitik umkrempeln. Bei Lehrernwachsen die Sorgen. Thema des Tages SZFERNSEHEN TV-Programm vom 4. August bis 10. August 2026 Rekordhoch überrasche der Vorstoß jetzt unter anderem, weil das Paket ja schon vor etlichen Wochen auf den Weg gebracht worden sei. Anleger hoffen auf Entspannung im US-Krieg gegen Iran. Die Forderung aus dem Osten trägt, beabsichtigt oder nicht, zum Eindruck eines bedenklichen Autoritätsverlustes eines Kanzlers bei, der sich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viel Kritik aus den eigenen Reihen anhören musste. Das verstärkt für Merz den Druck, die Reform – wie von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im Grundsatz beschlossen – im Herbst ohne wesentliche Abstriche durchzusetzen. Das gilt umso mehr, als die SPD als traditionelleVerfechterin der „Rente mit 63“ in der Frage kaum standhaft bleiben dürfte, wenn Merz nicht einmal die eigenen Leute geschlossen hinter sich bringt. Mecklenburgs-Vorpommerns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SPD) erneuerte schon mal ihre Forderung,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zu erhalten. Frankfurt – Der Deutsche Aktienindex (Dax) hat am Montagvomittag ein neues Rekordhoch erreicht und ist erstmals über die Marke von 26 000 Punkten gestiegen. Analysten zufolge steckt dahinter die Hoffnung der Anleger auf eine friedliche Annäherung zwischen den USA und Iran. Der deutsche Leitindex stieg am Montagvormittag auf 26 005,10 Punkte, ein Plus von 1,47 Prozent imVergleich zum Freitag. Bereits kurz nach Handelsauftakt hatte der Dax das Anfang Juli erreichte Rekordhoch von 25 900,10 Punkten überschritten. US-Präsident DonaldTrump hatte am Wochenende neue Gespräche mit Iran angekündigt Daraufhin gaben die Ölpreise zu Wochenbeginn kräftig nach. Iran teilte „Ich bin bereit, über alles zu reden“, sagte Bärbel Bas, die Co-Vorsitzende der SPD und Bundesarbeitsministerin, am Sonntag im ZDF. Sogleich sei die Reform „wirklich ein Gesamtpaket, was nach Möglichkeit zusammenbleiben soll“. Auch Merz hat von Anfang an klargestellt, dass das Paket nicht aufgeschnürt werden soll. 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Kretschmer drohte dennoch damit, das Vorhaben zusammen mit anderen im Bundesrat zu blockieren. „Ohne Veränderungen werden wir bei der Rentenund der Pflegereform im Bundesrat nicht zustimmen können. Und wenn andere Länder auch nicht zustimmen, dann gibt es diese Rentenund Pflegereform nicht“, sagte er. Tatsächlich könnten große Teile der Rentenreform auch ohne Zustimmung der Länder beschlossen werden. Meinung, Medien jedoch am Montag mit, dass es keine Verhandlungen mit den USA gebe. Stattdessen spreche man mit dem Oman über eine vorübergehende Lösung für eine sichere Route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sagte der Sprecher des Außenministeriums in Teheran. DPA, REUTERS Wirtschaft Japan und USA stützen fallenden Yen Tokio – Japan hat erstmals seit Jahrzehnten gemeinsam mit den USA am Devisenmarkt interveniert, um den schwächelnden Yen zu stütze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bestätigteamSonntag(Ortszeit)die US-Hilfe für die japanische Währung und bezeichnete dies als Zeichen der Freundschaft. „Sie haben einen schwächelnden Yen und wollten ein bisschen Unterstützung.Wir sind immer da, umJapan zu helfen“, sagte Trump auf Nachfrage eines Reporters an Bord der Air Force One. Er wertetediegemeinsameInterventionalsBeleg für die guten Beziehungen zwischen Tokio undWashington. SZ Seite4,Wirtschaft schichte sehr präzise“ erklärt habe und „sehr freundlich“ sei. Mittlerweile ist der freundliche Betreiber im Gefängnis. Er wurde in erster und dann auch zweiter Instanzwegen illegaler Bautätigkeit und Fälschung von Kunstwerken verurteilt. Seine Verteidiger fochten die Entscheidungen an. Unter anderemargumentiertensie,dieFälschungsei sooffensichtlich,dasssiefürjedendurchschaubar sei. Doch das Kassationsgericht, Italiens dritte und höchste Instanz, bestätigte das Urteil: zwei Jahre und vier Monate Haft, die er laut Corriere della Sera nun auch angetreten hat, nachdem sein Antrag auf Bewährung gescheitert war. Der Betreiber selbst hingegen behauptet auf seiner Website bis jetzt, das Theater sei ein echter historischer Ort. Was aus demAmphi-respektiveSemitheaterwird, istunklar.Längsthätteesabgerissenwerden sollen. Doch es steht immer noch. Als wäre es erbaut, um die Zeiten zu überdauern. Elisa Britzelmeier DAS WETTER 38°/15° ▲ TAGS ▼ NACHTS Am Dienstag schwül. Später ziehen kräftige Schauer und Gewitter auf. Örtlich Unwetter mit Starkregen, Hagel und Sturmböen. Weitgehend trocken nur in Südostbayern. Temperaturen an der Küste zwischen 25 und 31 Grad. Sonst hochsommerlich heiße 31 bis 38 Grad. Seite 18 und Bayern Die SZ gibt es als App für Tablet und Smartphone: sz.de/zeitungsapp
„Wir werden durch die AfD zum Feindbild stilisiert“ Rechtsextreme Parolen im Klassenzimmer und Hakenkreuze an der Wand – ein Schulleiter hält dagegen. Ein Gespräch über Zukunftsängste der Jugendlichen und die Pläne der AfD. Konsens gewidmet und einen schulinternen Leitfaden zur Demokratiebildung erarbeitet sowie einen Handlungsleitfaden im Umgang mit diskriminierenden Äußerungen. Wir müssen bestimmten Aussagen widersprechen, und wir müssen vehement in unserer Haltung bleiben. Gegen die Hakenkreuze haben wir einfach Aufkleber gestaltet, auf denen steht „#No RacismPFFG“.DieklebenwirdarüberalsZeichen des Widerstandes. Ich kann nicht jedes Mal einen Schreiner bezahlen. Interview von Vinzent-Vitus Leitgeb W enn Marco Ladewig über das Professor-Friedrich-FörsterGymnasium in Haldensleben (PFFG) in Sachsen-Anhalt spricht, dann betont er gern, dass das seine Schule sei. Damit will er nicht nur seiner besonderen Verantwortung als Schulleiter Ausdruck geben: Ladewig hat seine ganze Laufbahn mit dem PFFG verknüpft. 2010 begann er dort als Referendar, dann wurde er Lehrer für Geschichte und Biologie, seit 2017 leitet er die Schule – und sieht, wie sich dort die Stimmung verändert hat. Ist manches davon nur Provokation durch die Jugendlichen oder alles politische Überzeugung? Manches ist sicher Provokation. Manches kommt aus den Elternhäusern, in denen AfD gewählt wird oder in denen die Erwachsenen sich vielleicht sogar in der AfD engagieren. Aber insgesamt gesprochen: Wenn ich mein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betrachte, dann sehe ichvor allem eine Generation, die unglaublich große Zukunfts- ängste hat. Die überfordert ist von dieser komplexen Welt und der Vielzahl an Informationen,dieaufsieeinprasselt.Unddann ist es doch verführerisch, wenn es jemanden gibt, der eine einfache Lösung anbietet. Ich frage auch immer mal wieder ab, wo die jungen Menschen ihre Nachrichten herbekommen: aus sozialen Medien, da sind sie oft verkürzt, was die Sichtweise verändert. In meiner eigenen Klasse haben von 22 Elternhäusern nur drei ein Zeitungsabonnement. SZ: Herr Ladewig, die AfD steht in UmfragenzurLandtagswahlinSachsen-Anhalt im September bei 40 Prozent. Merken Sie auch in der Schule, dass die Partei an Zuspruch gewinnt? Marco Ladewig: Ja. Wir haben schon bei den letzten Landtagswahlen erlebt, wi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ostentativ mit AfD-Kugelschreibern herumspielen und warten, wie ihre Lehrkräfte reagieren. Wir findenvereinzelt Hakenkreuze und andere rechtsextreme Symbole, die in Tische eingeritztwurden.EinemSchülerimRollstuhl wurde mal hinterhergerufen: „1936 hätte man dich vergast.“ Auch bei den Juniorwahlen der letzten Jahre sehen wir eine klareTrennungzwischendenen,dieGrüne oder Linke wählen, und immer mehr, die ihr Kreuz bei der AfD setzten. Und vergangenesJahr ließenwir in der Schule abstimmen, obwir uns dem Netzwerk „Schule ohne Rassismus – Schule mit Courage“ anschließen sollen. Dafür müssen 70 Prozent der Schülerschaft und Lehrkräfte stimmen. Genau. Wir begannen mit einer Themenwoche, haben eine geheime Wahl gemacht in der Sporthalle, mitWahlkabinen und allem. Und am Ende fehlten einige Stimmen. Dann sah man Schüler, die sich abgeklatscht haben und das gut fanden. Später haben einige ihre Ablehnung in Gesprächenmitrechtenundrechtspopulistischen Narrativen begründet. Wir haben also schon eine kritische Zahlvo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 die bestimmte Werte und Normen ablehnen. Das ist Realität, das passiert. Marco Ladewig, 44, leitet das Gymnasium Haldensleben in Sachsen-Anhalt. Er kritisiert, dass die AfD den Zugang zu Gymnasien erschweren und die Schulsozialarbeit abschaffen will. FOTO: PRIVAT Hat sich auch Ihr Kontakt zu den Eltern verändert? Ja. Das erste Mal während Corona. Da hat man gespürt, dass nicht mehr alle am selben Strang ziehen und es unvereinbare Positionen gibt. Es gab absolute Gegner von Schutzmaßnahmen und die, die uns vorwarfen, wir würden Kinder in die Schule zwingen und Folgeschäden in Kauf nehmen. Seither muss ich viel mehr mit Eltern kommunizieren, unabhängig von der politischen Position. Was durch den Einfluss der AfD neu ist: Manche suchen mit einem Problem gar nicht mehr den direkten Weg zu uns, sondern gleich die Öffentlichkeit Was tun Sie dagegen? Bei diffamierenden und rassistischen Beleidigungen und verfassungsfeindlichen Symbolen haben wir natürlich schulrechtliche Möglichkeiten. Für den Alltag haben wir uns im Kollegium weitergebildet und Vereine eingeladen, uns über Mikroaggressionen und Alltagsrassismus aufzuklären. Wir haben uns dem Beutelsbacher Schule ist für die AfD kein Ort der Integration, an dem stärkere und schwächere Schüler aus verschiedenen Milieus aufeinandertreffen und gefördert werden. Für die Rechts-außen-Partei steht der Leistungswettbewerb im Vordergrund. Die Landesverbände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haben in ihren Wahlprogrammen ausformuliert, was sie ändern wollen, falls sie an die Regierung kommen. In beiden Bundesländern wird im September gewählt, die AfD liegt dort in Umfragen mit 41 und 36 Prozent vorn. Bildung ist Ländersache, die Landesregierungen können vieles entscheiden und beeinflussen – aber nicht alles. Die wichtigsten Fragen undAntworten. nehin nur sehr wenige Eltern den Wunsch, ihre Kinder zu Hause zu unterrichten. Was ist mit der Inklusion? Inklusion ist für die AfD ein „Ideologieprojekt“, das sie beenden möchte. Deutschland hat aber 2009 die UN-Behindertenkonvention ratifiziert und muss Kindern mit Förderbedarf den Besuch einer Regelschule ermöglichen. Offiziell abschaffen kann die AfD die Inklusion nicht. Sie kann aber sehr leicht dagegen anarbeiten, indem sie Schulen zu Förderzentren umwidmet, sagt Michael Wrase. Dann werden ihnen auch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zugeteilt, wie die Erfahrung mit den in Deutschland noch verbliebenen Förderschulen zeigt. Könnte die AfD die Schulpflicht aufweichen? DasVersprechen derAfD Sachsen-Anhalt, dass Eltern zwischen „Schulund Hausunterricht“ wählen können sollen, hat für viel Aufsehen gesorgt. Die Schulpflicht ist allerdings in der Landesverfassung von Sachsen-Anhalt verankert, die nur mit einer Zweidrittelmehrheit geändert werden kann. Außerdem hat au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mehreren Urteilen betont, wie wichtig regelmäßiger Schulbesuch für die soziale Kompetenz von Kindern ist. „Diese Forderung ist eine Nebelkerze“, sagt Michael Wrase, Professor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an der Universität Hildesheim. „Die AfD signalisiert damit vor allem ihr Misstrauen gegenüber 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Es hätten ohDarf man Kinder von Geflüchteten getrennt unterrichten? Die Partei will alle Kinder von Geflüchteten und Asylbewerbern in „Sonderklassen“ unterrichten lassen und damit die fremdenfeindliche Botschaft verbreiten, dass ihr Aufenthalt in Deutschland „nur vorübergehend“ sei. Trennt man aber Schüler dauerhaft nach ihrer Herkunft, widerspricht das dem Diskriminierungsverbot im Grundgesetz und der UN-Kinderrechtskonvention. Gegenwärtig sind extra Klassen nur vorübergehend erlaubt, um Schülern den gezielten Spracherwerb zu erleichtern. Hätte ein striktes Neutralitätsgebot für Lehrkräfte eine Chanc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2 Dienstag, 4. August 2026, Nr. 177 DEFGH THEMA DES TAGES HBG HBG Schulen Die AfD könnte im Herbst in mehreren Bundesländern an die Regierung kommen – und damit auch die Bildungspolitik verändern. Schon jetzt greift sie in Sachsen-Anhalt in das Schulleben ein. COLLAGE: STED/SZ, FOTOS: IMAGO odergehenzumLandesschulamtoderdem Bildungsministerium. hat, kann man alles ertragen und hinnehmen. Wie sieht das aus? Auf Social Media werden Lehrkräfte und Schulen angegriffen.Wirwerden durch die AfD zum Feindbild stilisiert, als links-versifft bezeichnet. Wir würden Kinder indoktrinieren.Schonkurznachdergescheiterten Abstimmung für „Schule ohne Rassismus“ postete etwa der AfD-Landesvorsitzende auf Instagram, dass couragierte Schüler verhindert hätten, dass sich die Schule dem linken Gesinnungsterror unterwerfe. Ich selbst habe im November 2024 einen Shitstorm abbekommen, als am selben Tag Donald Trump erneut gewählt wurde und die Ampel-Koalition zerbrach. Und diese Ansprache blieb nicht in der Schule? Wenig später hatte ich schon den ersten Elternanruf, was ich mich erdreiste, eine derart „politische“ Ansprache zu halten. Und parallel dazu gingen die FacebookPostings los, ich gehöre an den Pranger, man müsse mich anzeigen. Aber ich sehe das ganz pragmatisch: Beamte haben einen Diensteid auf die Landesverfassung abgelegt und sind dem Schulgesetz verpflichtet. Da steht klar drin, dass wir uns gegenExtremismusstellenundKinderbefähigen müssen, Teil d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zu werden. Egal, was meine persönlicheMeinungist.DasistmeineMaxime. Wieso? Ich bin Historiker und hatte das Gefühl: Da passierenhistorischeDinge.Alsowollteich de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 am nächsten Tag über die Sprechanlage etwas mitgeben: Ich habe gesagt, dass ich nachvollziehen kann, wenn jemand verunsichert ist. Dass wir als Demokraten aber akzeptieren müssen, wie die USA wählt, auch wenn es ein verurteilter Straftäter ist. Dass wir außerdem darauf vertrauen können, dass das System hier funktioniert, wenn eine Bundesregierung zerbricht. Und ich habe ein Lied von Gerhard Gundermann (Anmerkung der Redaktion: Ein ostdeutscher Liedermacher und Rockmusiker) vorgespielt.DaringehtesumdieVeränderung derWelt,undersagt:SolangemanFreunde Haben Sie selbst ein Parteibuch? Nein. Mein Parteibuch und meine Richtschnur sind das Grundgesetz. Wenn ein Schüler oder eine politische Gruppe das infrage stellt, muss ich dagegen halten. Dazu überlegen wir genau, wo wir Themen diskursiv laufen lassen können, wo wir aber auch eine Grenze ziehen und widersprechen müssen. Vielleicht bin ich blauäugig, aber mir sind noch keine Autoreifen aufgestochen worden. Und ich denke mir: Das ist meine Schule, für die ichverantwortlich bin und einen Bildungsauftrag habe. Wann hat sich Ihre Haltung herausgebildet? Ich wurde 1981 in der DDR geboren und Wann Lehrer Widerstand leisten müssen Die AfD will die Schulpflicht aufweichen und die Inklusion beenden. Doch für den Unterricht gelten Bildungsstandards. Und auch Beamte müssen nicht jeder Anordnung folgen. In Sachsen-Anhalt möchte die AfD ein striktes Neutralitätsgebot einführen, Lehrkräfte dürften dann in der Schule nicht mehr ihre politische Meinung äu- ßern. Das widerspräche aber der Meinungsfreiheit, die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 ist. Außerdem schreibt das bundesweit gültige Beamtenstatusgesetz vor, dass sich Lehrkräfte klar gegen antidemokratische Aussagen positionieren müssen. Die AfD schürt seit Jahren bundesweit Unsicherheit an Schulen, indem sie auf deren angebliches Neutralitätsgebot pocht. Doch ein solches Gebot existiert nicht. Zwar schreibt das sogenannte Mäßigungsgebot für Beamte eine parteipolitische Neutralität vor, Lehrerinnen und Lehrer dürfen aber nicht neutral sein, wenn es um Grundwerte wie Menschenwürde,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geht. Vollkommen freie Hand hätte ein Bildungsministerium unter der AfD aber nicht. Den Unterricht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etwa könnte sie nicht abschaffen, hierzu gibt es verbindliche Leitlinien der KMK. Wie diese sich durchsetzen könnte, wenn ein Bundesland die Leitlinien ignoriert, ist allerdings offen. Könnte die AfD in der Bildungspolitik durchregieren?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hoffen, dass der Beamtenapparat in Kultusministerium, Schulamt und Schulverwaltung das verhindern würde – also Menschen, die einen Eid auf die Verfassung geschworen haben. Verstößt die Anordnung eines Vorgesetzten gegen ein Gesetz, müssen Beamtinnen und Beamte „remonstrieren“. Das heißt, sie sind verpflichtet,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die Anordnung gesetzeswidrig ist und deshalb nicht befolgt wird. Zwar würde die AfD wie jede neue Regierung Spitzenpositionen neu besetzen. Da auf Lebenszeit verbeamtet wird, könnte sie aber nicht die ganze Verwaltung austauschen. Wie leicht ist es, Lehrpläne zu ändern? Lehrpläne werden im Auftrag des Bildungsministeriums der Länder vom jeweiligen Landesinstitut erarbeitet. Deshalb ist es möglich, beispielsweise im Geschichtsunterricht Schwerpunkte zu ver- ändern, wie die AfD es ankündigt – etwa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stärker in den Unterrichtsfokus zu rücken. Bundesweit verbindliche Bildungsstandards gibt es nur in den Kernfächern Deutsch, Mathematik,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sowie der ersten Fremdsprache. Das auch für Fächer wie Geschichte, Politik und Sozialkunde einzuführen war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KMK) bisher zu aufwendig. Rechtsexperte Michael Wrase schätzt den Anteil von AfD-Wählern im höheren Dienst als eher gering ein. Er geht davon aus, dass kritische Beamte auch andere, nicht verfassungsfeindliche Aufträge durch ausgiebige Prüfung blockieren oder zumindest verzögern würden. Es gibt aber auch jetzt, unter einer von der CDU geführten Regierung, schon andere Signale. Das Landesschulamt SachsenAnhalt hat im vergangenen Jahr auf habe zumindest als Kind erlebt, was eine Diktatur ist. Wie sie durch Familien un- überwindbare Grenzen zieht und Bande durchtrennt. In den 90er-Jahren wurde mir in der Schule vermittelt, dass es undenkbar sein muss, dass eine politische Partei Grundrechte ablehnt. Nur durch Bafög und staatliche Bildung konnte ich aufsteigen. Und jetzt kommenwir an einen Punkt, an dem Lehrkräfte denunziert werden. Da muss ich doch etwas machen, solange das im Rechtsrahmen ist. willkommen. Wer sind wir, die Entwicklung eines Kindes im Alter von zehn Jahren vorwegzunehmen? Die AfD möchte auch die Schulsozialarbeit abschaffen, aber ich kenne die Zahlen. Es gibt mehr psychosoziale und emotionale Störungen, Depressionen und Angstzustände bei Kindern. Wir haben zwar hochprofessionelle Lehrkräfte, aber von der Vielzahl von Einzelproblemen sind wir ohne Sozialarbeiter schier überfordert. Seit Dezember 2025 ist unsere Schulsozialarbeiterstelle unbesetzt, und wir haben hautnah erlebt, was es bedeutet, wenn diese Fachexpertise fehlt. DerRechtsrahmenkönntedurchdieAfD verändertwerden.Wie denken Sie darüber nach? Ich selbst bin Beamter und wenn mein Dienstherr bestimmte Dinge von mir verlangt, dann muss ich sie umsetzen. Ich muss aber auch remonstrieren, alsowidersprechen, wenn ich der Auffassung bin, etwas geht gegen das Grundgesetz. Und selbst wenn aus der Landesverfassung herausgestrichen werden sollte, wofür ich mich einsetze, wofür es eine Zweidrittelmehrheit bräuchte, gibt es immer noch das Grundgesetz. Darauf kann ich mich beziehen, und darauf vertraue ich. Wieso haben Sie trotz Ihrer Kritik einen AfD-Kandidaten zu einer Diskussion an Ihrer Schule eingeladen? Es gibt Argumente dagegen. Ich fand aber wichtig, dass die Jugendlichen vor dieser kontroversen Wahl alle Stimmen hören. Dieses Kontroversitätsgebot ist eine elementare Säule des Beutelsbacher Konsenses. Die Diskussion wurde in den Jahrgangsstufen auch intensiv vorund nachbereitet. Es war ein komplexer und langer Prozess.Aber letztlich wollte ich zwei Dinge erreichen: dass die Schüler zu Hause darüber erzählen und mit ihren Eltern diskutieren. Und dass sie sich vielleicht bei der nächsten Bundestagswahl daran erinnern, und wieder Diskussionen anschauen oder sich sogar selbst beteiligen. Dann, so bin ich der festen Überzeugung, sind das viel mündiger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ie hoffentlich bewusster eine Wahlentscheidung treffen. Und was erwarten Sie unter einer AfDRegierung für Ihre Schule? Ich hätte größere Sorgen, was den möglichen Bildungserfolg meiner Schüler angeht. Die AfD will den Zugang zu Gymnasien erschweren. Ich sage, allein aus meiner persönlichen Geschichte heraus: Egal, was die Schullaufbahnempfehlung angibt, jedes Kind ist erst mal am Gymnasium Druck aus der AfD hin einen Lehrer abgemahnt, der seinen Schülern auf Nachfrage erklärt hat, warum er die AfD nicht gewählt hat. Das ist erlaubt. Der Betroffene selbst erklärt sich die Abmahnung mit „vorauseilendem Gehorsam“ der Behörde und hat dagegen geklagt. gegen sie in der Hand hat. Unter einer AfD-Regierung dürfte das noch zunehmen. Das könnte Lehrkräfte abschrecken. Zumal die Partei in Sachsen-Anhalt eine Beschwerdestelle direkt im Bildungsministerium einführen will, bei der Eltern und Schüler ein angebliches „Fehlverhalten von Lehrern und Schulleitern“ melden können. Was könnte die AfD trotzdem umsetzen? Um die Arbeit von Schulen zu beeinflussen, muss man aber nicht unbedingt Gesetze oder Lehrpläne ändern, sagt Bildungsjurist Wrase. Das geht auch durch Geld, indem man etwa Sekundarschulen besser ausstattet als Gymnasien, bei der digitalen Ausstattung der Schulen und der Schulsozialarbeit spart oder der Initiative „Schule gegen Rassismus, Schule mit Courage“ die finanziellen Mittel streicht. Es geht aber auch durch Verwaltungsvorschriften, die Schulen zum Beispiel anweisen, die deutsche Flagge zu hissen und bei Feiern die Nationalhymne zu spielen. Außerdem könnten Bildungsministerium und Schulamt unbequemen Lehrkräften das Leben mit Abmahnungen und Disziplinarverfahren schwer machen. Auch wenn diese vor Gericht dagegen vorgehen können, dürfte das für massive Verunsicherung unter Lehrerinnen und Lehrern sorgen. Die 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 (GEW) in Sachsen-Anhalt hält es für sehr wahrscheinlich, dass Lehrkräfte unter einer AfD-Regierung sogar das Land verlassen würden. Das würde den Lehrkräftemangel noch verschärfen. Welche Möglichkeiten hätte der Bund? Für Schulen kommen die Länder und Kommunen auf, der Bund unterstützt aber mit Fördergeldern, etwa beim Startchancen-Programm oder dem Digitalpakt. Diese Mittel könnte der Bund zurückhalten. Außerdem ist es theoretisch möglich, dass die KMK die Bildungsabschlüsse eines von der AfD regierten Bundeslandes nicht mehr anerkennt. Aber die Hürden dafür sind hoch, es müssten grundlegende Qualitätsstandards oder rechtsstaatliche Prinzipien systematisch verletzt werden. Lilith Volkert Was hätten Lehrkräfte und Schulleitungen zu erwarten? Die AfD will Schule entbürokratisieren, damit sich Pädagogen ganz auf den Unterricht konzentrieren können. Das werde „engagierte Lehrer aus dem ganzen Bundesgebiet“ anlocken, heißt es im Wahlprogramm der AfD Sachsen-Anhalt. Allerdings macht die Partei schon seit Jahren bundesweit Druck auf Lehrkräfte und Schulleitungen, die nicht ihr Weltbild teilen – ohne dass sie rechtlich etwas
W ie es sich anfühlt, körperlich angegriffen zu werden, erfuhr Andrea Wimmer an einem warmen Sommernachmittag. Sie kanntedenMann,einenVater,dessenKinder in Obhut genommen worden waren. Das Jugendamt hatte sie in die Schutzstelle gebracht, die sie leitet. Regelmäßig besuchte der Mann die beiden Mädchen, zehn und zwölf Jahre alt. Ein halbes Jahr lief auch alles gut. Aber dann rastete er plötzlich aus. Wie schon so oft klingelte er an der Tür desKinderschutzhauses.Weilsieihnkannten, öffneten sie ihm. Der Mann hatte kaumdenHofbetreten,soerinnertsichAndrea Wimmer, da fing er an zu brüllen. Schrie, dass er seine Kinder zurückhaben wolle. „Er hat uns angegriffen, wie in einemBoxkampf.“ErhabedieMitarbeiterinnen herumgeschubst und sei auf die Eingangstürzugegangen.AndreaWimmer,eine große Frau, erfahren und resolut, schickte alle Kinder ins Haus und stellte sich dem Mann in den Weg. Und der, sagt sie, griff an. Nachbarn, die das Gebrüll gehört hatten, riefen die Polizei. Als die sechs Polizisten den Vater niedergerungen und auf den Bodengedrückthatten,kamenseineTöchtergerade ausder Schule. AndreaWimmer weiß noch, wie ihre Mitarbeiterinnen die Kinder hinein ins Haus hoben, während der Vater am Boden lag. Noch in derselben Nacht wurden die Mädchen in eine andere Schutzstelle gebracht, deren Adresse der Vater nicht kannte. Sie denkt wieder öfter an den brüllenden Vater, der sie attackierte Dieser Tag, sagt Andrea Wimmer, habe etwas verändert im Kinderschutzhaus im Münchner Westen: Sie haben verstanden, dass sich der Zorn, die Wut und die Verzweiflung von Eltern, deren Kinder in Obhutgenommenwurden,auchgegenSozialarbeiterinnen wie sie richten kann. Dass sie im Zweifel nicht nur die Kinder schützen müssen, für die sie verantwortlich sind, sondern auch: sich selbst. Es ist jetzt einen Monat her, dass derVatereinesKindes,dasvomJugendamtinObhut genommen worden war, in Stade drei Mitarbeiter einer Mutter-Kind-Einrichtung und drei Mitarbeiter des Jugendamts erschossen hat. Drei Wochen danach tötete er sich selbst in Untersuchungshaft. Seit Stade denkt Andrea Wimmer wieder häufiger an den Tag vor zehn Jahren, an dem sie selbst angegriffen wurde. Daran, dass es auch sie und ihre Kolleginnen hätte treffen können. Denn auch sie haben ja damit zu tun: mit verzweifelten Müttern und wütenden Vätern, die ihre Kinder zurückwollen, die sich ohnmächtig fühlen. Und von denen keiner so genau weiß, ob sie ausrasten. Oder wann. Mitarbeiter des Jugendamts keine einfache Entscheidung, und niemand trifft sie allein. Eine Inobhutnahme, so sagen es die Mitarbeiter, sei immer das letzte Mittel – wenn nichts anderes geholfen hat oder die Gefahr akut ist. An einem heißen Nachmittag im Juli sitzt Andrea Wimmer in einem Raum im ersten Stock des Kinderschutzhauses. Im Erdgeschoss klappert jemand mit Besteck, Kinder rufen durch die Gänge. Und eine Etage darüber erzählt Andrea Wimmer von dem Ausnahmezustand, in den man kommt, wenn man angegriffen wird. Von diesem Gefühl, bedroht zu werden. „Am Tag nach dem Angriff kamen mir andauernd die Tränen, einfach so. Wir haben uns danach überlegt, wie wir mit Eltern umgehen können, damit so etwas nie wieder passiert.“ EinerseitsistesdasSchlimmste,wasEltern sich vorstellen können: dass ihnen jemand ihr Kind wegnimmt. Andererseits: Zögert das Jugendamt zu lange, ist vielleicht das Leben eines Kindes in Gefahr. Wie damals im Jahr 2006 in Bremen. Als der zweijährige Kevin aus der Familie geholt werden sollte, war er schon monatelang tot. KinderundJugendlichewerdennacheiner Inobhutnahme erst einmal in Sicherheit gebracht, in Schutzstellen wie dem Kinderschutzhaus in München. Die Eltern stimmen entweder der Inobhutnahme zu oder ein Familiengericht entscheidet dar- über.InderSchutzstelleschätzenMitarbeiter, Therapeuten oder ein Kinderund Jugendpsychiater ein, wie es dem Kind geht, was es braucht, was ihm fehlt. Nach ein paarTagenwirdmitdenElterndarübergesprochen, wie es weitergehen kann. Das Kinderschutzhaus in München ist ein altes Gebäude mit Holzfußboden und knarzenden Treppen, mit einem Garten und einem kleinen Hof, in dem Platz ist für ein Planschbecken und ein paar Runden mit dem Laufrad. Neun Kinder leben hier auf zwei Etagen, die jüngsten sind drei, die ältesten zehn Jahre alt. Im Keller lagern Winterjacken, Turnschuhe und eine Kiste voll mit Kuscheltieren, für die ersten Tage und vor allem die ersten Nächte. Wenn für die Kinder alles noch fremder ist als sowieso schon. Denn das Ziel ist es, dass Kinder zu ihren Eltern zurückkehren. Wenn die etwas an der Situation zu Hause verändert haben, Hilfe annehmen, sich ein Elternteil von einem gewalttätigen Partner trennt. MancheKinderkommennacheinpaarWochen zurück, andere ziehen in eine Wohngruppeundspäterwieder zuden Eltern.Es gibt aber auch Kinder, die nie zu ihren Eltern zurückkehren. Die in einem Heim oder bei einer Pflegefamilie aufwachsen. Im Münchner Kinderschutzhaus haben sie besonders viele solcher Fälle. Das Haus ist eine von 2334 SchutzstelleninDeutschland.EinOrtalso,andenMitarbeiter des Jugendamts Kinder bringen, die in ihrem Zuhause nicht mehr sicher sind, die geschlagen, misshandelt, gedemütigt wurden. Die von ihren Eltern nicht das bekommen, was sie brauchen, um gesund groß zu werden. Im vergangenenJahrhabendieJugend- ämter 56900 Kinder und Jugendliche in Obhut genommen. Unter ihnen waren 16500 Minderjährige, die ohne ihre Eltern aus dem Ausland nach Deutschland eingereistsind.In denanderen40400Fällen wurden Kinder aus Familien genommen, weil Polizei, Verwandte oder Schulen eineKindeswohlgefährdunggemeldethatten oder weil Kinder und Jugendliche selbst beim Jugendamt darum baten. In diesen Fällen ist das Jugendamt verpflichtet zu handeln. Klar leiden Eltern, wenn sie hören: Du bist eine Gefahr für dein Kind Seit Stade wird in diesem Land auch überdie Sicherheit von Sozialarbeitern gesprochen. Darüber, ob genug getan wird, um die Menschen zu schützen, die im Auftrag des Staates andere schützen, zum Beispiel Kinder. Die dabei zwangsläufig tief eingreifen ins Private, ins Familienleben. Seit Stade sprechen Andrea Wimmer und ihr Team auch in München noch mehr überSicherheitalsohnehinschon.Siekennen das: Mütter, die ihr Kind nach einem Besuch mitnehmen wollen, obwohl sie genau wissen, dass sie das nicht dürfen. Väter, die ihr Kind nicht so oft sehen, wie sie gerne möchten, die wütend werden und laut – das erleben sie hier immer wieder. Manche Babys werden wenige Tage nach der Geburt in Obhut genommen, weil schon in der Klinik auffällt, dass die Eltern völlig überfordert sind. Oder abhängig von Schlafmitteln und sich so wegbeamen, dass sie nicht merken, wenn ihr Kind sie braucht.ManchmalerzählteinGrundschüler seiner Lehrerin, dass die Mama oder der Papa ihn schlägt. Und immer wieder stehen Teenager vor Mitarbeitern des Jugendamts und bitten um Hilfe, weil sie es daheim nicht mehr aushalten. Draußen unterm Fenster lachen Kinder, spritzen sich mit Wasserpistolen nass. Ob ein Kind in der Familie bleibt oder in Obhutgenommenwird,dasistauchfürdi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E SEITE DREI DEFGH Nr. 177, Dienstag, 4. August 2026 3 In Schutzstellen wie dieser in München leben Kinder, deren Zuhause nicht sicher ist. Kinder, die geschlagen und gedemütigt wurden. Manche kehren nach Wochen zurück zu den Eltern, andere nie. FOTOS: CATHERINA HESS Wenn Eltern austicken Seit in Stade sechs Menschen erschossen wurden, sorgen sich viele Sozialarbeiter um ihre Sicherheit. Ein Tag im Kinderschutzhaus in München, wo sie genau wissen, welche Wut Väter und Mütter entwickeln können. Von Kathrin Aldenhoff Andrea Wimmer, dass sie gar nicht auf die Idee kam, die Polizei zu rufen. Im ersten Stock schaltet Andrea Wimmer den Ventilator ein. „Es gibt eine Unmenge von tollen Kollegen, die tagtäglich alles geben, um den Kindern Schutz zu geben, die diesen Schutz brauchen“, sagt sie. „Sozialarbeiter wollen die Welt retten, und das ist gut. Aber man darf sich selbst dabei nicht vergessen.“ Mit ihrem Team hat sie nach Stade zum Beispiel über eine Alarmanlage für das Haus gesprochen. Sie denken jetzt darübernach,obsiedenNachtdienstinZukunft besser zu zweit machen sollten. Die Gefahr, dass eine Situation eskaliert, dass einer durchdreht, die ist hier so groß, weil auch die Gefühle so groß sind. Weil es für die meisten Eltern wohl nichts SchlimmeresgibtalsdenVorwurf,siewürden ihr eigenes Kind schlecht behandeln. Weil die Beziehung zwischen Eltern und Kindern so eng ist, voller Gefühle und Abhängigkeiten.Unddannsagtaufeinmaljemand: Du bist eine Gefahr für dein Kind. Manche sagen, es müsste nach Stade nochvielmehrüberdieSicherheitvonSozialarbeitern diskutiert und vor allem mehr dafür getan werden. Polizeibegleitung bei kritischen Gesprächen mit Eltern. Neutrale Räume für heikle Treffen, und zwar außerhalb der Einrichtungen. Mehr Schulungen für Sozialarbeiter, wie sie Eltern einschätzen, Situationen beruhigen können. Und wo im Raum sie sitzen sollten, um schnell rauszukommen, falls ein Gespräch eskaliert. Vor einigen Tagen sollten sie, wie so oft, ein erstes Wiedersehen begleiten zwischeneinemKind,dasseitWochenimKinderschutzhausbetreutwird,undseinenEltern. Die Mitarbeiterinnen von Andrea Wimmer hatten kein gutes Gefühl, hatten Vater und Mutter in der Vergangenheit als aggressiv erlebt. Also sagten sie das Treffenab,stattdessengabeseineVideokonferenz. Ohne Stade wären sie wahrscheinlich hingefahren. DieTathatetwas verändert. Jugendämter und Schutzstellen prüfen die Sicherheitskonzepte. Manchen führte Stade vor Augen, welchem Risiko sie ausgesetzt sind. So wie neulich, wenige Tage nach der Tat in Stade. Da klingelte jemand mitten in der Nacht, wieder und wieder, und legte Müll und Süßigkeiten vor die Tür des Kinderschutzhauses. Ein verwirrter Spaziergänger,Jugendliche,eineverzweifelteMutter, die zu ihrem Kind wollte? Sie wissen es nicht. Die Mitarbeiterin, die Nachtdienst hatte, sei so erschrocken gewesen, erzählt Im Münchner Jugendamt zum Beispiel prüfen sie im Moment all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alle Regeln und Konzepte. Reichen sie aus? Müssen sie ergänzt werden? In Hannover bekommen die Jugendamtsmitarbeiter mobile Notfallknöpfe, die sie auch zu Hausbesuchen mitnehmen können, Deeskalationstrainings und Fortbildungen sind geplant. Die Bundesregierung arbeitet an einer Reform, das tat sie schon vor Stade. Diese Reform soll, so sagt es eine Sprecherin des Seit Stade muss Andrea Wimmer wieder öfter an bedrohliche Situationen denken, die sie hier selbst erlebt haben. Daran, dass es auch sie hätte treffen können. men rein. Der Neunjährige beobachtet sie, dann fragt er das Mädchen: „Ist das dein Vater?“ Eine Betreuerin sagt: „Das ist der Taxifahrer.“ Morgens zwischensieben und achtwerden die Kinder von Taxifahrern am Haus abgeholt, in den Kindergarten oder die Schule gefahren, nachmittags werden sie zurückgebracht. Die Wege sind oft weit, meistens besuchen die Kinder ihre alten Schulen – etwas Normalität in ihrem Leben, in dem mit einem Mal fast alles anders ist. In diesem Haus kommen Kinder an,mitdenennichtgesprochenwurde,Kinder,dieamKörperNarbenvonausgedrücktenZigarettenhaben,diezu wenigzumEssen bekamen, die in völlig verdreckten Wohnungen aufgewachsen sind oder in Schränke gesperrt wurden. Kinder, deren Elternsichnichtgutumsiekümmern,vielleichtweildieDepressionoderdieDrogensucht stärker ist. Die Kinder wurden von ihren Familien getrennt, weil es ihnen dort schlecht ging. Was aber nicht heißt, dass sie ihre Eltern nicht trotzdem vermissen. „Das darf sein“, sagt Andrea Wimmer. Es sei ein gutes Zeichen, wenn die Kinder Heimwehhaben,wennsiefragen,wann sie ihre Eltern wiedersehen, sagt sie, denn das bedeute,dasssieeineBindungzuihnenhaben. Regelmäßig besuchen Eltern hier ihre Kinder,spielenundkuschelnmitihnen,beobachtet von Sozialarbeiterinnen. Neben einigen Kinderbetten im Haus hängen Familienfotos, Bilder, auf denen Mutter und Kinder in die Kamera lächeln. Der Junge, der kein Wort sprach, als er hier ankam, redet jetzt doch Und dann gibt es Kinder, in deren Zimmer keine Fotos von den Eltern hängen. Kinder, die sich ungewöhnlich schnell im Haus eingewöhnen, die spielen und toben und nicht nach den Eltern fragen. Dann weiß Andrea Wimmer, dass es ganz schlimm war. „So eine Inobhutnahme ist immer eine Krisensituation“, sagt sie. Eine, mit der die FamilieunddasKind,aberauchdieSozialarbeiter umgehen müssen, eine Situation, die Schmerz zufügt und alle belastet. „Das ist wie ein Donnerschlag, so tief greift das in die Familie und die Rechte der Eltern ein. Es zwingt sie zu einer Reaktion. Und die kann massiv sein.“ Man müsse sich das ja nur vorstellen, sagt sie. „Ich bin davon überzeugt, dass alle Eltern das Beste für ihr Kind wollen. Und dann kommt da jemand und sagt: ‚Was du tust, reicht nicht. Du machst das nicht richtig.‘ Ich kann die Traurigkeit und die Wut der Eltern nachvollziehen.“ Und doch ist so eine Inobhutnahme aus ihrer Sicht in bestimmten Fällen genau der richtige Weg. Wimmer erzählt von zwei Mädchen, drei und fünf Jahre alt. Von der Mutter, die nach dem Tod ihres Partners in ein tiefes Loch stürzte, zu viel trank, Drogen nahm, so viel, dass sie sich in diesen Phasen nicht um ihre Kinder kümmerte, monatelang. „Dann fand man die Mutter so schwer alkoholisiert, voll irgendwelcher Substanzen, dass sie gar nicht mehr wachzurütteln war“, sagt Andrea Wimmer. „Die Kinder schwirrten in der Wohnung rum. Da wurden sie in Obhut genommen.“ Bundesfamilienministeriums auf Anfrage, die Kinderund Jugendhilfe effektiver undeffizientermachenunddieJugendämter stärken, „damit Kinder, Jugendliche und ihre Familien auch künftig die UnterstützungundLeistungeninAnspruchnehmen können, die ihnen zustehen“. Es gibt Menschen, die seit vielen Jahren im Kinderschutz arbeiten und die das Gefühl haben, ihre Arbeit werde nicht gesehen. Sozialarbeiterinnen, die sagen: Das Sparen, etwa beim Unterhaltsvorschuss, und die verschärften Regeln bei der neuen Grundsicherung erhöhten den Druck auf Familien.UnddamitauchaufdieMitarbeiter im Jugendamt, in den Schutzstellen, in den Mutter-Kind-Einrichtungen, die mit diesen Familien arbeiten. Beim ersten Gespräch im Jugendamt sagte die Mutter, sie wolle ihre Kinder zurück, und dass sie alles dafür tun würde. „Das sagen Mütter und Väter oft“, sagt AndreaWimmer,undschafftenes dochnicht. „Bei dieser Mutter war das anders.“ Therapie, Klinik, Entzug, und dann viele Monate clean – nach eineinhalb Jahren kehrten die Kinder zurück zu ihrer Mutter, eine Sozialarbeiterin besucht die Familie regelmäßig.„EingelungenerFall“,sagtAndrea Wimmer. Für die Kinder, die Eltern, für sie persönlich und das Jugendamt. Wenn Kinder nie von zu Hause erzählen, weiß sie: Es war besonders übel Nichtimmerläuftesso.DiemeistenKinder, die sie und ihr Team betreuen, kehren nicht zurück ins Elternhaus. Weil die Gewalt nicht aufhört. Weil die Eltern es einfach nicht schaffen, für ihr Kind zu sorgen. Oder weil die Mutter einen neuen Partner hat und ihre Kinder nicht mehr will – auch so etwas erleben sie hier. Gewerkschaften kritisieren immer wieder, die soziale Arbeit sei unterfinanziert, überlastet. Schon jetzt, sagt Andrea Wimmer,kämenKinderbeiihran,diezuvielerlebt, zu viel erlitten. Die man früher hätte rausnehmen müssen. Dochin den Jugend- ämtern fehlen Mitarbeiter, und diejenigen,diedasind,müssen priorisieren: Akute Probleme haben Vorrang. So ist weniger Zeit für die einfacheren Fälle, für Familien zum Beispiel, die um Hilfe bitten.Und mitunter verschärfen sich Probleme, weil niemand rechtzeitig geholfen hat. EsistspätamNachmittag.ImWohnzimmer sitzen Kinder um einen Tisch und stecken Plastikkügelchen zu bunten Schmetterlingen und Herzen, eine Sozialarbeiterin steht in der Küche und schneidet Tomaten fürs Abendessen – die Haushaltshilfe ist krank. Um 18 Uhr gibt es Essen, darauf können sich die Kinder verlassen. Und darauf, dass sie ins Bett gebracht werden. Dann erzählt Andrea Wimmer von einem Jungen, drei Jahre alt, der kein Wort gesprochen habe, als er hier vor mehreren Monaten ankam. Sie geht durchs Haus, die Treppen hinunter in den Hof, begrüßt die Kinder, die schon aus dem Kindergarten zurück sind. „Was hast denn du da in der Hand?“, fragt sie den Dreijährigen, von demsieebengesprochenhatte.„Seifenblasen“,sagt er.DassKinder-und Jugendhilfe kein notwendiges Übel sei, sondern etwas bewirken kann, das ist ihr wichtig. Es kann wieder gut werden, sagt Andrea Wimmer. „Espassiertviel,beijedemeinzelnenKind, an jedem einzelnen Tag.“ Sie sage jedem Kind etwas Liebes vor dem Einschlafen, erzählt eine Mitarbeiterin,dieseit25JahrenindemHausarbeitet, und dann beginnt sie, ihren Spruch für einen drei Jahre alten Jungen aufzusagen: „Schlafe gut und träume ganz süß von deiner Mama, von deinem Papa und von allen lieben Menschen …“, und der Junge, der da hinten am Tisch sitzt und spielt, hört die Worte und spricht mit. Es ist der Dreijährige, der nicht gesprochen hat, als er vor ein paar Monaten hier ankam. Der Junge steigt auf ein Dreirad und fährt im Kreis, kreischt vor Vergnügen. Eine Fünfjährige im rosa Blümchenkleid isst Birnenschnitze, ein neun Jahre alter Junge spielt mit einer Betreuerin Federball. Und doch ist keines der Kinder hier, weil es sich das ausgesucht hätte. Sondern weil sie in Obhutgenommenwurden–derNeunjährige erst vor ein paar Tagen. „IchkannnichtdieWeltretten,aberden Kindern, die hier sind, helfe ich, so gut ich kann“, sagt Andrea Wimmer. „Das ist mein Job, das mache ich. Und zwar sehr gerne.“ Wassieheutenichtmehrsomachenwürde wie vor zehn Jahren: sich einem wütenden Vater in den Weg stellen. Sie würde schauen, dass die Kinder in Sicherheit sind, sagt sie, die Polizei rufen. Und dann sich selbst schützen. Es klingelt, eine Betreuerin öffnet das Tor zum Hof, ein Mann mit einem Kindersitz und ein Mädchen mit Rucksack kom-
TANKRABAT T Gut, dass er wegist Von Alexander Hagelüken D iese Entwicklung war absehbar. Der Iran-Krieg geht immer weiter, der deutsche Tankrabatt ist Ende Juni ausgelaufen – und die Benzinpreise steigen wieder. Nachdem Tanken zuvor fast so günstig geworden war wie vor dem Krieg, hat sich Super seitAnfang Juli im Schnitt um gut 20 Cent verteuert; Diesel kostet sogar gut 30 Cent mehr. Absehbar war auch, dass sich viele Autofahrer darüber aufregen. Und dass sich Politiker mit Vorschlägen überbieten würden, die mehr oder weniger sinnvoll sind. Meist weniger. Wenn die Regierung im Zuge von TrumpsIran-InflationdemVolkeineEntlastung verschaffen will, sollte sie das auf andereWeisetun:durcheineEnergiepauschale, von der Pfleger, Putzkräfte und andere Menschen mit niedrigen Einkommen in Relation dazu besonders profitieren – und die alle belohnt, die schon jetzt Bus und Bahn statt Verbrenner fahren. Darüber hinaus sollte die Regierung ihreKaufprämiefürElektroautosausweiten. Damit würde sie ein Signal zum klimafreundlichen Umstieg setzen. Und wenn sie bei der EU-Kommission auf neue Regeln dringt, durch die sich eine solche Prämie auf Autos aus EU-Ländern begrenzen lässt – dann könnte sie gleichzeitig der Einstieg in eine überfällige Industriestrategie sein, die den bedrängten Die hohen Benzinpreise folgen aus dem israelisch-amerikanischen Angriff auf Iran, der erstens kein klares Ziel hat und den zweitens der erratische US-Präsident auch nicht nach Gutdünken beenden kann. Die Klagen über teures Benzin demonstrieren vor allem, wie sehr die Deutschen immer noch fossiler Energie aus instabilen Weltregionen ausgeliefert sind. Gut vier Jahre nachdem Russland die Ukraine überfallen hat, wodurch Öl wie Gas zeitweise drastisch verteuert wurde, fahrenimmernochrelativwenige Bürger Bus, Bahn oder E-Auto. Die Emissionen aus dem Verkehr sind zuletzt sogar gestiegen. deutschen Autoherstellern hilft: durch einen Kaufanreiz, der die von Peking subventionierten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ausschließt – und so Ex-Giganten wie VW den Aufholprozess erleichtert. Das ist viel sinnvoller als Subventionen wie das Dienstwagenprivileg für Gutverdiener, das auch Verbrennerautos fördert und so die fossile Abhängigkeit konserviert. Niemand muss dem billigen Sprit nachtrauern. Im Gegenteil – die hohen Preise haben ihr Gutes. Mancher wird einwenden, die hohen Preise an den Tankstellen hätten teils mit etwas anderem zu tun: nämlich damit, dass die Mineralölkonzerne die Lageausnutzen.Damagetwasdransein,undauchdagegen kann die Regierung etwas tun: eine Übergewinnsteuer einführen, die exzessive Profite der Ölmultis abschöpft. MancherMarktideologewirdjetzt„Sozialismus!“ rufen. Und behaupten, hier werde „Bürokratie“ aufgebaut, obwohl niemand erkennen könne, ob die Mineralölkonzerne tatsächlich übermäßige Gewinne machten. Beide Behauptungen gehören zu den üblichen Scheinargumenten, die in Deutschland regelmäßig progressive Politik verhindern. Wenn die Regierung nun die Leute Dies alles spricht dafür, jetzt das Marktsignal höherer Energiepreise wirken zu lassen – um Sparen und den Umstieg auf erneuerbareQuellenanzuregen. Das beschleunigt den Weg in eine Zukunft, die gleichzeitig die Erhitzung der Erde abmildert und den Deutschen Inflationswellen wie 2022/23 sowie derzeit erspart. Davon abgesehen steht im Grundgesetz nichts von einem Recht auf billiges Benzin. entlasten will, hätte sie bessere Möglichkeiten Die Regierung würde genau das falsche Signal senden, führte sie angesichts aufflammender Autofahrerwut nochmals einen Tankrabatt oder ähnliche Instrumente ein. Der Rabatt im Mai und Juni war falsch, genau wie sein Vorgänger vor vier Jahren. Nicht nur, dass die Regierung damit das Marktsignal hoher Preise aushebelte – sie half auch überproportional Menschen mit großen Autos, die keine finanzielle Not leiden. Der Rabatt suggerierte, Abhängigkeit von Öl und Gas sei ohne Reue genießbar; so wie es die Scharlatane von der AfD den Leuten weismachen wollen. Wer jetzt die Abhängigkeit von fossilen Brennstoffen konserviert, wird keine Dankbarkeit ernten, sondern nur erleben, dass die Abhängigen beim nächsten Preisschock wieder nach Steuergeldern rufen. Und beim übernächsten. Nach dem russischen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2022 haben die fünf größten Ölmultis ihre Profite verdoppelt. Die EU ermöglichte höhere Steuern auf solche Gewinne von Energiekonzernen, die den Durchschnitt vorheriger Jahre um mehr als 20 Prozent übertrafen. Für die deutsche Staatskasse kamen so mehr als zwei Milliarden Euro zusammen. Das war kein Sozialismus, sondern Teil von Marktwirtschaft – einer Marktwirtschaft, die sich nicht als Büttel von Ölaktionären versteht, sondern die Interessen der Allgemeinheit im Blick hat. Es gibt dafür einen schön altmodischen Begriff: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DONALD TRUMP Anders gesagt: Insiderhandel N ach normalen Maßstäben hat der US-Präsident nun wirklich eine Grenze überschritten: Seine Plattform Truth Social verscherbelt künftig den Zugang zu Beiträgen, die Trump dort absetzt. Für bis zu 100 000 Dollar im Monat können Börsenspekulanten seine PostsvorderAllgemeinheitlesenundsich so einen Informationsvorsprung erkaufen, wenn ein präsidialer Post mal wieder die Märkte bewegt. Als Mehrheitseigner vonTruth Social profitiertTrump höchstpersönlich von diesen Zahlungen. gen eines angeblich unfairen Interviews 16 Millionen Dollar vom Sender CBS erpresst. Es heißt oft, dass Trumps Tabubrüche ohne historisches Beispiel seien. Das ist nicht immer korrekt, auch seine Vorgänger nahmen sich manches heraus, versuchten etwa, die US-Notenbank zu beeinflussen. In diesem Fall aber stimmt es wirklich. Trump verhält sich so, wie man es bislang nur von Autokraten kannte. Das Skandalöseste aber ist, dass sich in den USA fast niemand darüber aufregt. Proteste gibt es kaum. Viele von Trumps Fanshaltenihnschlichtfüreinencleveren Geschäftsmann,derdasBestmöglichefür sich selbst herausholt. Aber auch die Demokraten sind auffällig leise. Aus Kalkül, siehabensichmitAttackengegenTrumps Entgleisungen schon einmal die Finger verbrannt. Trumps Selbstbereicherung und die handzahmen Reaktionen darauf zeigen, wie kaputt das amerikanische politische System ist. Ann-Kathrin Nezik Man kann es auch anders nennen: von höchster Stelle legitimierter Insiderhandel. Trump hat sein Amt damit endgültig in einen Selbstbedienungsladen verwandelt. Denn das setzt nur eine Reihe ungeheuerlicher Vorgänge fort: Trump hat mit Kryptodeals 1,4 Milliarden Dollar verdient. Trump setzt Firmen unter Druck, ihm Millionen Dollar für seine Präsidentenbibliothek zu spenden, wie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aufdeckte. Trump hat weBÖRSE Krise und Rekord A ktienkurse wirken für viele Menschen oft wie ein höhnischer Gruß aus einer Parallelwelt, in der ihre Sorgen keine Rolle spielen. Das kann man durchaus nachvollziehen. Was sollen etwa Ingenieure oder Arbeiter eines Automobilkonzerns davon halten, wenn am Montag auf ihren Handy-Displays die Eilmeldung „Dax auf Rekordhoch“ aufploppt – während sie vielleicht gerade im Mailpostfach ein Abfindungsangebot der Personalabteilung gefunden haben, weil ihr Arbeitgeber Tausende Stellen abbauen möchte? Wie passt die Euphorie zur Krisenstimmung im Land? weil sie sich langfristig an Unternehmen beteiligen und von deren zukünftiger Entwicklung profitieren wollen. Börsenkurse bilden nicht ab, was ist, sondern was sein könnte. Der Dax-Rekord vom Montag zeigt nur: Investoren glauben, dass sich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ein wenig besser entwickeln wird, als bisher erwartet. Das liegt teils an der Aussicht auf Frieden in Iran, an der Hoffnung auf sinkende Ölpreise, an teils guten Quartalsberichten. Es ließen sich bestimmt eine Reihe negativer Faktoren aufzählen, die für sinkende Börsenkurse sprechen würden. Aber offenbar sind die Investoren derzeit optimistisch. Wer sich eher von Krisen geplagt fühlt, gar um seinen Arbeitsplatz bangt, dem hilft das erst mal nicht weiter. Aber es gibt keinen Grund, sich darüber aufzuregen: Der Dax-Rekord ist ein kleiner Hoffnungsschimmer. Und ein bisschen Optimismus schadet sicher nicht. Gunnar Herrmann Die Börsen hätten sich von der realen Wirtschaft, in der die meisten Menschen ihr Geld verdienen müssen, „entkoppelt“, heißt es oft als Erklärung. Eigentlich keine bahnbrechende Einsicht: Dass Börsenkurse nicht die ökonomische Realität widerspiegeln, liegt in ihrer Natur. Die meisten Anleger kaufen Aktie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4 Dienstag, 4. August 2026, Nr. 177 DEFGH MEINUNG CANNABIS losen Rausch geführt haben – im schlechtesten Fall zu einem leider unvergesslichen Höllentrip. Von Werner Bartens D ie Zahlen sind nur vorläufig, und der Untersuchungszeitraum ist vergleichsweise kurz. Trotzdem zeigt eine Auswertung von Suchtforschern des Uniklinikums Hamburg-Eppendorf eine Tendenz: Seit der Teillegalisierung von Cannabis im April 2024 hat die Anzahl der Krankenhauseinweisungen zugenommen, die sich auf MissbrauchdesRauschmittelszurückführen lassen. Die Vergiftungen und Psychosen nahmen zu. Bei Erwachsenen blieb die Zahl nach dem Anstieg konstant auf höherem Niveau; bei Jugendlichen stieg sie zunächst an, pendelte sich dann aber wieder nahe des Ausgangswerts ein. Schätzungsweise sind in demJahr, nachdem das GesetzinKraftgetretenist,etwa 1400 Patienten zusätzlich wegen Cannabiskonsum in die Klinik eingewiesen worden. Mit der Teillegalisierung ist zudem der Zugang zu Medizinalcannabis viel einfacher geworden. Ein Teil der Konsumenten könnte darauf umgestiegen sein, schließlich ist es auch dann leicht erhältlich, wenn man es nicht für medizinische Zwecke benötigt. Über Online-Apotheken und ohne Arztkontakt lässt sich das Rauschgift problemlos beschaffen. Das Problem daran: Während die Konzentration des Wirkstoffs THC in Cannabis aus illegalen Quellen bei durchschnittlich 15 Prozent liegt, beträgt sie in medizinischem Cannabis 24 Prozent. Und die höhere Dosis – für diese Erkenntnis muss man kein Arzt sein – bringt nun mal ein höheres Risiko für miese Trips, psychischeAusnahmezustände und Einweisungen ins Krankenhaus mit sich. Es mag ein weiterer Grund für den gestiegenen Missbrauch und die Notfälle sein, dass Cannabis mit Inkrafttreten der Neuregelung aus dem Betäubungsmittelgesetz gestrichen wurde und es für Ärzte inzwischen deshalb einfacher ist, es zu verschreiben. Vergiftungen und Psychosen haben seit der teilweisen Legalisierung zugenommen Überrascht diese Entwicklung noch irgendjemanden? Die Faktoren, die vermutlichzumAnstiegbeigetragenhaben, waren schließlich schon vorher bekannt, der Anstieg war deshalb weitgehend absehbar. Juristen und Polizei warnten zwar davor, wie schwierig sich das neue Gesetz in der Praxis umsetzen undderprivateGebrauchgeringerMengen kontrollieren lassen würde. Doch die Skepsis aus dem medizinischen Lager, die Einwände von Psychiatern und anderenSuchtexperten,hätteeigentlich noch schwerer wiegen müssen. Die Zahlen mögen nur vorläufig sein, aber mehr als tausend zusätzliche Fälle im Jahr, von denen erfahrungsgemäß einige in schwere Psychosen übergehen können, sind ein Alarmzeichen. Und ja, Alkohol und Nikotin sind schädlicher und die weitaus größeren Killer – individuell wie gesellschaftlich. Das ist jedoch kein Grund, die geringeren, aber durchaus vorhandenen Gefahren durch Cannabis zu verharmlosen. Der mit der Teillegalisierung angekündigte Rückgang des Konsums ist nicht eingetreten, im Gegenteil. Als Zwischenzeugnis muss man dem Gesetz ausstellen: Vorläufig gescheitert. Es ist kein Wunder, dass die öffentlichen Debatten und die aufgehobenen Sanktionen für den Besitz des Rauschgifts die Hemmschwelle für den Gebrauch gesenkt haben. Den einen oder die andere mag erst die Legalisierung dazu bewogen haben, Cannabis zu probieren. Das kann im besten Falle zu einem heiteren und weitgehend harmPROFIL Als das Megafeuer am 23. Juli seine Stadt bedrohte, wollte Bürgermeister Laurent Peyrondet, 63, nicht einfach abwarten. Einer der gefährlichsten Angriffswege des Feuers führte durch den riesigen Pinienwald südlich von Lacanau. Sollte der Wind drehen, würde sich der Brand unaufhaltsam auf den Ort zubewegen. Peyrondet begnügte sich nicht mit Warnungen und Anträgen. Er versammelte Waldbesitzer, Bauunternehmer und Freiwillige und entwickelte innerhalb weniger Stunden einen Notfallplan. Zwischen dem Lac de Lacanau und der Atlantikküste wurden in hohem Tempo, teilweise nachts, Bäume gefällt. Eine breite,sandigeSchneiseentstand,diedas Feuer aufhalten sollte. Bereits 1989 war dort eine Brandschneise angelegt worden; nun wurde sie restauriert, auf die dreifacheBreiteerweitertundverlängert. Dasselbe geschah auf der Ostseite des Sees: Abholzen und planieren, damit sich der Brand zumindest verlangsamt, bis die Feuerwehr eingreifen kann. Heute ist der neu geschaffene Feuerschutz sogar auf Google Maps deutlich zu erkennen. Laurent Peyrondet Bürgermeister von Lacanau, der seine Stadt rettete Region in Ausnahmesituationen zusammenrücken kann. Eigentlich hätte ein solcher Eingriff Genehmigungen der Präfektur erfordert. Bulldozer mussten über gesperrte Stra- ßen und durch geschützte Waldgebiete transportiert werden. Im Katastrophenfall kostet dieser Verwaltungsweg wertvolle Zeit. Peyrondet setzte stattdessen auf formlose Telefonate und pragmatische Entscheidungen. Aus seinem Rathaus machte er ein Krisenzentrum, in dem Ingenieurbüros, Landwirte, Forstunternehmer, Bauunternehmer und Freiwillige ein und aus gingen. Die Zusammenarbeit verlief bemerkenswert unbürokratisch und zeigte, wie eng eine Auch die Feuerwehrwurdevon lokalen Gruppen unterstützt, sie nennen sich „Chicanos“ – Freiwillige, die mit Pickups und Wassertanks ausrücken, um Glutnestersofortzubekämpfenundkleinere Brände einzudämmen, bevor diese außer Kontrolle geraten. Diese Form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Behörden und Privatleuten hatte Peyrondet schon zuvor bei der Erosion der Küste erprobt. 2014 wurde er erstmalszumBürgermeistergewählt,seither immer wieder bestätigt. Bereits sein Vater war Bürgermeister von Lacanau. Die im Sinne von § 44b UrhG ausdrücklich vor. Der Erwerb einer TDM-Lizenz ist über das SZ Archiv möglich.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AKTUELLES LEXIKON Vandalen Vandalismus gilt bis heute als Synonym für sinnlose Zerstörungslust, noch mehr als anderthalb Jahrtausende nach der Plünderung Roms 455 nach Christus durch die Vandalen während der Völkerwanderung. Wenigstens haben die „Vandalen“, die Donald Trump für die Schäden am Reflecting Pool in Washington verantwortlich macht, nicht gleich die ganze Hauptstadt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ums demoliert. Gewiss hätten die Namensgeber nicht das Gold aus Trumps Weißem Haus unangetastet gelassen. Die Vandalen waren Ostgermanen aus dem Raum der heutigen Slowakei und Siebenbürgens. 406 überschritten sie die Rheingrenze, ab 429 eroberten sie ein besonders prächtiges Stück des zerfallenden weströmischen Imperiums: Nordafrika mit der Hauptstadt Karthago. Von dort aus plünderten sie unter ihrem Anführer Geiserich die Mittelmeerküsten, prominentestes Opfer war Rom selbst, das die Vandalen gründlich ausraubten, aber entgegen ihrem Ruf weitgehend unbeschädigt ließen. 534/35 bereitete eine Expedition des oströmischen Feldherrn Belisar dem Vandalenreich ein jähes, von wenigen betrauertes Ende. Die Vandalen gingen in der römisch-afrikanischen Bevölkerung auf. JKÄ SZ-Zeichnung: Teresa Habild RENTE MIT 63 Sie nützt den Falschen Staatl. gepr. Höllentrip mögen haben. So weit, so richtig. Nur: Ein Erhalt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früher bekannt als Rente mit 63, ändert daran herzlich wenig. Die Regelung begünstigt Menschen, die vergleichsweise entspannt in den Ruhestand gehen können: Vor allem Männer mit höheren Renten, denen es gesundheitlich gut geht. Die Alleinerziehende, die jahrelang nur Teilzeit arbeiten konnte, der Lagerarbeiter mit Niedriglohn, sie haben davon erfahrungsgemäß nichts. Was ihnen stattdessen helfen würde: das Rentenpaket. Von Roland Preuß N ein, diese Ministerpräsidenten vertreten bei der Rente nicht die Interessen der Ostdeutschen. Sven Schulze aus Sachsen-Anhalt, Michael Kretschmer aus Sachsen und Mario Voigt aus Thüringen behaupten dies zwar. Sie geben es denen in Berlin schriftlich: Wir wollen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behalten, zum Wohle unserer Bürger. In Wirklichkeit aber sind die drei Herren von der CDU dabei, für ihre Hoffnung auf kurzfristig mehr Stimmen bei den an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im Osten großen Schaden anzurichten. Und zwar auch für ihre Bürger. Die Debatte folgt einer verqueren Logik: Wer länger in einem regulären Job gearbeitet hat, der soll früher in Rente gehen dürfen. Denn das würde die „Lebensleistung“ anerkennen. Das ist schon deshalb schräg, weil das deutsche Rentensystem ebendiese Lebensleistung längst honoriert. Wer länger arbeitet und in die Rentenkasse einzahlt, der bekommt später auch eine höhere Rente. Und der kann es sich auch eher leisten, mit Abschlägen früher in Rente zu gehen. Ein Scheitern Die drei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sowie Manuela Schwesig und Dietmar Woidke von der SPD kündigen so einen zäh errungenen Kompromiss von Union, SPD und Wissenschaft auf. Die Rentenkommission der Bundesregierung hatte Ende Juni ein umfassendes Paket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der Zukunft vorgelegt. Die Empfehlungen verlangen Beschäftigten, Rentnern und Arbeitgebern einiges ab, aber sie würden das System so aufstellen, dass es die kommenden Jahrzehnte stabil ist – und die Renten voraussichtlich sogar wieder steigen. Zu Recht ernteten die Vorschläge viel Lob. Erstmals seit vielen Jahren konnten sich CDU, CSU und SPD auf schwierige, aber zukunftsweisende Rentenpläne verständigen. der Reform würde auch die Ostdeutschen schwer treffen Die Empfehlungen der Rentenkommission für die Reform greifen ineinander und das Auslaufen der Frühverrentungen ist ein zentrales Element des Pakets. Diese Regelung kostet bisher jedes Jahr fast zehn Milliarden Euro, und ohne diese Einsparung wird eine nachhaltige Rentenreform nicht gelingen. Mit ihrer Forderung riskieren die Ost-Ministerpräsidenten ein Scheitern der Reform. Das aber würde alles nur schlechter machen: für die Beschäftigten, für die Unternehmen, für die Rentner, auch in Ostdeutschland. Es wäre eine weitere Reform, die im Streit untergeht. Davon aber haben die Wähler seit Jahren genug. Ein Scheitern dieser Reform wird sie nicht in die politische Mitte zurückholen. Im Gegenteil. Diese Verständigung allein wäre noch kein Argument, die Pläne durchzuziehen. Doch die Einwände von Kretschmer und Co. sind auch inhaltlich falsch. Sie argumentieren, dass die Renten in Ostdeutschland im Schnitt zwar höher sind als in Westdeutschland, die Menschen im Alter aber trotzdem weniger haben, weil sie seltener Betriebsoder Privatrenten erhalten und auch weniger VerHERAUSGEGEBEN VOM SÜDDEUTSCHEN VERLAG Familie ist seit Generationen zwischen Atlantik, Wald und See verwurzelt, und auch Laurent Peyrondet hat den größten Teil seines Lebens hier verbracht. Sein polit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st stark von dieser lokalenVerankerung geprägt: Entscheidungen sollen möglichst nah an den Menschen getroffen werden und praktische Lösungen Vorrang vor langwierigen Verfahren haben. VERTRETEN DURCH DEN HERAUSGEBERRAT: Dr. Thomas Schaub (Vors.), Dr. Oliver Friedmann, Fritz-Jürgen Heckmann CHEFREDAKTEURIN: Judith Wittw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E: Dr. Roman Deininger, Ulrich Schäfer NACHRICHTENCHEFS: Karoline Meta Beisel, Jens Schneider POLITIK: Nicolas Richter, Katharina Riehl SEITE DREI: Jan Schmidbauer, Karin Steinberger MEINUNG: Detlef Esslinger INVESTIGATIVE RECHERCHE: Ralf Wiegand KULTUR UND MEDIEN: Alexander Gorkow, Sara Peschke WIRTSCHAFT: Alexander Mühlauer SPORT: Claudio Catuogno Kaum eine Gemeinde an der französischen Atlantikküste spürt den Klimawandel unmittelbarer als Lacanau. Die Erosion zählt zu den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Seit Jahren beschäftigt sich Peyrondet mit Fragen des Küstenschutzes, der Anpassung an steigende Risiken und der Zusammenarbeit mit Wissenschaftlern und Bauunternehmen. Das Megafeuer machte deutlich, dass zu diesen Bedrohungen inzwischen auch immer größere Waldbrände gehören. WISSEN: Dr. Marlene Weiß PANORAMA: Dr. Hannah Wilhelm WOCHENENDE: Christian Mayer, Jochen Temsch MÜNCHEN, REGION UND BAYERN: Ulrike Heidenreich, René Hofmann; Katja Auer, Karin Kampwerth VISUAL DESK: Wolfgang Jaschensky, Christian Tönsmann (Artdirector) AUSGABENDESK: Kassian Stroh AUDIO UND VIDEO: Patrick Bauer, Laura Terberl DATEN: Marie-Louise Timcke SOCIAL MEDIA: Britta Schönhütl CHEFS VOM DIENST: Fabian Heckenberger, Michael König Die für das jeweilige Ressort an erster Stelle Genannten sind verantwortliche Redakteure im Sinne des Gesetzes über die Presse vom 3. Oktober 1949. ANSCHRIFT DER REDAKTION: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 (0 89) 21 83-0, Fax: 21 83-97 77 E-MAIL: Redaktion: redaktion@sz.de, Leserbriefe: forum@sz.de, Aboservice: aboservice@sz.de BERLIN: Henrike Roßbach, Französische Str. 48, 10117 Berlin, Tel. (0 30) 26 36 66-0 Politisch gehört er der liberalen MoDem an, einem Partner der Koalition von Emmanuel Macron. Vor der jüngsten Parlamentswahl vor zwei Jahren galt Peyrondet als möglicher Kandidat für die Assemblée nationale. Wegen der neuen Regeln gegen die Ämterhäufung entschied er sich jedoch dafür, Bürgermeister seiner Heimatstadt zu bleiben. LEIPZIG: Iris Mayer, Hohe Straße 39, 04107 Leipzig, Tel. (0 341) 46 26 34 71 DÜSSELDORF: Björn Finke, Bäckerstr. 2, 40213 Düsseldorf, Tel. (0 211) 54 05 55-0 FRANKFURT: Meike Schreiber, Kleiner Hirschgraben 8, 60311 Frankfurt, Tel. (0 69) 2 99 92 70 HAMBURG:Ulrike Nimz, Poststr. 25, 20354 Hamburg, Tel. (0 40) 46 88 31-0 KARLSRUHE: Dr. Wolfgang Janisch STUTTGART: Roland Muschel, Rotebühlplatz 33, FOTO: VINCENT ISORE/IMAGO IMAGES/IP3PRESS 70178 Stuttgart, Tel. (0 711) 24 75 93/94 GESCHÄFTSFÜHRER: Dr. Christian Wegner (Vors.), Johannes Hauner Nach zehn Tagen eines unberechenbaren Großbrandes, der eine ganze Region verwüstete und mehr als zweihunderttausend Menschen zeitweise zur Flucht zwang, gilt Laurent Peyrondet heute vielen als einer der prägenden Köpfe des Krisenmanagements – als Bürgermeister, der in einer Ausnahmesituation Verantwortung übernahm und entschlossen handelte. Und mehr noch: als ein Held. Nils Minkmar ANZEIGEN NATIONAL (ohne Trauer): Jürgen Maukner (verantwortlich), Ingo Müller, REPUBLIC Marketing & Media Solutions GmbH, Mittelstraße 2–4, 10117 Berlin, www.republic.de ANZEIGEN REGIONAL UND TRAUER: Sebastian Prahl (verantwortlich),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Hultschiner Str. 8, 81677 München A N S C H R I F T DE S V E R L A G E S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 (0 89) 21 83-0 D R U C K : Süddeutscher Verlag Zeitungsdruck GmbH, Zamdorfer Straße 40, 81677 München Kontaktadresse nach EU-Produktsicherheitsverordnung: produktsicherheit@sv-zeitungsdruck.d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behält sich eine Nutzung ihrer Inhalte für kommerzielles Textund Data-Mining (TDM)
KURZ GEMELDET Appell für ein AfD-Verbot Berlin – Mehr als 1050 Juristinnen und Juristen unterstützen die Forderung des Republikanischen Anwältinnenund Anwältevereins (RAV) nach Einleitung eines AfD-Verbotsverfahren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Für Juristen sei es eine Pflicht, sich „für die Menschenwürde aller Menschen“ einzusetzen. „Dazu gehört, dass wir eine Partei wie die AfD, die zentralen Grundwerten unserer Verfassung widerspricht, entschieden bekämpfen“, erklärte die RAV-Vorsitzende Angela Furmaniak am Montag in Berlin. „Das Grundgesetz gibt uns mit dem Parteiverbot nach Artikel 21 Absatz 2 GG ein Instrument an die Hand, das nun endlich eingesetzt werden muss“, sagte Furmaniak, die Mitinitiatorin des Aufrufs ist. EPD Marokko nimmt Stellung Rabat – In ihrer ersten offiziellen Reaktion nach dem Vordringen Zehntausender Migranten auf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hat die marokkanische Regierung das Geschehen mit Falschinformationen im Internet erklärt. Dieses sei nicht organisiert gewesen, sagte ein Sprecher des Innenministeriums. Er machte falsche Informationen im Netz, Aktivitäten von Schleusern und die Fehlinterpretation eines spanischen Gerichtsurteils verantwortlich, das die Rückführung bestimmter Migranten begrenzt. Zuvor waren Vermutungen geäußert worden, wonach die marokkanische Regierung die Geschehnisse bewusst ausgelöst oder geduldet haben könnte, um Spanien unter Druck zu setzen. Mehrere Migranten schilderten spanischen Medien zufolge, dass sie an der Grenze nicht gestoppt, sondern vielmehr ermuntert worden seien. Viele andere berichteten, sie seien durch Videos und Nachrichten auf Plattformen wie Tiktok auf die angeblich offene Grenze aufmerksam geworden. DPA Treffen mit Aung San Suu Kyi Naypyidaw – Erstmals seit dem Militärputsch in Myanmar vor fünfeinhalb Jahren ist ein Treffen der früheren Regierungschefin Aung San Suu Kyi mit einem ausländischen Vertreter öffentlich bekannt geworden. Die Militärregierung veröffentlichte Aufnahmen (FOTO: AFP), die die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in bei einem Treffen mit dem Myanmar-Repräsentanten des Internationalen Komitees vom Roten Kreuz (IKRK), Arnaud de Baecque, zeigen. Zum Aufenthaltsort und Gesundheitszustand der Interview von Thomas Hummel Cordula Weimann, 67, hat den Nachmittag mit ihrem fünfjährigen Enkel verbracht, sie haben im Garten gebuddelt und eine Schnecke mit großem Gehäuse mit Salat versorgt. Einmal in der Woche kümmert sich Weimann um ihren Nachwuchs. Ansonsten will sie Zukunft für alle Kinder und Enkel in diesem Land gestalten: Sie ist Gründerin und Vorsitzende der „Omas for Future“, einem Ableger der Klimabewegung. Die „Omas“ sind zuletzt stark gewachsen,ganzgegendenTrend.Nunmussten sich auch ihre Mitglieder wieder einmal auf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Hitzewelle vorbereiten. 81-Jährigen gab es zuvor kaum Informationen. Laut Staatsfernsehen fand das Treffen am Montag statt. Wo Suu Kyi und De Baecque zusammenkamen, wurde nicht bekannt. Das Rote Kreuz bestätigte das Treffen. Demnach gab es auch „die Gelegenheit, mit Aung San Suu Kyi unter vier Augen zu sprechen“. Suu Kyi steht seit dem Militärputsch vom Februar 2021 unter Arrest. Damals hatte das Militär die demokratisch gewählte Regierung gestürzt und die Politikerin festgenommen. DPA SZ: Frau Weimann, schon wieder fast 40 Grad Celsius in Deutschland. Wiegeht es den Omas? Cordula Weimann: Einige haben ganz gro- ße Probleme damit. Gerade wir Seniorinnen sind an so heißen Tagen wie ausgeknockt, bewegungsund denkunfähig. Einige wollen tagsüber gar nicht mehr rausgehen und warten zu Hause, bis es wieder kühler wird. Für diejenigen, die in einer schlecht isolierten Wohnung leben, ist es ganz schlimm. Lambsdorff bei Herzog Jerusalem - Der neue Botschafter Deutschlands in Israel, Alexander Graf Lambsdorff, hat dem israelischen Präsidenten Isaac Herzog am Montag sein Beglaubigungsschreiben überreicht. „Die besonderen Beziehungen zwischen Israel und Deutschland sind in einer schmerzhaften Geschichte verwurzelt, stellen heute jedoch eine starke und lebendige Partnerschaft in so vielen Bereichen dar“, erklärte Herzog laut seinem Büro in seiner Jerusalemer Residenz. Lambsdorff hatte zu seinem Start in Tel Aviv in einem Instagram-Beitrag unterstrichen, er wolle di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Ländern voranbringen und „hoffentlich einen Beitrag zu einer positiven Entwicklung in der Region“ leisten. KNA Haben Sie das Gefühl, dass sich die Politik ausreichend um das Problem kümmert? Das Thema wird komplett ignoriert, dar- über bin ich sehr erschrocken. Es wird uns jetztvorAugengeführt,wiederKlimawandel vorwärts galoppiert mit diesen Temperaturen. Im Vergleich zu meiner Kindheit ist das eine andere Welt. Es ist gut, dass jetzt vermehrt Bäume gepflanzt werden, doch es dauert zehn bis 15 Jahre, bis die wirklich Schatten spenden und abkühlen. Wir hätten damit früher anfangen müssen. Ab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reden auch heute nur über die Wirtschaft und den Benzinpreis. Weniger Grundsicherung Berlin – Die Zahl der Minderjährigen mit Anspruch auf Grundsicherung ist innerhalb eines Jahres von 1,75 auf 1,64 Millionen gesunken. Von diesen leistungsberechtigten Minderjährigen hatten im Dezember 2025 fast 860 000 die deutsche und mehr als 780 000 ein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wie die Bundesregierung in einer Antwort auf eine Anfrage der AfD-Bundestagsfraktion unter Berufung auf die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schreibt. Kinder erhalten in der Regel Grundsicherung, wenn die Eltern das Existenzminimum nicht selbst decken können. Insgesamt lag die Quote minderjähriger Kinder mit Leistungen nach dem einschlägigen Sozialgesetzbuch II im Dezember 2025 bei 11,7 Prozent. Bei Kindern mit deutscher Staatsangehörigkeit waren es demnach 7,2 Prozent, bei Kindern mit einer ausländischen Staatsangehörigkeit waren es 36,8 Prozent. DPA Berlin – Die Berliner Polizei setzt im KampfgegenStraßenkriminalitätneuartige Videotechnik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KI)ein.EinentsprechendesPilotprojekt startet noch in diesem Monat, wie die Innenverwaltung mitteilte. Zuvor hatte die Berliner Morgenpost berichtet. Konkret wird das neue System demnachzunächst amKottbusserTor undspäter an der Warschauer Straße eingesetzt; beide Bereiche gelten als Schwerpunkte derKriminalität.VerläuftdiePilotphaseerfolgreich, soll der KI-Einsatz schrittweise aufweiterestarkkriminalitätsbelasteteBereiche ausgeweitet werden. Zielisteinesogenannte Verhaltens-und Situationserkennung. Die KI soll also anhand der Kamerabilder auffällige Verhaltensmuster von Menschen erkennen und entsprechend Alarm schlagen. Innensenatorin Iris Spranger unterstrich, dass es bei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POLITIK DEFGH Nr. 177, Dienstag, 4. August 2026 5 In Städten wie hier in Berlin tun sich die „Omas for Future“ bisher eher schwer mit ihrem Protest, sagt ihre Gründerin Cordula Weimann. FOTO: SZ PHOTO / FLORIAN BOILLOT Generation „Weiter-so-Wohlstandswachstum“ Plötzlich sollen die Älteren einsehen, dass ihre Lebensweise den Klimawandel befördert hat. Die Chefin der „Omas for Future“ erklärt, wie sie Seniorinnen modernen Umweltschutz nahebringt – und warum man von der Schuldfrage wegkommen muss. in den 1980er-Jahren das Problem erkannt und die erneuerbaren Energien entwickelt haben.DeutschlandwardamalsWeltmeister auf dem Weg in die Zukunft. Bis die mächtigeAuto-undfossilorientierteWirtschaftslobby diesen Kurs ausbremste. Die Klimabewegung hatte es zuletzt sehr schwer. Wie versuchen die „Omas for Future“, die Menschen für das Thema wiederzugewinnen? Durch systematische Basisarbeit. Wir gehen in Vereine, Begegnungsstätten, Seniorenheime,machenInfoständeaufdenStra- ßen oder Stadtfesten. Es braucht Bildung, um einen Wandel zu erreichen, denn viele geradeinderGeneration50plusverstehen garnicht,was hierpassiert.Bisvoreinpaar Jahren war mit unserer Lebensweise noch alles in Ordnung. Wir wurden dazu erzogen, die Wirtschaft nach vorne zu bringen: höher, schneller, weiter. Wir wurden dafür immergelobt.VonheuteaufmorgenwarallesfalschundwirsollenfürdenKlimawandel verantwortlich sein. Das ist für viele schwierig zu verstehen. Wie sieht Ihre Basisarbeit genau aus? Wir nutzen zum Beispiel unser interaktives Zukunftsquiz, denn im Spiel lernt man amliebsten. Oder mit Glücksrädern anunseren Infoständen, wo ebenfalls Quizfragenzulösensind.DagehtesumKlima,Natur, Ernährung oder die Frage, welche Zukunft wir uns wünschen. Dabei entstehen Gespräche. Häufig kommt dann die Rückmeldung: ,Das wusste ich nicht.‘ Und dann erinnern wir die Senioren daran, welche Verantwortung sie immer noch tragen.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Wahlberechtigten ist inzwischen älter als 50 Jahre. Sind also oft Omas und Opas. Wir entscheiden, wie die Zukunft aussieht, obwohl wir sie zum Teil gar nicht mehr erleben. „Wir wurden dazu erzogen, die Wirtschaft nach vorne zu bringen.“ Und damit sind Sie erfolgreich? Wir sind so viele wie noch nie. Wir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um 65 Gruppen gewachsen. Auch in Ostdeutschland, wo wir bislang nicht gut vertreten waren, kam ein Dutzend neue dazu. Wir sind jetzt deutschlandweit mehr als 100 lokale und regionale Omas-for-Future-Gruppen, besondersvieleinBaden-Württemberg,Bayern und Rheinland-Pfalz. Dabei sind wir eher schwächer in Großstädten, dafür stark im ländlichen Raum. Was tun Sie gegen diese Verunsicherung? Erstens setzen wir die Botschaft, dass wir nichtschuldsind.VerantwortlichsindPolitikundvorallemeinigeWirtschaftsinteressen, die verhindert haben, dass wir schon längst auf erneuerbare Energien, Elektroautos, Wärmepumpen umgestiegen sind. Wenn man von der Schuldfrage wegkommt, öffnet sich ein Raum zum Zuhören. Die Klimabewegung hat eigentlich den Ruf, von grünen, liberalen Innenstädtern geprägt zu sein. Wir sind in Böblingen und Pinneberg, aber nicht in Stuttgart oder Hamburg. Auf dem Land tun wir uns leichter, da bekommen wir auch mehr Rückmeldungen etwa aus der Gemeindepolitik oder den örtlichen Medien. Für die Städte sind wir zu zahm. AberhabenIhreundauchdieNachfolgegenerationen das Problem nicht viel zu lange ignoriert? Die breite Masse der Bevölkerung ja – wir haben bequem und satt unser Weiter-soWohlstandswachstum genossen. Doch gleichzeitig sind es auch – vor allem – die Männer meiner Generation gewesen, die Berliner Polizei setzt auf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ameras mit KI sollen den Ermittlern helfen, Angriffe auf der Straße schnell zu erkennen. Auch die Verkehrsbetriebe wollen die Technik einsetzen. dem System nicht um Überwachung oder biometrische Identifizierung gehe. „Das Gesicht wird nicht erkennbar sein. Es geht um die Bewegungsabläufe“, erläuterte die SPD-Politikerin. „Wenn jemand zusammengeschlagenwird,sinddasjakeinenormalen Bewegungsabläufe. Und die KI kann das identifizieren.“ Auf dem Bildschirm sehen die EinsatzkräftenachAngabenSprangersnurStrichmännchen und deren Bewegungen. Einsatzkräfte entscheiden dann, ob etwas ungewöhnlich ist, die KI soll ihnen eine schnellere Lagebewertung ermöglichen. „Die KI weist darauf hin, dass etwas ungewöhnlich sein könnte. Was dann zu tun ist, entscheidet abereinMensch“,soSpranger. Demnächst soll das KI-System auch beim Objektschutz zum Einsatz kommen, konkret zunächst am Roten Rathaus und am Dienstsitz der Innenverwaltung in der Die Polizei durchsucht einen Passanten am Kottbusser Tor. FOTO: FRIEDRICH BUNGERT Wenn wir uns auf der Straße festkleben würden, wäre das was anderes. machtunskrank.WirbrauchenwiederOrte, wo wir unstreffen können,um sich zum Beispiel auf einer Sitzbank mal kurz mit dem Nachbarn zu unterhalten. Da geht es erst mal nicht um Kohlendioxid und den Treibhauseffekt. Wir brauchen Städte, die zur Bewegung einladen, wo Gemeinschaft möglich ist, in denen ganz viel Natur ist, weil Natur gesund hält. SiehättensichauchdenFridaysforFuture anschließen können. Was unterscheidet Sie? DieJungenwaren und sindeineProtestbewegung. Sie demonstrieren gegen politischeEntscheidungen,gegen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Wir helfen Ihnen auch dabeiaufDemonstrationen.Dochfürunsere Generation speziell braucht es einen anderen Ansatz. Wir müssen die Leute mitnehmen ohne Beschuldigungen. Und wir wenden uns gezielt an Frauen. „Wir brauchen Städte, die zur Bewegung einladen, wo Gemeinschaft möglich ist.“ Sie haben keine Opas in der Gruppe? Wir haben circa 20 Prozent starke Männer, die den erfolgreichen Frauen den Rücken stärken. Das läuft jetzt genau umgekehrt wie in meiner Kindheit. Wir Frauen wurden dazu erzogen, in der zweiten Reihe zu stehen. Vielen trauen sich erst nicht, eine Regionalgruppe bei uns zu gründen, sie denken, sie können das nicht. Dann sprechen sie mit Bürgermeistern, Landräten, organisieren Ausstellungen, halten Reden vor 2000 Zuhörern. Wir müssen die Frauen stärken, denn wo viele Frauen sind, da geht es um die Gesellschaft, um Soziales. Und nicht nur um Wirtschaft, Finanzen und Macht. Viele Frauen kümmern sich um die Familie oder üben soziale Berufe aus. Wir brauchen sie. Denn wir brauchen eine Politik für die Menschen, dann löst sich das Umweltund Klimaproblem gleich mit. Einige Städte versuchen das, aber so ein Umbau dauert und kostet viel Geld. Wir müssen das vorantreiben. Das Ausland ist uns hier teils weit voraus, etwa Skandinavien, Paris, die Niederlande. Auch der moderne Lebensstil macht unzufrieden und unglücklich. Im Alltag steigen die Menschen ständig ins Auto, im Urlaub aufsKreuzfahrtschiff,sielassensichihrEssen liefern, bestellen ihre Einkäufe bei Amazon, machen Home Office. Das ist bequemaberungesundundführtalleszuVereinsamung. Wenn Menschen ihre Lebensweise umstellen, sich gesünder ernähren, sich mehr bewegen, dann tragen sie auch weniger zur Erderwärmung bei. Das klingt alles sehr optimistisch. In der Klimaszene herrscht dagegen teils gro- ße Verzweiflung ob der voranschreitenden Erwärmung. Wir sind auch verzweifelt. Diese Hitze ist unglaublich. Und wenn man sieht, was die Bundesregierungplant,wie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a Reiche die Energiewende bremsen will, das ist eine Katastrophe. Doch wir bieten den Menschen Lösungen an, wie sie ihr Leben gesünder gestalten können und damit auch dem Klima helfen. Wir wollen anpacken. Wie sieht so eine Politik aus? In unseren Städten zum Beispiel gibt es Straßenzüge, da findet man keinen Strauch, keinen Baum. Dafür Autos, Autos, Autos. WosolldaBegegnung, gesellschaftliches Leben stattfinden? Gerade bei diesen Temperaturen heizt sich das so auf, da könnensichMenschengar nicht mehraufhalten. Dazu der Lärm, der Dreck – das DieBerlinerVerkehrsbetriebewollenzudem den Einsatz von besonderen Kameras mit einer automatischen Erkennung von fremden Personen etwa in Gleisbereichen ausbauen. Die Kameras sollen erkennen, obsich Unbefugte in nicht öffentlichenBereichenvonBahnhöfenaufhalten,undsenden einen Alarm an die Sicherheits-Leitstelle. Vor allem geht es um Tunnelund Gleisbereiche, die auf diese Weise besser gegenVandalismusgeschütztwerdenkönnen. Klosterstraße. Für die KI-Videotechnik an kriminalitätsbelastetenOrtensinddenAngaben zufolge in den Jahren 2026 bis einschließlich2030schätzungsweise2,47Millionen Euro Investitionskosten und 2,13 Mit Kameras in Tunneln der U-Bahn will die BVG Vandalismus bekämpfen Millionen Euro an Betriebskosten veranschlagt. Rechtliche Grundlage für den KIEinsatzistdasimDezember2025geänderte Allgemeine Sicherheitsund Ordnungsgesetz (ASOG). Im März war das Vorhaben imInnenausschussdesAbgeordnetenhauses diskutiert worden. Damals stand im Raum, auch das Abgeordnetenhaus mittels KI zu schützen. Das ist nach Protesten von Abgeordneten inzwischen vom Tisch. Die gesamte Liste der Einsatzorte hält die BVG geheim. Wenn die Kameras UnbefugteindenüberwachtenBereichenentdecken, wird ein Alarm an die SicherheitsLeitstelle der BVG gesendet. Dort können die Mitarbeiter und Mitarbeiterinnen dann per Mausklick die Kamera auswählen und sich live anschauen, was etwa im Tunnel vor sich geht. DPA
Von Raphael Geiger Istanbul – Donald Trump drohte am Wochenende mit einem massiven Angriff auf Iran. Die US-Streitkräfte seien „locked and loaded“, jederzeit zum Einsatz bereit. Dannsagteeralleswiederab.DiewichtigstenFragenundAntwortenzurLageamPersischen Golf. Warum dieses Hin und Her, was bewegt den US-Präsidenten? Das fragten am Sonntag auch Journalisten an Bord der Air Force One, und Donald Trumpsagte malwieder denSatz,dener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fast täglich gesagt hat: dass eine diplomatische Einigung mit dem iranischen Regime zum Greifen nah sei. „Es gibt einen Deal“, sagte er. Daher hätten ihn die Staatschefs von SaudiArabien, von Katar und d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n gebeten, von neuen Angriffen abzusehen. Und angeblich auch Iran selbst. Die Angriffe, so Trump am Sonntag,wären„diegrößtenseitdemZweiten Weltkrieg“ geworden, eine Einschätzung, die wohl eher der Fantasie des Präsidenten entstammt. Bei seiner EntscheidungzählteoffenbarbesonderseinTelefonat mit dem saudischen Kronprinzen Mohammed bin Salman. Weshalb fürchten die Golfstaaten einen neuen Krieg? GeradeSaudi-Arabienhatindenvergangenen Tagen gespürt, wie schnell der amerikanisch-iranischeKonfliktdieganzeRegion destabilisieren kann. Die mit Iran verbündeten jemenitischen Huthi attackierten einen saudischen Öltanker in der Stra- ße vonBab al-Mandab zwischen dem Indischen Ozean und dem Roten Meer. Es ist die zweite wichtige Ölroute für Saudi-Arabien nebe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Für den Fall, dass die USA iranische KraftwerkeangreifensolltenundandereInfrastruktur, hat das Regime eben solche Angriffe auf die arabischen Länder angedroht. Vor allem kleinere Staaten in der Region wie Kuwait und Bahrain und das weiter entfernte Jordanien wurden zuletzt intensiv von Iran beschossen. Was für ein Abkommen wäre das, von dem Trump nun spricht? Nimmt man den US-Präsidenten beim Wort, bei aller Vorsicht, dann klingt es weniger nach einer Lösung für den ganzen Konflikt als eine Rückkehr dorthin, wo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das iranische Regime schon mal waren. Im Juni, als sie ei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unterschrieben, das einen Waffenstillstand vorsah.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fuhren danach wieder Schiffe, die USA beendeten ihre Seeblockade und hoben Sanktionen gegen Iran auf. Über die Frage des iranischen Atomprogramms wollte man dann späterreden. Dieser kurze Friede scheiterte daran, dass die beiden Seiten die Einigungunterschiedlichlasen:DieIranerhatten nicht vor, die Kontrolle über die Straße von Hormus abzugeben. Sie beschossen Schiffe, die eine neue Route durch die Meerenge nahmen, im Süden, nahe der Küste von Oman. Die USA bombardierten daraufhin wieder Ziele in Iran. So begann der Krieg aufs Neue. Was hat sich seit Juni verändert, dass ein Waffenstillstand halten könnte? Das ist die große Frage. Das iranische Regime hat seither Gespräche mit Oman geführt, wie man die Meerenge in Zukunft verwalten könnte.Deriranische AußenministerAbbasAraghtschisagteamWochenChinesische Waffen für die Mullahs Iran hatte offenbar vor, im Kampf gegen die USA Boden-Luft-Raketen zu kaufen. Das zeigen Dokumente, die der SZ vorliegen. Peking dementiert. vor, das von Anfang April dieses Jahres stammen soll. Als angeblicher Verkäufer wird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els-, Luftfahrtund Technologieunternehmen mit SitzinTeherangenannt,alsKäuferderchinesischen Manpads ist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der iranischen Republik vermerkt.DaswärekeinungewöhnlicherVorgang: Um den wahren Käufer der Lieferung zu verschleiern, beschafft das iranische Militär Ausrüstung immer wieder mal mithilfe scheinbar unverdächtiger Drittfirmen.DiedasWaffensystemwiederumausChinabeschaffthabenkönnten.Zuweilen werden bei diesen Geschäften zur Tarnung auch noch weitere Firmen dazwischengeschaltet. München – Es war der 11. April, ein Samstag, an dem der US-amerikanische Präsidentdastat,wasermitamliebstentut–einem anderen Land unverhohlen drohen. „Wenn China das tut“, diktierte Donald Trump Reportern in Washington in den Block, „wird China große Probleme haben, okay?“ Grund für Trumps Tiraden seinerzeit waren die jüngsten Erkenntnisse seiner Geheimdienste. Danach plante die Volksrepublik offenbar schultergestützte Boden-Luft-Raketen, sogenannte Manpads, an Iran zu liefern. Jenes Land, mit dem sich die USA und deren Verbündeter Israel seit Ende Februar im militärischen Konflikt befinden. Oder besser: im Krieg. Solche mobilen Boden-Luft-Raketen sind gefährliche Waffen für die US-Streitkräfte. Nicht nur Helikopter, die beispielsweise die Straße von Hormus überwachen, sondernauchtieffliegendeFlugzeugesind vor ihnen nicht sicher. Drohnen und Marschflugkörper kann man damit ebenso abfangen. Sie sind mobil und jederzeit soforteinsatzbereit–undimGegenzugwenigerverwundbaralsbeispielsweisestationäre Luftabwehrbatterien. DassdieQW-12tatsächlichausChinabeschafft werden sollten, darauf weist das zweite Dokument hin. Es stammt von Ende März – und ist als „streng vertraulich“ gekennzeichnet. Es ist an den Kommandeur eines Militärstützpunktes gerichtet undesgehtumdie„GenehmigungzurAusreise aus dem Land“. In dem Papier geht es darum, „im Hinblick auf den Erwerb des Systems mit der Bezeichnung QW-12 aus dem Ausland“ zwei Spezialisten der Einheit zur operativen Ausbildung sowie zur Instandhaltung der Systeme abzustellen. Offenbar für ein Training in China. Unterschrieben ist das Dokument augenscheinlich von einem Oberstleutnant der iraniDokumente, di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zugespielt wurden, schüren den Verdacht, dass Teheran offensichtlich vorhatte,imvergangenenMärz250solcherschultergestützten Boden-Luft-Raketen vom TypQW-12inPekingzukaufen–alsozueiner Zeit, als die USA und Israel die islamische Republik fast täglich mit Angriffen überzogen. Die Manpads könnten damit Teil jener bevorstehenden chinesischen Waffenlieferung an die Mullahs sein, vor derdie US-Geheimdiensteihren Präsidenten gewarnt hatten. Die „QW-12“ kann selbst modernste Störsysteme umgehen Die QW-12 ist ein mächtiges Geschoss: DerSprengkopffliegtmit 2160 Kilometern pro Stunde seinem Ziel entgegen, er kann bis zu sechs Kilometer weit und vier Kilometerhochfliegen–underkannselbstmodernsteStörsysteme,etwavonHubschraubern, umgehen. Es ist genau die Art von Waffe, die Teheran im Kampf gegen die amerikanischen Luftangriffe gut gebrauchen könnte. Glaubt man den Dokumenten, dann hat Iran versucht, 250 dieser QW-12-Systeme mitjeweilszwei Raketenzum Preisvongut 90 Millionen Dollar zu erwerben. Das geht aus einer Art Beschaffungsformular herMit den schultergestützten Raketen können tief fliegende Flugzeuge sowie Drohnen abgefangen werden. FOTO: GETTY IMAGES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POLITIK DEFGH Nr. 177, Dienstag, 4. August 2026 7 Bomben, drohen, reden – was Trump will Der US-Präsident laviert in seiner Iran-Politik zwischen Extremen. Nun also kündigt er wieder Gespräche an. Fragen und Antworten darauf, wie es in dem Konflikt am Golf weitergehen könnte. Propagandaplakat in Teheran: Auf die Politik des Regimes haben die Menschen in Iran keinerlei Einfluss FOTO: .VAHID SALEMI/AP/DPA handlungen mit Iran ab Montagnachmittag an, was das iranische Außenministeriumallerdingsdementierte.Sicheristandererseits, dass der Krieg ohne eine Lösung für die Straße von Hormus nicht enden kann. Und bisher ist die Haltung der Revolutionsgarde in Teheran klar: Weitere USBombenangriffeglaubtsieertragenzukönnen, Trumps Drohungen wirken nicht mehr.ZumindestwirddasRegimeihretwegen nicht sein neues Druckmittel aufgeben, also die Meerenge. ende, man sei mit der omanischen Regierung „in den letzten Zügen“. Am Montag sprach der iranische Außenamtssprecher von einer vorläufigen Regelung: Schiffe würden durch iranische Gewässer in den Persischen Golf einfahren und ihn durch omanische wieder verlassen. Auch, dass Minister Araghtschi innerhalb eines Tages mehrmals mit seinen saudischen und pakistanischen Kollegen telefonierte, deutet darauf hin, dass die Diplomatie nun wieder eine Chance hat. Trump kündigte Verschen Luftwaffe. Westliche Geheimdienste halten den Inhalt des Papiers durchaus für glaubhaft – wundern sich aber über den darin erwähnten Namen eines involvierten Truppenteils, der so nicht bekannt sei. Auch habe man bislang keinerlei Erkenntnisse, dass China tatsächlich Manpads an Teheran geliefert hat. Washington – Im Kanuslalom war David Hearn Weltmeister und für die USA dreimal bei Olympischen Spielen, zuletzt 2000 in Sydney. Vor ein paar Wochen wollte sich der inzwischen 67-Jährige ansehen, was ausdem Reflecting Pool in Washington gewordenist.DonaldTrumpließdiesesSpiegelbeckenamLincolnMemorialjavordem 250.GeburtstagderNationschnellrenovieren, es ging dabei allerdings einiges schief. Geheimdienste warnen bereits seit Monaten vor Waffenkäufen durch Iran DasWasserwerdesoblauwiedieamerikanische Flagge, hatte der Präsident versprochen. Entsprechend strich eine Firma das Fundament, den Auftrag vergab TrumpwiebeiihmüblichaneinenBekannten. Gut 13 Millionen Dollar soll das Manövergekostethaben.Dochnunschwammen da nicht nur grüne Algen – es blätterte obendrein großflächig die frische Farbe ab. Hearn also nahm ein Stück Blau in die Hand, als er Mitte Juni im Rahmen einer Radtour vorbeischaute. Genau darüber berichtete aber nun die NachrichtenagenturReutersindervergangenen Woche. Womöglich versucht Teheran auf verschiedenen Wegen in den Besitz von mobilen Flugabwehrsystemen zu gelangen. Reuters schreibt von einem Vertrag über „300-400 QW-12 plus weiteren FN-16-Flugabwehrsystemen“. Ihren QuellenzufolgesolleinTeildavonbereitsinwenigen Wochen geliefert werden. Als Vermittler des Deals sei eine Firma in Hongkong dazwischengeschaltet worden. Würde es tatsächlich zu dem Deal kommen, so viel dürfte klar sein, wären die US-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erneut am Boden. Dann kam dieParkpolizei und legte ihm Handschellen an. Der Verhaftete beteuerte zwar schon damals, dass er nur angefasst habe, was sich bereits ablöste. „Ich habe nichtsbeschädigt.“AberdasJustizministerium warf ihm trotzdem Vandalismus vor. Das passte dem Bauherrn ausgezeichnet, um vom Pfusch der von ihm beauftragten Unternehmer abzulenken. „Radikal-linke Verrückte“ seien schuld am Zustand des wunderbaren Reflecting Pools, behauptete Trump. Das chinesische Außenministerium dementierte die mutmaßliche Waffenlieferung an Iran Ende vergangener Woche hart. „Der Bericht ist nicht wahr und hat keine faktischen Grundlagen“, sagte eine Sprecherin. China habe sich stets für Frieden und eine Beendigung des Konfliktes zwischen den USA und Iran starkgemacht. Die chinesische Botschaft verwies auf eine Anfrage der SZ zu den ihr zugespielten Dokumenten ebenfalls auf dieses Dementi. Die Botschaft Irans in Berlin hingegen ließ Nachfragen zu den möglichen Waffenbestellungen unbeantwortet. Der US-Präsident ist weiterhin überzeugt, dass Vandalen am Werk waren Anfang Juli wurde Hearn als mutmaßlicher Straftäter angeklagt, eine Verurteilung hätte ihn ins Gefängnis bringen können. „Vandalismus an geschätzten Orten wie dem Reflecting Pool ist ein Affront gegen unsere gemeinsame Geschichte und die Würde unseres nationalen Erbes“, sagte die für die Hauptstadt zuständige USStaatsanwältin Jeanine Pirro, eingesetzt vonTrump.„Wirwerdenzweifelsfreinachweisen, dass Hearn vorsätzlich Eigentum zerstört hat.“ Dies sei „nicht nur für den Präsidenten eine Priorität, sondern auch für mich“. Gleichwohl, das Mullah-Regime hat Nachschub-Bedarf in Sachen Luftabwehrsystemen. Im Zwölf-Tage-Krieg mit Israel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Teheran seine Bestände an Raketen zur Luftverteidigung nach Einschätzung von Experten weitgehend verschossen. Bereits im Januar 2026 erhieltenmehrerewestlicheGeheimdienstedaherersteHinweise,wonachIranversuche, nicht nur schultergestützte BodenLuft-Raketen in China einzukaufen. Nach Erkenntnis der Agenten hat sich das Mullah-Regime zudem für hochmoderne bodengestützte Boden-Luft-Raketen und sogarMehrzweck-KampfjetsausChinainteressiert.DochPekingfürchteteoffenbarÄrger mit den USA – und gab Teheran einen Korb. Jörg Schmitt Da taten die Ankläger so, als habe der AngeklagtemitGewaltganzeBahnenblauerFarbeausdiesemReflectingPoolherausgeschnitten. Aber inzwischen hat zumindest die Juristin Pirro ihre Meinung geändert, denn am vergangenen Freitag wurde der Fall „United States v. David Hearn“ bedie Politik ihrer autokratischen Führung haben sie keinerlei Einfluss. Dort, wo in Iran die Politik gemacht wird, vor allem in der Spitze der Revolutionsgarde, blicken sie mit Häme auf den Rückzieher des USPräsidenten. Sie fühlen sich wieder einmal bestätigt in ihrer Strategie, den Druck auf die Golfstaaten zu erhöhen, auf dass diese im Weißen Haus intervenieren. Wie wird es jetzt weitergehen? Niemand kann ausschließen, dass dieser Konflikt noch Monate oder Jahre dauert und es zu einer Eskalation kommt, wie Trump sie für das Wochenende angekündigt hatte. Der US-Präsident hat immer wieder darüber gesprochen, einen iranischen Berg, „Pickaxe Mountain“, zu bombardieren, unter dem sich wohleine Atomanlage befindet. Am Wochenende war auchangedacht,dasssichIsraelandenAngriffen beteiligen sollte, zum ersten Mal seit der ersten Phase des Krieges im März undApril. Seithergriffen dieUSAundIsraeldasiranischeRegimenichtmehrgemeinsam an. Dass Donald Trump sich dagegen entschied, ist ein weiteres Zeichen dafür, dass er den Konflikt beilegen will. Er sucht seitMonateneinenAusweg.IndenvergangenenTagen sollen ihn auch seine Generäle gewarnt haben, dass die amerikanischen Truppen im Nahen Osten zunehmendinGefahrgeraten,esfehleanLuftabwehrmunition. Woran dürfte ein dauerhafter Friede dann scheitern? Das Problem ist, dass Trump sich mit den Iranern zwar darauf einigen kann, dass nun wieder ein Waffenstillstand herrscht. Aber zunächst bräuchte es einen Kompromiss für die Straße von Hormus, einen detaillierten, damit der Frieden diesmal hält – anders als im Juni. Und dann geht es ja nochumdieFrage,dieTrumpunddenisraelischen Premier Benjamin Netanjahu ursprünglich zum Krieg bewog: das iranische Atomprogramm. Auch bei dem Punkt haben die Iraner wenig Anlass zu Kompromissbereitschaft. Das Thema ist so technisch und kompliziert, dass die Verhandlungen viel länger dauern dürften als jene überdieStraßevonHormus.WiewenigGeduld der US-Präsident für solche Prozesse hat, wissen sie auch in Teheran. Was will Trump denn überhaupt erreichen? Bisher sagte er immer, dass Iran „niemals“ eine Atombombe besitzen dürfe. Auch das sagteerfasttäglich.SeineSprecherinpräzisierte nun, Iran werde jedenfalls keine Bombe bauen, solange Trump regiere. Wenndassoist,könnteTrumpmitderIslamischen Republik durchaus ins Geschäft kommen:ManvertagtdieschwierigenFragen auf die Zukunft. Bis dahin könnten noch viele Wochenenden folgen, für die Trump einen großen oder sehr großen Angriff ankündigt und wieder absagt. Oder aber auch das eine Wochenende, an dem der Präsident und Benjamin Netanjahu ihren Kriegwiederaufnehmen,undallesvon vorn beginnt. Wieblickt die iranischeFührung aufden Konflikt? Eine regimetreue Zeitung veröffentlichte ein KI-Bild eines Schalthebels, auf dem man statt des Rückwärtsgangs einen Umriss von Trumps Kopf sieht. Es gibt zwar durchaus auch andere Stimmen innerhalb des Regimes, solche, die vor dem wirtschaftlichen Kollaps des Landes warnen, solltederKriegnichtenden.Vonden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ganz abgesehen. Sie leiden unter der Hyperinflation, aber auf Die Posse um den Pool Für Donald Trump war ein Ex-Olympiasportler für die missglückte Renovierung des Reflexionsbeckens in Washington verantwortlich. Die Justiz sieht das anders. Der leere Lincoln Memorial Reflecting Pool in Washington Ende Juli. Nach der Renovierung blätterte die Farbe ab, Algen färbten das Wasser grün. FOTO: RAHMAT GUL/AP lautete:„SehenSiesichselbstdenVandalismusan,der amReflecting Pool stattgefunden hat. Das Material wird mit einem Messer oder einem Teppichmesser aufgeschnitten – für alle sichtbar!“ graben. Nach Erhebung der Anklage seien Informationen eingegangen, welche „die Beweisgrundlage für die Anklage erheblich erschüttern“, heißt es in dem 20 Seiten langen Schriftstück. Sichtbar war da allerdings nur, dass mehrere Menschen des ReinigungspersonalsmitlangenStangenimWasserstocherten, um die Algen und Farbsplitter herauszufischen.AußerdembegabensichNeugierige an die Ufer, einer hielt die Hand in den Pool, von Zerstörung keine Spur. „Schließlich ergab eine kürzlich ausgeführte SichtprüfungSchäden im gesamten Bereich des Reflecting Pool“, stellte die neue Expertise aus dem Justizministerium fest – „selbst in der Mitte des Beckens, wo ein Vandalismus-Täter wohl kaum versuchen würde, die Auskleidung abzuziehen“. Das US-Innenministerium, liest man da,habederStaatsanwaltschaftDokumente zukommen lassen, aus denen hervorgehe, dass der im Juni aufgetretene Schaden „die Folge einer fehlerhaften Installation durch den Auftragnehmer Atlantic Industrial Coatings“ war. Verantwortlich macht Pirro jetzt auch „die Eile bei der FertigstellungdesProjektsimVorfeldderVeranstaltungen zur ‚America 250‘-Feier rund um den Unabhängigkeitstag 2026“. Peinlich ist diese Wende außer für den Innenminister und Trump-Vertrauten DougBurgum,derdiemissglückteReparatur offiziell überwachte, vor allem für dessenBossimWeißenHaus.DochTrumpwäre nicht Trump, wenn er das so stehen lassen würde. Er sei „zu 100 Prozent anderer Meinung“alsStaatsanwältinPirro,berichtete er in seinem Netzwerk Truth Social. „Ich weiß nicht, was sie sich dabei gedacht hat.FürmichwareseinklarerFallvonVandalismus.“ Es ist wieder eine Posse, die sich kaum erfindenließe.UnderneutbrichteineCausa im Namen Trumps in sich zusammen. Das Verfahren gegen Hearn hätte niemals eingeleitet werden dürfen, sagen dessen Verteidiger, darunter Norm Eisen vom Democracy Defenders Fund. Die Einstellung des Verfahrens mache den Missbrauch staatlicher Macht nicht ungeschehen – die Regierung handle nach dem Prinzip „bereit machen, feuern, zielen“ und schulde Hearn eine Entschuldigung. Der Versuch, den Reflecting Pool irgendwie blau zu bekommen, geht derweil weiter. Es möge „zwar gewisse Probleme mit den Auftragnehmern gegeben haben, aber der massive Schaden wurde von Vandalen verursacht!“, betonte der Präsident. Die Wörter „Vandalismus“ und „Vandalen“ schrieb er groß. Ein anderer seiner Posts Peter Burghardt
LEUTE Ariana Grande, 33, Sängerin, kündigt eine Pause an. „Ariana wird sich nach Abschluss der Eternal Sunshine Tour aus der Öffentlichkeit zurückziehen“, zitierte das People-Magazin das Management von Grande. Weiter hieß es: „Sie freut sich darauf, die Tour zu beenden und sie auf einem Höhepunkt abzuschließen, gesund und glücklich, und dann eine wohlverdiente Auszeit von öffentlichkeitswirksamer Arbeit und Auftritten zu nehmen, die zu endloser, anhaltender öffentlicher Kritik geführt hat.“ Das Statement ließ offen, welche Kritik damit gemeint ist. EineÄußerung von Ariana Grande selbst gab es bislang nicht. Doch es wurde immer wieder öffentlich über Grandes Körper diskutiert. Zuletzt lösten Fotos und Konzertvideos Debatten über die körperliche Veränderung der Sängerin aus, so ging es etwa um ihren augenscheinlichen Gewichtsverlust. 2023 forderte Grande in einem Tiktok-Video ihre Follower auf, einfühlsamer mit dem Aussehen anderer Menschen umzugehen. Man wisse nie, was Interview von Joshua Beer E in sonniger Tag, kaum Wind, optimales Wanderwetter für David Cifaldi, 32, und zwei seiner Freunde. Am 20. Juli wollte das Trio den Granite Peak erklimmen, mit 3904 Metern der höchste Gipfel des US-Bundesstaats Montana. Nicht die anspruchsloseste Route– allein um zum Basislager zu kommen, braucht man sieben Stunden. Für die drei aber läuft alles wie am Schnürchen, bis Cifaldi ausrutscht und, man kann es nicht anders sagen, ungünstig auf seinen Wanderstock fällt: Das Ding bohrt sich einmal durch seine linke Seite. Cifaldi, ein gelernter Krankenpfleger, entscheidet sich, mit dem Stock im Oberkörper den Rückweg anzutreten. 16 Kilometer weit. Warum? DenVideocall mit der SZ macht Cifaldi aus dem Auto heraus, Ortszeit 7 Uhr morgens. Munter und ohne Stock in sich. jemand gerade durchmache, deshalb solle man sich mit Kommentaren zurückhalten, auch wenn diese vielleicht liebevoll gemeint seien. Noch bis September dauert ihre Tour mit Auftritten in London und Chicago an. SZ: Sind Sie schon auf dem Weg zur Arbeit? David Cifaldi: Ja, ich dachte, ich mache es hier, meine Frau schläft noch, und unsere Border Collies drehen immer durch, wenn ich am Telefon spreche. Da Sie schon wieder arbeiten, nehme ich an, Ihnen geht es einigermaßen gut. Die ersten Tage, nachdem sie den Wanderstock rausgenommen haben, waren wirklich schmerzvoll. Starke Schwellungen, viele Blutergüsse. Inzwischen fühle ich mich viel besser. Ein oder zwei Monate medizinische Behandlungen liegen noch vor mir, ich darf mich schon wieder normal bewegen. Dieses Wochenende will ich laufen gehen, ich trainiere für einen Marathon. Letztlich werden mir nur zwei gro- ße Löcher in meiner Seite bleiben. Abstinent Phil Collins, 75, Sänger, kämpfte um sein Leben. „Meine Nierenversagten, meine Organe stellten einHaben Sie den Wanderstock noch? Nein, der wurde sozusagen massakriert beim Entfernen in der Notaufnahme. Das ist ein Trekkingstock mit Spannmechanismus, da sind eine Feder und ein Seil drin. Die Ärzte konnten die Spannung lösen und haben den Stock durchtrennt. Ich war aber eh nicht besonders scharf darauf, ihn zu behalten. Doch – so komisch es ist – ich habe seinen Zwilling gerade zufällig im Auto. (Cifaldi greift neben sich und hält ihn in die Kamera.) fach ihreArbeit ein“, sagte er der britischenTimesüberseinenZustand imApril 2024. „Leute kamen, um sich zuverabschieden.“ Er selbst könne sich daran nicht mehr erinnern, er habe keineAhnung gehabt, wasvor sich ging. „Sie machten sich alle Sorgen, dass sie mich nie wiedersehen würden. Es hätte alles so schrecklich schiefgehen können“, sagteer.WieesindemBerichtheißt, wurde Collins im November 2023 ins Krankenhaus gebracht. Kurzvor Am 20. Juli hatten Sie eigentlich anderes vor, als sich so intensiv mit Ihrem Wanderstock auseinanderzusetzen. Ich liebe „Peak Bagging“, so nennen wir das hier: hohe Gipfel in den Bergen sammeln. Der Granite Peak gilt als eine der härtesten Besteigungen in den USA, weil man so viel Zeit für ihn braucht. Eine gro- ße Herausforderung, ich genieße es, meinen Körper dafür zu pushen. Weihnachten entlassen, musste er wenigeWochen später erneut in die Intensivstation – und blieb am Ende sieben Monate lang in der Klinik. Ins Krankenhaus habe ihn sein „außer Kontrolle“geratenerAlkoholkonsum gebracht. „Ich trankWein, wenn ich aufwachte.Daswardas,wasichzum Frühstück wollte, ein GlasWein“, sagte Collins. Er habe großes Glück, den Klinikaufenthalt überstanden zu haben. „Selbst verständlichhabeichseitdemkeinen Und dann kommt Ihnen dieser Ausrutscher dazwischen. An den Sturz erinnere ich mich nur verschwommen. Das war auf einem Sattel, raues Gelände, vor uns der Granite Peak. Ich weiß noch, wie ich mich überschlug und dann auf meinem Hintern saß. Ich sah den einen Wanderstock auf dem Boden liegen, dann – so am Rande meines Blickfelds –, wie der andere irgendwie nach oben ragt. Ich habe hingefasst und gedacht: „Oh Mann, der steckt in mir drin.“ Das war surreal. Tropfen mehr getrunken.“ FOTO: REBECCA BLACKWELL/AP/DPA Bill Kaulitz, 36, Sänger und Podcaster, spaziert mit seiner Mutter durch Rom. Auf einem Selfie, das er bei Instagram veröffentlicht hat, ist zu sehen, wie sich die beiden, umringt von anderen Touristen, vor dem Trevi-Brunnen befinden. In der anderen Hand hält Kaulitz einen Sonnenschirm. In der Bildunterschrift schrieb Kaulitz: „With Mama in Roma“ und ergänzte dazu die italienische Flagge. In der am 29. Juli veröffentlichten Folge ihres Podcasts „Kaulitz Hills - Senf aus Hollywood“ erwähnten er und sein Zwillingsbruder Tom die angedachte Pause. „Wir gehen in den Urlaub“, sagte Tom. „Es wird zwei Wochen kein ‚Kaulitz Hills‘ geben.“ Und muss doch auch richtig wehgetan haben! Nee, gar nicht. Ich bin sofort in Krankenpfleger-Modus gegangen, das war wie Muskelerinnerung. Ich bin die Abcs durchgegangen, habe kontrolliert, ob ich Blutungen habe, meine Freunde Fotos machen lassen. Ich habe mich selbst wie einen anderen Patienten untersucht. Und keinen Rettungshubschrauber gerufen. Hat bei Ihrer Entscheidung das berüchtigte US-Gesundheitssystem eine Rolle gespielt? Absolut! Mein Freund hat direkt den SOSKnopf an seiner Smartwatch gedrückt, Harald Glööckler, 61, Modedesigner, flieht aufs Land. „Ich habe in den Jahren in Berlin festgestellt, dass mir die Großstadt auf Dauer einfach nicht mehr guttut“, sagte er zu Bild. „Alles kommt mir immer lautervor, immer hektischer und leider auch immer dreckiger. Ich glaube, das ist auf Dauer nicht die richtige Umgebung, wenn man 100 Jahre alt werden möchte.“ Seit diesem Sommer wohnt Glööckler dem Bericht zufolge in einer Villa in Kirchheim an der Weinstraße in Rheinland-Pfalz. Zuvor wohnte er rund drei Jahre in Berlin. Die Villa in Kirchheim bewohnte er bereits vor 2023 mit seinem damaligen Partner für mehrere Jahre. Auf den ersten Blick fällt das weiße Reihenhaus mit den dunkel umrandeten Fenstern auf Fotos kaum auf. Es sieht aus wie all die anderen Häuser in dieser Stra- ße im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Soest. Erst auf den zweiten Blick bemerkt man das Unkraut, das hinter den aufgereihten Mülltonnen wuchert. Oder das kaputte Stoffrollo, das schief im Fenster des Obergeschosses hängt. Das Haus ist inzwischen unbewohnt, an der Tür kleben Polizeisiegel, die kenntlich machen, dass hier ermittelt wird. Ein Tatort in einer beschaulichen Siedlung, in der Gegend mittlerweile als „das Horrorhaus von Soest“ bekannt. Tödlicher Käse Trient – Nach neun Jahren im Koma ist einJunge aus Italien imAltervon 13Jahren gestorben. Der Junge aus dem Trentino war 2017 als Vierjähriger nach dem Verzehr eines mit Ehec-Erregern belasteten Rohmilchkäses schwer erkrankt und anschließend ins Wachkoma gefallen. „Unser Mattia hat uns verlassen“, zitierten Medien den Vater des Jungen. Für seine Familie begannvor neunJahren ein langer Kampf zwischen Hoffnung, Pflege und Trauer. Mattias Vater Giovanni Battista Maestri widmete die vergangenen Jahre der Aufklärung über die Risiken von Rohmilchprodukten. Die Familie wollte aus dem Schicksal des kleinen Jungen eine Warnung für andere machen. DPA In diesem Haus soll eine Frau im vergangenen Jahr mehrere Monate festgehalten, gequält, erniedrigt, misshandelt und vergewaltigt worden sein. Lokale Medien berichten, sie sei wie eine Sklavin gehalten worden. Gegen vier Männer im Alter von 16 bis 29 Jahren ist Anklage unter anderem wegen gefährlicher Körperverletzung, Vergewaltigung, Nötigung und Freiheitsberaubung erhoben worden, bestätigt eine Sprecherin des Landgerichts Arnsberg am Telefon. Von Juli bis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8 Dienstag, 4. August 2026, Nr. 177 DEFGH PANORAMA Rettungshubschrauber zu rufen, läuft er runter. 16 Kilometer, mit Stock im Oberkörper. „Der Stock steckte etwa acht Stunden in mir“ Beim Bergsteigen in Montana rutscht David Cifaldi aus und wird von seinem Wanderstock aufgespießt. Doch anstatt den und ich meinte zu ihm: „Ruf auf keinen Fall einen Helikopter, ich kann den nicht bezahlen!“ Dort oben gerettet zu werden, würde so zwischen 50 000 und 70 000 Dollar kosten. In dem Moment dachte ich: Ich könnte mein Hausverlieren, eine zweite Hypothek aufnehmen oder meine Frau in Schulden stürzen. Sachen, über die man sich eigentlich keine Gedanken machen sollte. Ichwar extremwachsam,wo ich hintrat. Bei jedem Stein, jeder Wurzel. Ich wusste, ein falscher Schritt und es könnte vorbei sein. Wehgetan hat es nur beim Hinabsteigen in Geröllund Schneefeldern, da wackelte der Stock und bewegte sich ein bisschen. Nach acht Kilometern war ich dann schon ziemlich erledigt. Die Sonne war draußen und hat uns förmlich gebrutzelt. Meine Freunde haben sichergestellt, dass ich hydriert war, wir sind für Snacks stehen geblieben. Ich bin ihnen so unendlich dankbar. Komischerweise haben wir für den Abstieg mit Wanderstock genauso lang gebraucht wie hinauf. Zumal während einem ein Stock in der Flanke steckt ... Man tut es aber doch. Mein Freund hat mir dann aufgeholfen, und ich bin testweise gelaufen. Den Umständen entsprechend fühlte ich mich funktionstüchtig, mir war nicht schwindlig. Also dachte ich, ich versuche es. DerAbstiegwarvor allem mental belastend. Sie haben es geschafft. Und sind den Wanderstock dann endlich losgeworden? Gequält und vergewaltigt – über Monate hinweg Eine Frau soll in einem Haus in Soest von vier Männern festgehalten worden sein. Ein Nachbar entdeckte sie halb nackt auf der Terrasse gefesselt. November 2025 soll die eigentlich obdachlose Frau, 33 Jahre alt, in dem Haus gelebt haben. Aus Angst, sie könnte den bevorstehenden Winter nicht überleben, sei sie dort geblieben. Unter anderem soll einer der Angeklagten die Frau an ein Heizungsrohr gefesselt haben. Zwei der Angeklagten sollen die Frau gemeinsam vergewaltigt haben. wusstsein gewesen sein. Mehrere Monate lang musste sie im Krankenhaus behandelt werden. Wie der Zustand der Frau aktuell ist, ist unklar. Vielleicht gibt es sogar mehr mögliche Täter Wie der Soester Anzeiger und der WDR berichteten, soll ein Nachbar am späten Abend des 3. November die Frau halb nackt und gefesselt auf der Terrasse des benachbarten Reihenhauses entdeckt haben. Die Hände der Frau seien mit Handschellen fixiert und über dem Kopf an einem Balken befestigt gewesen, heißt es in dem Bericht des Soester Anzeigers. Sie habe den Boden nur gerade so mit den Zehenspitzen berühren können. Der Mann alarmierte die Polizei. Die Frau soll zu dem Zeitpunkt nicht mehr bei BeEigentlich wollte David Cifaldi mit zwei Freunden den Granite Peak besteigen, den höchsten Berg Montanas. Doch dann stürzte er in seinen Trekkingstock. FOTO: PRIVAT Erst sind wir ins örtliche Krankenhaus gefahren. Die waren super, haben Röntgenbilder gemacht, mir Antibiotika gegeben. Aber um den Stock herauszuziehen, mussten sie mich ins Krankenhaus in Billings überweisen. Das, in dem ich arbeite. Sie wollten, dass ich einen Krankenwagen nehme. Ich sagte: „Ganz sicher nicht.“ Das wären wieder 10 000 Dollar oder so gewesen. Die 65 Kilometer sind wir selbst gefahren. Am Ende hat der Stock etwa acht Stunden in mir gesteckt. wieder ausgetreten, ohne einen Knochen zu treffen. Ich weiß: Ein paar Zentimeter weiter, und er hätte meine Lunge oder mein Herz durchbohren können. Das ist so eine kleine Konfrontation mit der eigenen Sterblichkeit. Doch von dem Moment an, als ich aufgespießt wurde, ging alles gut, was gutgehen konnte. Dafür bin ich dankbar. Auf den Gipfel haben Sie es jetzt nicht geschafft. Wollen Sie es ein andermal probieren? Auf jeden Fall. Wir haben uns so gut gefühlt, hatten eine tolle Zeit. Beim Abstieg habe ich meinen Freunden die Ohren vollgejammert: „Es tut mir so leid, wir sollten da oben sein.“ In einem Jahr oder so schaffe ich das. Und dabei alle wichtigen Organe verfehlt? Das ist ja ein unfassbares Glück. Unglaublich, ja. Er ist hier unter meinem Arm eingedrungen, durch den latissimus dorsi, einen Rückenmuskel, knapp an meinem Brustkorb vorbei, und hinten Von den Taten, die die Frau mutmaßlich über Monate über sich ergehen lassen musste, sollen Videos existieren, vielleicht gibt es sogar mehr mögliche Täter als die jetzt vier Angeklagten, von denen zwei in Untersuchungshaft sitzen. Das wird voraussichtlich der Prozess klären, der am 12. Oktober vor dem Landgericht Arnsberg beginnt. Nicht angeklagt ist übrigens die Partnerin des 29 Jahre alten Hauptverdächtigen. Dem Bericht zufolge soll sie während der mutmaßlichen Taten mit ihm und den gemeinsamen Kindern in dem Haus gelebt haben. Die misshandelte, obdachlose Frau soll eine Freundin von ihr gewesen sein. Der Fall erinnert an einen anderen, der sich vor zehn Jahren zugetragen hat und als „Horrorhaus von Höxter“ bekannt wurde. Auf einem Hof in Ostwestfalen hatten Wilfried und Angelika W. mehrere Frauen mit Zeitungsanzeigen angelockt und dort grausam gequält. Zwei von ihnen waren an den Folgen der Misshandlungen gestorben. Wilfried W. war 2018 wegen Mordes durch Unterlassen zu elf Jahren Haft verurteilt worden. Später wurde noch eine anschließende Sicherungsverwahrung angeordnet. Angelika W. war zu 13 Jahren Haft verurteilt worden. KERSTIN LOTTRITZ Das Reihenhaus, in dem eine Frau vier Monate lang in Soest gequält worden sein soll, ist mittlerweile unbewohnt. FOTO: FEDERICO GAMBARINI/DPA
Europa, du Opfer Migration als Waffe: Nach den Bildern von Ceuta beschwören manche Medien die „Urängste“ der Europäer. So zeigen sie, wie leicht dieser Kontinent zu erpressen ist. reibungslosen Transit in den Westen versprach, so Greenhill, auch dies ein Druckmittel, um wirtschaftliche Konzessionen und technische Unterstützung der Bundesrepublik zu erpressen. Von Sonja Zekri W ir wissen nicht, was die Schlepper den jungen Marokkanern versprochen haben. Parfümierte Bürgersteige auf den Straßen Barcelonas,ganzähnlichwiedieVerheißungender Schmuggler 2015? Oder doch basaler: Essen, Wasser, Arbeit, Zukunft? Wir wissen nicht einmal, ob diese Lügen ausschlaggebend waren, um Zehntausende Richtung Ceuta in Bewegung zu setzen. Gemessen am politischen Fallout dieses kurzen unglücklichenAusflugswissenwirüberhaupt sehr wenig. Kurz vor Ausbruch der Volksaufstände in Tunesien, Ägypten, Libyen, aber auch nachBeginndesArabischenFrühlingshattederlibyscheGewaltherrscherMuammar al-GaddafiEuropadamitgedroht,dieMassen Afrikas, zumal die muslimischen, über das Mittelmeer loszulassen. Das „weiße Europa“ werde „schwarz“ werden. Dass er seine Ziele, die Anerkennung als honoriger Staatsgast beispielsweise, nicht mehr zu hundert Prozent erreichte, hatte dann weniger mit dem Zögern der schon damals druckempfindlichenEuropäerzutun.Sondern eher mit dem blutigen Tod Gaddafis durch die Hände der Aufständischen, die ihn aus einem Abflussrohr in Sirte zogen. Das Ende Gaddafis war hingegen nicht das Ende schmutziger Deals mit libyschen Machthabern: Auch heute arbeitet Europa mit der libyschen Küstenwache zusammen, zu der, so die Kritik etwa der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 „Pro Asyl“ auch „Milizionäre, Menschenschmuggler“ gehören. Auch mit dem türkischen Präsidenten Recep Tayyip Erdoğan ging die EU ein hochumstrittenes Flüchtlingsabkommen ein, weil dieser sich 2016 anschickte, Syrerinnen und Syrer in großer Zahl nach Westen zu schicken. Reichten ein paar viral gegangene Posts überdieEntscheidungdesspanischenVerfassungsgerichts, dass, wer es übers Meer in die Exklave schafft, nicht sofort zurückgeschicktwerden darf? Hatte Spaniens linker Premier Pedro Sanchez sie selbst eingeladen mit der Legalisierung Hunderttausender illegaler Einwanderer, um sein überaltertes Land zu verjüngen, wie der französische Rechte Jordan Bardella bald giftete? Hatte Marokkos König Hassan VI. die Massen zum Thronfest als „Geste der Großzügigkeit“inBewegungsetzenlassen, Zehntausende seiner Untertanen ins Meer geschickt, während er sich vor dem Königspalast in Tetouan in dottergelber Dschellaba von seinem treuen Volk feiern ließ? Oder war es gerade umgekehrt und die Mobilisierung nach Ceuta eine Tat illoyaler Kräfte im Sicherheitsapparat, um den Monarchen die Feier zu verderben? Hat Marokko das WM-Aus im Viertelfinale gegen Spanien nicht verwunden? Man wüsste es gern. Ähnlich skrupellos triggerte der belarussische Machthaber Alexander Lukaschenko europäische „Urängste“, als er 2021 Flüchtlingen in einem Lager in EUNähe größte Rücksichtnahme seitens der belarussischen Behörden versprach: „Wenn ihr in den Westen wollt, werden wir euch nicht würgen, packen oder schlagen. Es ist eure Entscheidung. Geht hinüber!“ Falsches Mitgefühl ermutige Migranten erst, heißt es heute oft Die europäische Reaktion auf die autokratischen Menschenbewirtschafter ist üblicherweise:Abscheu.Undsolltesichherausstellen, dass auch in Ceuta wieder irgendjemand am Flüchtlingsmobilisierungsbeschleuniger gedreht hat, wird die Empörung ganz, ganz groß sein. Womöglich spielte der Streit um die WestsaharaeineRolle,eineehemaligespanische Kolonie, derzeit weitgehend von Marokko besetzt. 2021 passierten schon einmal Tausende Migranten die Grenze in die spanische Exklave, um Europa zur Anerkennung der marokkanischen Souveränität über die Westsahara zu zwingen. Die großräumigste Theorie stammt aus linken Zirkeln in den USA: Hier Spaniens Premier Sanchez, der Israel Völkermord vorwirft, Trump die Stirn bietet und den Iran-Krieg verurteilt, dort Marokko, das 2020 seine Beziehungen zu Israel mit demAbrahamsAbkommen normalisiert hat. Ist es da völlig abwegig, raunen nun manche, hinter allem die USA und Israel zu vermuten, die Spanien in die Knie zwingen wollen? Nur ist es eben so, dass das ganze erpresserische Potenzial verpuffen würde, hätte sich Europa nicht selbst, wenn man so will, als Opfer geradezu angeboten. Wenn das Hamburger Abendblatt warnt, „Europas Demokratien“ hielten „Bilder wie aus Ceuta in Dauerschleife“ ganz einfach nicht mehr aus, dann sind damit – dies der große Unterschied zu 2015 – nicht die Bilder der bislang 72 Toten im Meervor der Exklave gemeint, von denen man bislangwenig mitbekommen hat. Das zutiefst menschliche Entsetzen in Deutschland, als 2015 der syrische Flüchtlingsjunge Alan Kurdi ertrank, als 71 Menschen in einem Transporter erstickten, gilt heute als fatale Gefühlsduselei. Menschenrechtserwägungen wurden in der Debatte über Migration fastvollständigabgelöstdurchWarnungen vor „Messermännern“, „Kopftuchmädchen“ oder vor dem Risiko von Attentaten wie jüngst auf dem CSD in Berlin. In fast allen dieser Szenarien tritt der „Migrant“ als Instrument politischer Taktik zutage, was besser klingt als „Waffe“, aber auf dasselbe hinausläuft. Der „Migrant“ ist hochmobil, schneller startbereit als eine Drohne, er tritt tendenziell in gro- ßer und immer größerer Zahl auf. Und seine zersetzendeWirkung ist ungeheuer. Die Bilder „aus Afrika Richtung Europa flüchtender Menschenmassen nähren Urängste“, behauptete die Badische Zeitung. Das falsche Mitgefühl habe Migranten erst zur Reise nach Deutschland ermutigt, dieMenschenverunsichertunddieAfDgestärkt, heißt es oft. Dass längst weniger Migranten kommen, aber die AfD weiter wächst, dass die Rechten eine Unzufriedenheit schüren, die durchaus mit realen Ängsten zu tun haben kann, aber auch Stolperer im politischenTagesgeschäftwie die Besetzung des Verkehrsministeriums für sich nutzt, gehört zu den komplexen Fragen, auf die gerade keiner eine Antwort hat. Zunächst: Das Phänomen ist nicht neu. Die US-amerikanische Wissenschaftlerin Kelly Greenhill hatte bereits 2010 ein Buch geschrieben, dessen englischerTitel „Weapons of Mass Migration“ noch etwas dramatischer klang als der deutsche, „Massenmigration als Waffe“. In ihren Texten erinnerte sie daran, dass der Mensch dem Menschen schon immer Feind genug war, um ihn als Flankierung militärischer Konflikte einzusetzen. Der serbische Präsident Slobodan Milošević warnte die Nato 1999 mit der Vertreibung von fast einer Million Kosovo-Albanern, um ein Ende der Luftangriffe zu erzwingen. Im Kalten Krieg habe die DDR Anzeigen im Nahen Osten und Südasien geschaltete, in denen sie „komfortable Flüge“ nach Ost-Berlin und einen Das Dilemma liegt auf der Hand. Um seine kostbaren europäischen Werte zu schützen, hat Europa seinen humanistischen Anspruch bis zur Unkenntlichkeit gesenkt.DieErpressbarkeitdurchgeopolitische Menschenhändler ist nur die logische Folge. Heidenreichs Fundstücke (17) Über Sätze, die man immer wieder hört – und die man wirklich nie mehr hören möchte. Ich habe mir über Jahre hinweg in meinen Tagebüchern Sätze notiert, die man immer wieder hört und die einen immer wieder auf die Palme bringen. Sie sollen nicht vergessen sein. Die schönsten stammen von Kellnern, immer schreiend hervorgebracht: „Ich hab auch nur zwei Hände!“, „Mein Tag hat auch nur 24 Stunden!“. Zu meinen Lieblingssätzen gehören: „Dawird auch nur mit Wasser gekocht“ oder „Ich habe meine Zeit auch nicht gestohlen“ oder „Das macht den Kohl auch nicht fett“. Sehr viel „auch“ übrigens auch. hat, und der allerwichtigste Satz: „Wenn das jeder täte.“ Dass die Arbeit sich auch nicht von allein macht, wissen wir, und dass der Hund nichts macht, der will nur spielen, wissen wir auch. Beides glauben wir sofort. Auch, dass Rom nicht an einem Tag gebaut wurde. Was will uns all dieser Unfug sagen?Ah, dass gut Ding Weile hat, Klar. Na ja, mir schenkt ja auch keiner was. Aber die schönsten Sprüche hat, woher auch immer, mein Freund Rolf B. Er sagt: „Wenn Dummheit Fahrrad fahren könnte, müssten manche bei der Eiger-Nordwand aufwärts bremsen.“ Oder so ähnlich. Schön auch Belehrungen wie „Du sägst den Ast ab, auf dem du sitzt“ oder „Davon kannst du dir mal eine Scheibe abschneiden“. Dass ein alter Mann kein D-Zug ist, wird gern oft angemerkt, ebenso, dass man zu Hause wohl Säcke vor den Türen Unsere Kolumnistin Elke Heidenreich, 83, lebt in Köln. Zuletzt erschien von ihr der Bestseller „Altern“ bei Hanser.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EFGH Nr. 177, Dienstag, 4. August 2026 9 FEUILLETON FEUILLETON Überlebte das Kriegsende und wurde 63 Jahre alt: Margarete Bihrle. FOTO: MÜNCHNER STADTARCHIV „Von jetzt ab existieren Sie nicht mehr!“ Margarete Bihrle soll 1941 deportiert werden, doch ein Nachbar streicht ihren Namen heimlich von der Deportationsliste. Bis zum Ende des Kriegs verlässt sie ihre Wohnung nicht mehr – und überlebt als Unsichtbare. Ludwigsvorstadt-Isarvorstadt, nahe der Theresienwiese. Ihr Geschäft betreiben die Friedmanns im Münchner Westend – zunächst in der Guldeinstraße 32, später in der Landsberger Straße 14 – mit einem zusätzlichen Lager in der Großmarkthalle. 2025 registrierte das Bundeskriminalamt 6548 antisemitische Straftaten in Deutschland – davon 1661 allein in München, der einstigen „Hauptstadt der Bewegung“. Hier wurde der Hass auf Jüdinnen und Juden, auf Homosexuelle, auf Sinti und Roma und Fahnenflüchtige zur Staatssache. Die Voraussetzungen sind günstig: Die rechtliche Gleichstellung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existiert seit der Reichsgründung 1871, das heißt, MünchnerJuden und Christen haben die gleichen Bürgerrechte. Ein symbolstarkes Merkmal dieser integrativen Phase ist die Hauptsynagoge, die unter Ludwig II. erbaut und 1887 eingeweiht wurde. EIN MENSCHENLEBEN ENTFERNT Biografische Recherchen der Münchner Erinnerungs-Werkstatt Doch in den Zwanzigerjahren spürt Margarete die wieder neu und heftig aufkeimenden Spannungen gegenüber der zu Opfern des Nazi-Regimes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Infolg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und der gescheiterten Räterepublik werden Juden allgemein als „Novemberverbrecher“ gebrandmarkt. Besonders heftig trifft es die Juden aus dem Osten, die aufgrund zahlreicher Pogrome nach Bayern geflüchtet sind. Schon 1919 verurteilt sie der Münchner Polizeipräsident Ernst Pöhner als „schädlichen Fremdkörper“ und schließt zwei Jahre später auch nicht aus, „dass einige Juden aufgehängt werden“. Immer deutlicher Seit dem 7. Oktober 2023 gehen die Beschimpfungen und antisemitischen Parolen gegenüber Juden vielen wieder hörbar leichter über die Lippen – oft mit erstaunlicher Verve. Mal direkt, mal verkleidet im Israel-Hass. Zugleich gibt es kaum noch Zeitzeugen, die uns gegenüberstehen und erzählen, wie es damals, in den frühen Dreißigerjahren des vergangenen Jahrhunderts, begonnen hat. Aber wir kennen ihre Lebensgeschichten, ihre Erinnerungen, und die Erinnerung an sie könnten wir lebendig halten. Die Menschen, von denen diese Reihe erzählt, haben damals in München gelebt – als Nachbarn, Kolleginnen, Kinder, Kommilitoninnen. Sich ihre Geschichten zu vergegenwärtigen, ist mehr als ein Blick zurück. Herbst 1941. Spät am Abend klingelt es bei den Bihrles in der Bergmannstraße im Westend. Margarete öffnet die Tür – vor ihr steht ein Nachbar. Sie weiß, dass er bei der Gestapo arbeitet, und erkennt an seinen Gesichtszügen, dass er keine guten Nachrichten hat. In diesem Moment erfährt die Mutter eines 14-jährigen Sohnes, dass sie auf der Deportationsliste steht. Margarete Bihrle ist Jüdin. Gretel, wie sie auch genannt wird, kommt aus einer wohlbehüteten Familie aus Burgkunstadt: Ihre Eltern Louis und Rosa Friedmann haben einen Käsegroßhandel und können ein gutes Leben mit ihren drei Kindern führen: Nach Margarete kommen noch Fridolin (1897) und Pauline (1900) zur Welt. Die Friedmanns erziehen ihre Kinder nicht religiös. Als Margarete elf Jahre alt ist, zieht ihre Familie nach München, in die Herzog-Heinrich-Straße 4 in der HM1 HM1 tenJudenstern tragen zu müssen.Aber die Idee „rassischer Reinheit“ geistert ungefiltert durch die Reih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artei und deren Anhänger – und sickert in die Bevölkerung. „Mischehen“ bedeuten eine Gefahr für die Ideologie, weil sie das Bindeglied zwischen Juden und Nichtjuden in der Gesellschaft darstellen. Zwar wird eine Eheauflösung nicht gesetzlich forciert, aber die Gestapo erhöht den Druck auf die Ehepartner, sich scheiden zu lassen. Margarete und Heinrich Karl lassen sich nicht beirren – auch nicht, als die Behörden gegen sievorgehen: Ihre Firma soll in das „Verzeichnis der gewerbepolizeilich gemeldeten jüdischen Gewerbetreibenden in München“ aufgenommen werden. Die Bihrles nehmen allen Mut zusammen und beschweren sich. Und tatsächlich gelingt es den beiden, die Einordnung als jüdische Firma und damit das sichere Ende ihres Käsegroßhandels abzuwenden. Nach eingehender Untersuchung und dem Versprechen, dass Margarete nicht in der Firma mitarbeitet, bestätigt die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 der Regierung Oberbayern, dass „ein beherrschender jüdischer Einfluss nicht nachgewiesenwerden könne ...“. Gretel ist zunächst beruhigt, dass die Existenzgrundlage ihrer Familie nicht entzogen wird. Doch was geht in ihr vor im Jahr 1938?Wenige Monate zuvor ist die Hauptsynagoge abgerissen worden; wenige Wochen zuvor hat die Reichspogromnacht in München gewütet, und Tausende männliche Juden sind verhaftet und verprügelt worden. Und: Sie weiß, dass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sie auslöschen wollen – auch ihr Sohn ist in Gefahr. Außerdem erfährt sie, dass ihr Bruder Fridolin Kindertransporte nach England organisiert und bei einer günstigen Gelegenheit 1939 in England bleibt – ebenso wie ihre Schwester Pauline mit ihrem Sohn, der nur ein Jahr jünger ist als Margaretes Sohn. Vielleicht will sie ihren Vater nicht im Stich lassen. Margaretes Mutter ist bereits im Januar 1937 gestorben, und ihr Vater wird ein Jahr später gezwungen, aus seiner Wohnung auszuziehen, um in einem zugewiesenen Quartier zu wohnen. Möglicherweise fühlt sie sich trotz allem wegen ihres katholischen Ehemannes geschützt. Margaretes Vater wird im Juni 1942 nach Theresienstadt deportiert Doch dann fällt diese Hoffnung in sich zusammen. Bei irgendjemandem in der Gestapo muss es seit dem Bescheid von 1938, der ihre Firma gerettet hat, gearbeitet haben, sodass im Herbst 1941 besagter Nachbar an der Tür klingelt. Er sagt, dass sie ihreWohnung ab sofort nicht verlassen dürfe und er ihren Namen von der Deportationsliste gestrichen habe: „Von jetzt ab existieren Sie nicht mehr!“ Margarete weiß, dass ihr Überleben davon abhängt, wie unsichtbar sie ist. In der Folge verschärft sich die Lage weiterhin: Am 20. Januar 1942 formulieren 15 Männer unter demVorsitzvon Reinhard Heydrich auf der Wannsee-Konferenz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Unter anderem sollen nun auch die jüdischen Ehepartner aus Mischehen deportiert werden. Margarete verlässt die Wohnung fast vier Jahre nicht mehr. Ihr Mann und nichtjüdische Nachbarn versorgen sie, obwohl sie ahnen, dass ihnen lebensbedrohliche Strafen drohen. Jeder im Haus weiß Bescheid, und alle haben sich entschieden zu schweigen. Was Margarete in den vier Jahren durchgemacht haben muss, lässt sich nur vermuten. Vielleicht erfährt sie, dass ihr Vater im Juni 1942 nachTheresienstadt deportiertwird – und sie nichts dagegen tun kann. normalisieren sich verschiedene Spielarten des Antisemitismus. Wissenschaftlich untermauert werden soll es auch: 1923 richten Wissenschaftler an der LMU den ersten Lehrstuhl für Rassenhygiene ein. In dieser Phase lernt Gretel Heinrich Karl Bihrle kennen. Den jungen Witwer und Katholiken scheint die antijüdische Stimmung nicht zu beeinflussen; er ist 25 Jahre alt, als er seine drei Jahre ältere Freundin am 27. Dezember 1923 heiratet. Die beiden wohnen im Westend in der Bergmannstraße 29, und vier Jahre später kommt ihr Sohn Hans Heinrich zur Welt.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wird das Paar nicht frei von Anfeindungen und Repressalien sein. Sie ahnen, dass sie durch ihre jüdisch-katholische Ehe nicht auf Dauer geschützt sind. Vorausschauend überträgt Margaretes Vater den Käsegroßhandel 1934 an seinen katholischen Schwiegersohn. Wohlweislich – denn 1935 wird auf dem Reichsparteitag das „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 verabschiedet: Eheschließungen mit Juden werden verboten. Die Bihrles sind eine „privilegierte Mischehe“, sodass Margarete wegen ihres „deutschblütigen“ Mannes nicht der Demütigung ausgesetzt wird, den sogenannAlexandra Glöckl ist Journalistin und Historikerin. FOTO: ALEXANDRA GLÖCKL Kurz vor Kriegsende, im Februar und März 1945, sind noch rund 2600 jüdische Ehepartner aus Mischehen nach Theresienstadt verschleppt – davon 97 aus München. Die Aktion wird in der letzten Kriegsphase abgebrochen, und fast alle kehren zurück. Einige Monate nach Ende des Kriegs beginnen Pauline und Fridolin, nach ihrer Schwester zu suchen. Am 6. Dezember 1945 erfahren sie, dass Margarete lebt und es ihr den Umständen entsprechend gut geht. Mehr ist aus dieser Zeit nicht über sie bekannt. Das zerstörte München erholt sich langsam, und die Bihrles leben nach wie vor in der Bergmannstraße. Doch sie scheinen keinen Frieden finden zu können: Am 2. August 1951 stirbt ihr Sohn Hans Heinrich. Er ist 24. Gretel wird ihn um sieben Jahre überleben und verstirbt am 14. Januar 1959 mit 63 Jahren. Ihr Mann folgt ihr zweieinhalb Jahre später. Gastbeitrag von Alexandra Glöckl „Gebt der Erinnerung Namen“ — mit diesem Appell des Historikers Saul Friedländer beschreibt die Erinnerungs-Werkstatt München e. V. ihre Grundüberzeugung. Der gemeinnützige Verein hat es sich zur Aufgabe gemacht, nicht nur die Namen der NS-Verfolgten zu nennen, sondern auch, ihre Lebensgeschichten zu dokumentieren. 2018 haben sich historisch Interessierte aus München zusammengeschlossen, um vergessene Biografien aufzuspüren. Quelle Margarete Bihrle: Klaus-Peter Münch. Bergmannstraße 29 und 31, im Münchner Westend im Jahr 2023. FOTO: PRIVAT
Ein unsterbliches Haustier „Die unglaublich alte Katze“ erzählt von einem Familienmythos. Die zauberhaftesten Bücher sind manchmal die, die etwas in der Schwebe lassen. Die nicht urteilen, die ein Geheimnis nicht ganz bis zum Letzten enträtseln. „Die unglaublich alte Katze“ ist ein solches Buch. Ein Kind erzählt darin die Geschichte seiner Oma oder besser: die Geschichte von deren Katze, die angeblich uralt ist, in Katzenlebenszeit gerechnet. Immer wieder hat die Oma dem Kind diese Geschichte erzählt: Seit sie ein Kind war, begleitet das Tier sie. Aber kann das sein? Lorenz Pauli und Nele Palmtag: Die unglaublich alte Katze. Atlantis Verlag, Zürich 2026. 32 Seiten, 19 Euro. Ab 5 Jahren. Der Schweizer Autor Lorenz Pauli schreibt in leichten, kurzen Sätzen auf,wie sie geht, diese Geschichte: Alle paar Jahre hat die schwarze Katze ein schlimmes Erlebnis – einen Autounfall, nach dem sie lange beim Tierarzt bleiben muss. Einmal läuft sie davon, ausgerechnet am knallvollen Bahnhof. Einmal ist sie einfach alt und krank und schwerhörig. Aber immer scheint es am Ende gut auszugehen für die Katze. Vom Tierarzt kommt sie irgendwann zurück – ein bisschen kleiner und ängstlicher. Nach der Sache am Bahnhof hat sie plötzlich eine schwarze Schwanzspitze, nach der Krankheit einen weißen Fleck auf der Brust. Älteren Lesern ist schnell klar, was hier passiert. Der Familienmythos von der Methusalem-Katze hält einem Faktencheck eher nicht stand. Hier setzt diewunderbare erzählerische Unschärfe ein, die dieses Buch auszeichnet: Vielleicht wurde die Katze heimlich ersetzt. Vielleicht aber hat die Oma die Geste erkannt und mitgespielt. Nicht weil die Katze ersetzbar wäre, sondern weil die Liebe der Menschen um sie herum den Schmerz des Katzenverlusts wie eine Salbe überdeckte. Von Egbert Tholl V Die heiteren, bunten Illustrationen, die Nele Palmtag dazu gezeichnet hat, mit Buntstift und Aquarell, zeigen liebevolle, lustige Szenen aus dem erfüllten Leben der Oma. Sie ist Lehrerin, heiratet einen freundlichen rothaarigen Mann, bekommt Kinder, macht Kunst. Im Hintergrund bullert ein kleiner Eisenofen, trinkt ielleicht muss man, um überhaupt begreifen zu können, was hier gerade vor sich geht, zwei Jahre zurückgehen. 2024 stattete Ersan Mondtag auf der Kunstbiennale in Venedig den deutschen Pavillon aus, machte aus diesem einen begehbaren Erinnerungsraum, voller Staub und verblasstem Interieur. Der Besucher der Gegenwart wanderte durchdreiStockwerke,dievoneinemJahrzehntezurückliegendenGastarbeiterleben erzählten.Aber nicht als Museum, sondern in einer Art faszinierender 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 so in etwa baute sich das der Kopf des Betrachters zusammen. Etwas Ähnliches, nur andersrum, passiert nun in der Oper „Ariadne auf Naxos“, die Mondtag bei den Salzburger Festspielen inszeniert hat: Der Besucher der Gegenwart starrt in eine Welt von morgen. Was er damit anfängt, bleibt ihm überlassen. jemand Tee, tollen Katzen, Kinder und Katzenkinder herum. „Die unglaublich alte Katze“ ist kein Buch über Notlügen, sondern über die Liebe – und über die verbindende Kraft des Erzählens, die nicht nur Menschen zu einer Familie, sondern auch ein halbes Dutzend Katzen zu einer Einzigen verknüpft. Kathleen Hildebrand Nun ist es natürlich nicht neu, Opernhandlungen in eine irgendwie geartete Form der Zukunft zu verlegen, die dann meist dystopisch ist. Der großeVorteil: Das Ganzewirktmodern,ohnesichmitunserer Gegenwartbeschäftigenzumüssen.Indiesem Fall spielt die „Ariadne“ auf dem Mars zu einer Zeit, die von uns noch weiter entferntistalsdasJahr1916,indemdiezweite, üblicherweise gespielte Fassung der Oper von Richard Strauss und seinem Librettisten Hugo von Hofmannsthal herauskam. Das Enkelkind hört sich gern die Katzengeschichte seiner Oma an. Ob sie stimmt, ist nicht so wichtig. FOTO: ATLANTIS-VERLAG Bis zuletzt lebte sie auf der Brunnenburg, diesem im Hochmittelalter errichteten Schloss hoch über Meran, das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ein schwäbischer Industrieller mit allerlei Türmchen und viel Beton in die Märchengotik versetzte. Seiner Frau wurde das irgendwann zu viel Kunst, sie stürzte von einem der Balkone; nach einer lokalen Sage hat der Mann nachgeholfen. 50 Jahre später zog das „Sama-Moidele“ ein, das so hieß, weil die Eltern das Mädchen gleich nach der Geburt bei einer Bauernfamilie im Pustertal zur Pflege gegeben hatten. Sie hatten Wichtigeres zu tun, als sich um Mary zu kümmern, und miteinander verheiratet waren sie auch nicht. mer war, in die Avantgarde hineingeboren. In ihrem Buch „Diskretionen“ (1971 erschienen und erst 1993 auf Deutsch) weiß die weggegebene Tochter allerdings wenig vom Leben der Bohème in New York, London oder Paris zu erzählen, dafür umso mehr vom Landleben, vom Käsen und Heu-Einbringen. Auf den Kindheitsbildern trägt sie Zöpfe, führt die Pferde beim Pflügen und hütet die Schafe. „In gewissem Sinn war unser Leben ein Kunstwerk geworden“, aber schön war es nicht Marys Mutter war Olga Rudge, eine berühmte Konzertgeigerin. Sie verehrte Vivaldi und Ezra Pound, der jedoch bereits eine Ehefrau hatte. Auch für die Geliebte hatte er nicht viel Zeit, er musste, sein Wahlspruch, alles neu machen: die Kunst, die Literatur, die Wirtschaft, Homer, Dante, alles. Pound strich Ernest Hemingway die Adjektive raus, kürzte T. S. Eliots Großgedicht „The Waste Land“ um mindestens die Hälfte, nebenbei komponierte er, gab Zeitschriften heraus, beschwatzte Mäzene und schrieb an seiner eigenen „Divina Commedia“, den „Cantos“. Für Eliot, der sich lieber einen Bowler aufsetzte und in London erst als Banker und dann als Verlagsleiter Bürostunden einhielt, war Pound il miglior fabbro, als Künstlerhandwerker besser als er. Mary war in die Kunst und, was noch schlimAls der Vater, Babbo, endlich in Tirol auftauchte, war es erkennbar ein besserer Herr und kein Arbeiter oder Bauer. Er schimpfte über das Geld, das er nicht hatte, und die Juden, die es hatten, aber in Gais im Pustertal war das „Sama-Moidele“ jetzt keine „Schlumpe“ mehr, sondern auch was Besseres. Die Mutter meldete sich auch und wollte eine urbane Erziehung nachholen. Olga Rudge glaubte an die segensreiche Wirkung von eiskalten Wassergüssen auf die zehn morgennüchternen Kniebeugen, wie sie die Vogue empfahl, und zu dick war das Kind auch schon. „In gewissem Sinn war unser Leben ein Kunstwerk geworden“, schrieb die Tochter, aber schön war es nicht. Der Vater machte wie versprochen alles neu, übersetzte aus dem Chinesische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10 Dienstag, 4. August 2026, Nr. 177 DEFGH FEUILLETON HM1 HM1 Gar nicht so einsam, diese Insel: Szene aus „Ariadne auf Naxos“ in Salzburg. FOTO: THOMAS AURIN Ganz schön viel Betrieb im All Ersan Mondtag versetzt Richard Strauss’ Ariadne von der Insel Naxos auf den Mars. Da geht es wirr zu, doch gelingen tolle Bilder, die haften bleiben. Der Buhsturm nach der Aufführung war vor allem eines: erfrischend. Interessant an der Sache ist, dass nach Mondtags Vorstellung ein superreicher Irgendwas, der nie auftritt (vielleicht ein Elon-Musk-Prototyp), sich in seinem Mars-Hideaway eine Oper vorspielen lassenwill, dievollvon größtem Liebespathos und ein paar Commedia-Albernheiten ist. Das sagt viel über die Resilienz der Kunstform Oper in einer fernen Zukunft aus. dergeschoben werden. Der Komponist verzweifelt und sieht seine hehre Kunst bedroht, der Tenor und die Primadonna kämpfen um ihre Partien, der Musiklehrer konzentriert sich auf die Gage, der Commedia-artigen Tanztruppe ist alles eher wurscht, Hauptsache, ein bisschen Spaß. Am Ende tauchen zwei Astronauten in den Ruinen auf Erstmals erdachten sich Hofmannsthal und Strauss die Oper „Ariadne auf Naxos“ im Jahr 1912: Ariadne sitzt todtraurig auf ihrer Insel, Theseus hat sie verlassen, sie wartet auf den Tod. Dann kommt Bacchus vorbei, den sie für den ersehnten Todesboten hält. Doch flugs verlieben sich die beiden, es entsteht das größte Glück. Das dauert insgesamt gut 80 Minuten, jetzt in Salzburg ein bisschen länger, weil der Dirigent Manfred Honeck nicht so recht vom Fleck kommt. Darüber muss man schon mal nachdenken: 1916, der Erste Weltkrieg währte schon zwei Jahre, das Ausmaß des Gemetzels wurde immer klarer, da sinnieren zwei Künstler über ein lustiges Vorspiel, das die Produktionsbedingungen im Opernbetrieb zum Gegenstand hat. Bei so viel eskapistischer Weltabgewandtheit kann man heute dann auch auf dem Mars landen. Man kann aber auch daran denken, dass Richard Strauss sich erst als unpolitischer Großkünstler eine geraume Zeit von den Nazis vereinnahmen ließ und zu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seine larmoyanten „Metamorphosen“ komponierte, in denen er um die im Krieg kaputtgegangenen Konzertsäle trauerte. Strauss' Ursprungsidee war, die Oper zusammen mit Molières „Der Bürger als Edelmann“ aufzuführen, was auch gemacht wurde, sich aber bald als unpraktisch erwies. Also erfanden Dichter und Komponist ein neues Vorspiel, deutlich kürzer als der Molière und auch eine bessere Hinführung zur eigentlichen Opernaufführung: Im Haus eines reichen Herrn soll es zur Aufführung einer Tanzburleske und eben der Oper kommen. Auch wenn Ersan Mondtag solcherlei nicht explizit thematisiert – sein von ihm (Regie, Bühne, Kostüme, Tierskulpturen) erfundenes Zukunftssetting evoziert Gedanken, die übers konkrete BühnengeAber der Hausherr entscheidet sich um, das Feuerwerk muss rechtzeitig stattfinden, also sollen Tanz und Oper ineinanDie Tochter Zum Tod von Mary de Rachewiltz, die ihren weltberühmten Vater, den Dichter Ezra Pound, als „drückende Last“ empfand und doch seine unermüdliche Nachlassverwalterin wurde. das er so wenig beherrschte wie die meisten anderen Zungen, in denen er redete und schrieb, und verbesserte sich zum Nationalökonomen und Weltpolitiker. 1938 reiste Pound nach Washington, versuchte auf die Politiker einzuwirken, um damit den Krieg zu verhindern. Das misslang natürlich – wer wollte sich schon von einem Dichter die Richtlinien der Politik bestimmen lassen? –, aber Pound hatte da schon in Mussolini seinen überlegenen Handwerker gefunden. Im italienischen Rundfunk beschimpfte er seine Landsleute und tobte seinen Antisemitismus aus. Die Amerikaner sperrten ihn dafür 1945 zuerst in einen Hundezwinger, wie er später auch in Guantanamo Verwendung fand, und verbrachten ihn anschließend in ein Gefängnis für kriminelle Geisteskranke in Washington. Hemingway und Eliot appellierten an die US-Regierung, damit sie Pound freiließen. Es gab sogar den Plan, statt des Mafioso Lucky Luciano den lästigen Dichter nach Italien zurückzuschicken. Die Tochter nennt, was er für sie war, „eine drückende Last“, aber sie nahm sie auf sich. In seinerAbwesenheit hat sie seine alte Unterwäsche gestopft, die Sachen zusammengelegt und eingemottet, seine Hausschuhe akkurat nebeneinander gestellt. Als Babbo verhaftet und dann nach Amerika verschifft worden war, fing sie an, eigene „Luftschlösser“ zu bauen. Statt an Literatur und Avantgarde dachte sie an Landwirtschaft und Bienenhaltung, Organisierte bis zuletzt den Ruhm des Vaters: Mary de Rachewiltz 2012. FOTO: WIKIPEDIA schehen weit hinausgehen. Durchaus notwendigerweise. Im marsroten Einheitsraum mit einigen Treppen und einem großen Fenster in Form eines TicTac-Dragees, in welchem man den regen Betrieb zahlreicher Raumschiffe und auch zwei seltsam silberne Gestalten auf der Marsoberfläche beobachten kann, verliert das Vorspiel jeden Schmäh. Es geht wirr zu, vier androgyn wirkende Tänzer machen die Musik gestisch so erfahrbar, dass man sie zunächst kaum noch hören muss. Manfred Honeck leitet die Wiener Philharmoniker erst einmal auch eher scheu, später wird er oft sehr laut, ohne sich groß um Struktur und Binnenspannung zu kümmern. ckeln die drei Nymphen Jasmin Delfs, Anja Mittermüller und Marlene Metzger. Sie sind zwar scheußlich, aber sicherlich assoziativ wertvoll angezogen, egal. Als Trio sind sie stimmlich perfekt zusammen komponiert, reine, freie Schönheit. Kate Lindsey macht es als Komponist andersrum: Stimmlich sucht sie auf einigen Abwegen nach irgendeiner Linie, darstellerisch indes ist sie fabelhaft. Mondtag interessiert sich vielleicht am meisten für diese Figur, die immer mehr zur Frau wird, alles Hosenrollenartige ablegt, die eigentliche Verheißung einer zukunftsfähigen Liebe wird. Denn der grantige Haushofmeister (Johannes Silberschneider) aus dem Vorspiel jagt am Ende das Raumschiff, mit dem Ariadne und Bacchus ihrem Glück entgegenfliegen, in die Luft, übrig bleiben zwei Astronauten in den Ruinen von Salzburg, vermutlich die Komponistin und Zerbinetta. Ruinen! Da müssen sich die Sängerinnen und Sänger schon selbst behelfen, was gut klappt. Christina Nilsson verleiht der erst so traurigen, dann liebesbeglückten Ariadne zunehmende Präsenz, ihre Stimme strahlt weit über das eher amorph begleitende Orchester hinweg. Eric Cutler ist ein heldischer Bacchus, Ziyi Dai ist Zerbinetta, die Anführerin der Commedia-Truppe. Sie brilliert in ihrem gut zehnminütigen Arientableau voller Koloraturwahnsinn. Darin singt sie von der Freiheit der Liebe, und die Tanztruppe macht sich kopulierend über die Komödianten her, ein abgestandener Ulk, der sich in Mondtags Gesamtkunstwerkanspruch so dämlich wie seltsam ausnimmt. Den stimmlich größten Zauber entwiVermutlich zerstörte Konzertsäle. Auch wenn die eigentliche Oper nach der Pause viel zu überbevölkert ist, um irgendeine Ahnung von Ariadnes Einsamkeit vermitteln zu können, gelingen doch tolle Bilder, die länger haften bleiben, als man im Moment ihrer Betrachtung erwartet. Eine Erwartung indes stellt sich sofort ein: Der Buhsturm für Ersan Mondtag ist angesichts der Schwüle im kleinen Festspielhaus erfrischend. Mondtag ficht's nicht an, auf ihn warten schon Bayreuth und weitere Operngroßtaten. vielleicht Weberei. „Der dunkle Mandelbaum neben dem Fenster brach in weiße Tränen aus, als ich wegging.“ Es fehlte weiter am Geld, bis ihr ein junger Mann begegnete, der ihr anbot, 100 000 Inflationslire in eine Kuh zu investieren. ten und der ganzen für die Ewigkeit zusammengebundenen und versiegelten Papiere, herumgeworfen und aufgerissen und durcheinandergebracht von einer Horde von Jägern und Verlegern, Gelehrten, Schriftführern und Sammlern ...“. Mary, die Künstlertochter, die als Bauernmädchen aufgewachsen war, heiratete zu ihrem Glück diesen Prinzen, den halbrussischen Ägyptologen Boris de Rachewiltz. Die Luftschlösser nahmen Gestalt an, das heruntergekommene Schloss aus dem neugotischen Mittelalter wurde ein Schrein für den Dichter, der erst 1958 aus seiner amerikanischen Haft freikam. Sie hatten dem abwesenden Vater ein Zimmer unter dem oberen Turm eingerichtet, mit Zeichnungen von Henri Gaudier-Brzeska, den Manuskripten, Konfuzius und den Schriften von Silvio Gesell. Die „schwarze Nacht der Seele“ hatte Ezra Pound schon lang vor seinem Tod 1972 erfasst. Die Tochter war den drückenden Vater los, aber sie war seine Erbin. „Was du innig liebst, wird dir nicht weggerafft / Was du innig liebst, ist dein wahres Erbe“, hatte er geschrieben. Sie gehorchte, sorgte für die Herausgabe der gesamten „Cantos“, auch der ungehemmt antisemitischen, und musste ertragen, dass sich in Rom eine neofaschistische „Casa Pound“ bildete. Die Burg konnte ihr keiner nehmen. Mit ihrem Mann und ihrem Sohn richtete sie dort ein Landwirtschaftsmuseum ein und empfing bis zuletzt Gelehrte, Schriftführer und Sammler. Ein Landwirtschaftsmuseum richtete sie ein und empfing bis zuletzt Gelehrte Am Donnerstag ist Mary de Rachewiltz, Tochter eines weltberühmten Dichters, auf dem Ortsfriedhof von Dorf Tirol begraben worden. Sie wurde 101 Jahre alt. Die Angehörigen meldeten sich in der Todesanzeige aus 's-Hertogenbosch, Venedig und Rom und auch aus Gais. Auf dem Partezettel war sie wieder das „SamaMoidele“ und verabschiedete sich mit den einfachsten poetischen Zeilen, mit der Erinnerung an das „Moos oder das Meer, das du riechst in endlosen Landschaften, das Rauschen eines Baums, bewegt im Mondschein“. Willi Winkler Landwirtschaftsmuseum einDer drückende Vater hatte die Tochter auch aus der Ferne mit Arbeit versorgt. Sie war die Lektorin, während er die „Cantos“ fortschrieb, und sie musste sie dann ins Italienische übersetzen. Er war berühmt, sie organisierte den Ruhm. In das Schloss auf dem Felsen, ihrer festen Burg, strömten, wie sie klagte, die Besucher und Bewunderer „mit dem ganzen Gerassel überlebter Gefühle und abgelegter Habseligk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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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严重的质量问题。译文在两个片段之间插入了大量源文完全没有的文本，具体包括： * 虚构政治新闻：关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AfD 获得 41% 选票”、“州长舒尔策担心失去职位”以及“黑红联盟”等详细论述。源文仅在第一段提到了 Julie Zeh 关于 AfD 的观点，完全没有上述选举数据和具体政党博弈内容。 * 虚构经济/国际新闻：关于“德国股票指数 (Dax) 突破 26,000 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对话”、“日元干预”等内容。源文中完全不存在这些段落。 * 虚构文化新闻：关于“意大利伪造古剧场”的详细报道（包括门票 40 欧元、宪兵队行动、最高法院判决等）。源文中完全没有此内容。
由于幻觉内容的填充，导致原有的关键内容被跳过或截断： * 中间段落大面积丢失：源文中关于“养老金委员会”的讨论在译文中被突兀地中断，直接跳到了虚构的选举新闻中。 * 逻辑断层：译文在处理“Omas for Future”采访时，出现了不自然的跳跃，部分源文对话被删除或被幻觉内容替代。
# remote_md_034_Suddeutsche_Zeitung_-_04_08_2026 属于典型的内部处理标签，应在交付前清除。| 缺陷类型 | 严重程度 | 描述 | 示例 |
|---|---|---|---|
| 幻觉 (Hallucination) | 🛑 致命 | 插入了大量不存在的政治/经济/意大利剧场新闻 | Dax 指数 26,000 点、伊朗谈判、伪造剧场等 |
| 缺失 (Omission) | 🔴 高 | 原文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深度讨论被大面积删减 | 养老金讨论部分直接中断 $\rightarrow$ 跳转至选举新闻 |
| 内部标签 (Labels) | 🟡 中 | 包含处理标识符 | # remote_md_034... |
| 一致性 (Consistency) | 🟡 中 | 专有名词译法不统一 | SamaMoidele 的两种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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