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生成绩暴跌 第 4 页
克里斯托弗大街日 (骄傲月游行) 袭击者是否受到了指使？调查人员不认为他是单独行动。第二部手机被视为可能的“突破口”。
他很少回家，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购买食品；一段监控录像显示他在超市购买米饼。他身穿黑衣，穿着一件布背心并蓄胡须。 23. 7 月是巴卢特最后一次被观察到的时间。
据《世界报》消息，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正在对克里斯托弗大街日 (骄傲月游行) 袭击者阿卜杜勒·巴卢特的第二部手机进行分析。该设备在作案车辆中被缴获，与柏林州刑事警察局 (LKA) 自巴卢特 5 月出狱以来一直监控的那部电话并非同一部。在调查人员圈子中，这部手机被视为“缺失的环节”以及柏林当局此前未察觉的可能的“突破口”。
调查人员认为，巴卢特知道自己被监视了。7 月初，他出现在位于柏林蒂尔加滕 (柏林公园) Bissingzeile 的住所前。当时，他腰间清晰地插着一把手枪。 《世界报》能够查看到这段录像。该武器看起来极像真枪。随后，特种部队搜查了该危险分子的公寓，但仅发现了一把玩具枪。安全部门认为，他是在测试警方是否在拍摄他以及反应速度快慢。
据《世界报》消息，在小花园区的抓捕过程与此前已知的情况有所不同。警方的特种部队炸开了施潘道花园小屋的门铰链。但巴卢特并不在花园小屋内，而是在旁边的一座温室里。在抓捕过程中，据称他手里拿着一把刀向警方侧面冲去。警察立即将其击毙。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有人尝试在现场对其进行心肺复苏，但未能成功。
ALEXANDER DINGER 和 RICARDA BREYTON
本周二，德国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也将通过一次特别会议，探讨此次袭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25. 7 月 22 点左右，阿卜杜勒·巴卢特驾驶一辆小型客车冲向克里斯托弗大街日 (骄傲月游行) 边缘的人群。随后，据称他用砍刀袭击访客。在这次袭击中，一名女性被杀，另有 31 人受重伤。在案发约 20 小时后，一支特种行动队在施潘道的一个小花园区将巴卢特击毙。
袭击发生后，外界获悉当局多年来一直关注巴卢特。柏林警方将其定性为伊斯兰主义危险分子，最近将其列为高风险人员。巴卢特一直受到观察和监控。尽管如此，他还是实施了一次袭击。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在调查人员圈子中，人们认为对第二部手机的分析将提供新线索。目前已知，在巴卢特的一部手机中发现了一段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相关的认罪视频，显然是在案发当天拍摄的。然而，该视频至今尚未在任何地方发布。
关于巴卢特在案发当晚并非单独行动的假设依然根深蒂固。在案发后，突击队两次搜查了蒂尔加滕 (柏林公园)，寻找该伊斯兰分子的作案武器以及关于第二名嫌疑人的线索。因为巴卢特据称袭击克里斯托弗大街日 (骄傲月游行) 访客时所用的砍刀至今未能找到。而巴卢特在警方抓捕时所持的刀……
在施潘道的小花园区域随身携带的物品据称并非作案武器。根据《世界报》获得的信息，缴获的刀具与受害者的伤势在所有案例中并不完全吻合。此外，证人陈述称，另有一名男子从灌木丛中跳出袭击他人，随后被一个水瓶击倒。在案发当晚，一名伊朗人被逮捕，但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第二条线索指向租赁车辆的行驶数据。数据显示，巴卢特在案发当晚并非直接前往蒂尔加滕，而是采取了之字形行驶路线，期间多次停止并再次加速。之后他才驶入蒂尔加滕，驾驶车辆经由 Baumschulenweg 和 Ahornsteig 冲向人群，并在抵达 Bellevueallee 之前不久撞上了一棵树。
调查人员对此表示，这也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巴卢特受到了指引，且在作案过程中可能与一名未知的第三人保持联系。本周二 13 时，德国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将举行数字化特别会议。受邀出席的人员包括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德国联邦警察和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局长，以及联邦总检察长。左翼党的内政政策发言人克拉拉·比格（Clara Bünger）告诉本编辑部：“核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法院在做出决定时是否掌握了安全部门的所有相关信息？为什么对袭击者的高风险评估没有产生相应的后果？以及为什么在有此评估的情况下，监视力度反而明显降低了？”一个移动特勤队 (MEK) 自今年 12. 五月巴卢特获释以来，一直分两班对其进行监视。警方在他的公寓对面安装了摄像头，并对其电话进行了监听。《世界报》查阅了监视录像。据此，他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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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希望防止塞塔事件重演 冲入西班牙飞地的后果引发了关于欧盟移民政策的争论。外部边界的危险程度如何？《世界报》回答最关键的问题。
今天，欧盟内政部长们将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讨论塞塔的难民危机。上周结束时，
约 60.000 人冲击了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塞塔 (Ceuta)，以申请在欧盟内获得庇护。此次事件导致至少 72 人死亡。这一事件令欧洲人感到震惊，布鲁塞尔希望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人们认为，此前有人给予诱饵，鼓励人们冒险前往欧盟。西班牙政府首脑佩德罗·桑切斯 (Pedro Sánchez) 立即做出反应。他批评欧盟各国采取了“自私、极化且非法”的行为。西班牙毫无疑问将继续留在申根区，即使违背马德里的意愿，将其排除在外在法律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场大规模冲击是如何发生的？显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摩洛哥政府在首次官方回应中将该事件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互联网上的错误信息。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移民的涌入并非有组织的行为，而是自发形成的。他将原因归咎于网络上虚假信息的传播、走私者的活动，以及对一项限制遣返特定移民的西班牙法院判决的误读。但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作者 CHRISTOPH B. SCHILTZ。
欧盟内政部长在周二讨论什么？这次视频会议旨在探讨从塞塔危机中汲取的教训。大多数欧盟国家对马德里提出了严厉指责：在 27 位国家和政府首脑中由 22 位签署的一封信函中，他们间接指责马德里通过某些法院判决以及计划将约 500.000 名非法移民合法化，为人们提供了冒险前往欧盟的诱因。
当然，对此人们感到痛心，尤其是作为一个“波恩流亡者”，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而此时恰恰是在柏林，或者如其他人所说的“德国的摩洛赫 (Moloch of Germany)”，目睹曾经的故乡显然已变成了有组织之僵局的现实实验室。不，波恩现在的状况一点也不好，只需通过过去几周和几个月的报道来测一次这座城市的脉搏，就足以得出这一诊断。
评论：波恩的邪恶力量 DENNIS
衰落的开始始于时任市长卡特雅·德尔纳 (Katja Dörner)（绿党）提出的城市交通规划。她在任期之初（由红-绿-左翼和 Volt 组成的联盟支持）于 2020 年非常明确地表示，未来在波恩开车与其说是纯粹的出行，不如说应被视为一种勇气考验。于是，停车场变成了树林，主干道上的一半车道变成了自行车道。由于人们并未如预期般大规模转向公共交通 (ÖPNV)，这种交通转向最终变成了无法抑制的挫败感的代名词。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六月，该市最重要的桥梁之一——北桥被封闭。据说该桥有坍塌风险，但这其实并非新闻。在过去几年中，卡车已被禁止通行该桥，但由于这仅仅是“禁止”而没有进行严密的检查，卡车依然在行驶，而现在坍塌风险成了……
ISSN 0173-8437 186-39 ZKZ 7109 《世界报》(DIE WELT), Axel-Springer-Straße 65, 10888 Berlin, 编辑部：信箱 2410。 每日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发行。所有德国证券交易所的强制刊登报纸。 电话：+49 30 / 2 59 10 电子邮件：kontakt@welt.de 客户服务 《世界报》(DIE WELT), 信箱 2440, 10867 Berlin 电话：0800 / 935 85 37* (周一至周五：8 点至 18 点，周六：8 点至 1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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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更久地等待其资金到账 第 9 页
包豪斯的文化斗争 一张 1923 年的明信片：包豪斯被全世界视为 20. 世纪由德国发起的最重要的文化推动力。然而，这所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存在于魏玛和德绍的设计与艺术学校，如今正处于一场文化斗争的中心。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纲领中，AfD 指责包豪斯“缺乏国家根基”。为什么在面对妖魔化时，将包豪斯美化为纯粹的光辉乌托邦是错误的，请见第 14 / 15 页。
欧盟边境警卫在群众冲关时在哪里？ 他们不在现场。近年来，该边境一直被认为是安全的。仅有一次，在 2021, 年，摩洛哥短时间放宽了管制，随后约 10.000 人穿越了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 (Frontex) 仅在成员国请求时才会提供警察进行边境保护。但马德里方面放弃了这一请求。
根据一致的媒体报道，摩洛哥边境警卫不再履行保护塞塔 (Ceuta) 边境的职责。据称，他们甚至鼓励移民逃离，并袖手旁观。现在欧洲是否面临难民危机？不。目前的情况与 2015 和 2016, 年的危机局势不可比，当时数百万移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进入欧洲。飞地塞塔距离西班牙本土 20 公里以上，中间隔着地中海——因此移民没有机会进一步进入欧洲。欧盟移民专员马格努斯·布伦纳 (Magnus Brunner) 在周末表示：“没有任何一个人越过边界进入欧盟本土”。据西班牙方面称，约 60.000 名移民中的大多数已自愿返回摩洛哥，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继续旅程的希望。
欧盟外边界有多安全？ 欧盟外边界的保护取决于两个因素：原籍国和过境国的边境保护，以及欧盟成员国确保自身边境安全的能力。为了让第三国也确保其边界安全，欧盟与摩洛哥、利比亚和埃及等许多国家签署了伙伴关系协议。但摩洛哥政府这次没有兑现其对布鲁塞尔的承诺。
（此处文字略有缺失）……才加上了那个虽小但至关重要的形容词“紧急”。无论如何：桥梁封锁，城市瘫痪。一个正同时地自我消亡且陷入交通拥堵的国家。而担忧的波恩 (Bonn) 市民已经担心，邪恶势力想要将这座城市与外界隔绝。而这可能仅仅是个开始。首先切断所有前往波恩的交通连接，然后这座城市将慢慢从集体记忆中消失。随之而去的，是对波恩共和国那个相对无忧时代的记忆。如果这不是政治意愿的话！
下一个冲击在一个月后到来。由于“金属疲劳”，60 辆在总数 75 辆的城市轻轨中被暂时停运以待检查。又过了一周，
众所周知，一条自 1997 年起就计划修建的从火车总站到机场的城市快铁（S-Bahn）线路将延迟至 2040 年。在规划时，人们竟然简单地忘记了一座桥。尽管铁路目前还无法通车，但人们仍然打算取消此前开往机场的快速巴士。哦，对了，从波恩到科隆的重要铁路干线还将面临为期两年的全面封路。波恩曾是一个临时国家的临时首都。波恩规模小，不张扬，也正因如此，它通常出奇地以务实为导向。相比之下，柏林则是一个舞台，政治在这里不仅是在执行，而且在被不断地讲述、评论和演化。那些还记得波恩的人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想法：当政治不再时刻试图自我表演时，一个国家的治理有时反而会更好。但当然，这全是胡说八道。一个阴谋论。大概吧。所有这些报道的累积，使得即使是严肃的观察者也不再怀疑这座城市正在发生某些阴暗的事情。市内交通：瘫痪。出城的桥：没了。通往科隆的铁路：没了。去机场的巴士：没了。波恩是德国唯一一座 4 190710 903107 2 0 0 3 2
我的世界，我的观点 G 多萝西娅·舒佩柳斯 (DOROTHEA SCHUPELIUS) 德国护照不是驾驶执照 在发生伊斯兰主义袭击后，如果不简单地将其视为日常琐事而将其搁置，这很好。我们必须缅怀受害者，并且必须讨论原因。因此，当前关于失败的移民政策后果的辩论是必要的。然而，当不再是移民政策，而是法治国家本身被拿来权衡时，问题就出现了。新任 CDU 秘书长弗朗齐斯卡·霍普曼 (Franziska Hoppermann) 在她给成员的第一封信中，要求改革青少年刑事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预防性羁押规定，并驱逐伊斯兰主义危险分子。最后一点早已迫在眉睫。然而，根据霍普曼的设想，即使相关人员在持有其他国籍的同时拥有德国国籍，这一规定也应适用。马库斯·索德 (Markus Söder) 甚至提出了撤销国籍的可能性：索德认为，被归类为危险分子的人不能长期拥有双重国籍。绿党政治家沃尔克·贝克 (Volker Beck) 早在 6 月底就在 X 平台上要求，无论持有何种护照，都应能将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追随者驱逐出境。 这真的是正确的道路吗？针对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日 (骄傲月游行) 的袭击并不是法治国家过于自由的证明。我们的刑法是为一个严重暴力犯罪明显较少而构成的社会而制定的。不受控制的移民和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使今天的法治国家面临挑战，而法治国家在设计之初并非为此形式而创建。因此，出错的不是法治国家，而是移民政策。如果用不断更新的干预手段来应对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
派遣。紧张的气氛预示了几个小时后确实发生的逃亡潮。从中午起，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边界已不复存在。数千人徒步通过边境口岸，在欢呼和呐喊声中抵达西班牙领土。冲击之势没有停歇。人数只能通过估算：10.000, 20.000, 30.000。时间流逝，大迁徙仍在继续。据称在当天及接下来的几天里，有超过 60.000 人通过徒步和海路抵达西班牙一侧。为了获得准确的人数，必须等到周五，届时人群才开始有序地返回，摄像机记录每分钟通过的人数。一些来源提到的数字是超过 60.000 人离开了塞塔 (Ceuta)。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是摩洛哥人，而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
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他们是最胆怯的。他们几乎不说话，既不喊“西班牙万岁”，也不喊“摩洛哥万岁”。他们共同寻求庇护，坐在 CETI 边缘的地上。许多人来自苏丹，其他人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或塞内加尔。“有数百人”，在接收中心工作的 CEAR 律师确认道。他们一直在摩洛哥坚持等待，等待一次能让管控崩溃的外交事件。“他们计划快速进入 CETI。这是人们给他们的建议，”该律师解释道。许多人走了太远，以至于他们疲惫地躺在地上，只有在被记者询问时才会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在 CETI 门前停留的梅赫迪 (Mehdí) 腿部受了重伤。“西班牙国民卫队 (Guardia Civil) 扔给我一样东西，好让我抓住它爬过岩石，但我摔倒了，”他解释道。见过那些人群的人在回忆时仍感到恐惧：“一个人紧紧抓住岩石，下一个人抓住第一个抓住的人，再下一个人抓住前一个人。就这样，他们陷进去了。我们中的一些人下水，去帮助那些已经没有力气的人，”一名在场但要求匿名的官员说道。塞塔地区主席胡安·赫苏斯·维瓦斯 (Juan Jesús Vivas)。然后梅赫迪讲述了他想成为一名面包师，他有兄弟姐妹和一位他心碎地离开的母亲。他离开时没有告诉他们，现在他的手机掉进了水里，无法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人借给他手机——街上没有电，手机电量逐渐耗尽。当地居民通过栅栏接收等待者的手机并为其充电。但人数太多，他们几乎无法跟上进度。“摩洛哥不值得，”梅赫迪说。然后他重新躺在自己的红色毯子上。西班牙国民卫队保持克制，让所有人毫无阻碍地通过边境。当军队最终抵达时，他们仅仅是排成队列，引导数千人离开。这场混乱让这座城市陷入瘫痪，因为在不到 24 小时内，几乎同样数量的
对德国巨型护卫舰项目的质疑 K 政府计划采购 127 型护卫舰，该舰比其他军队的驱逐舰更大 PICTURE ALLIANCE / DPA / DPA-POOL 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Boris Pistorius, SPD) 在一次北约演习中。塞塔的士兵护送一群来自摩洛哥的未成年人穿过街道。
人数之多，竟与塞塔 (Ceuta) 的居民数量相当。不有序的涌入让政府措手不及；正如政府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的到来。当地居民闭门不出：没有一家商店开门，既没有面包，也没有水或烟草。塞塔变成了一个陷阱，将数万人困在海滩与山丘之间。这些日子里，正常的流程被彻底颠覆——无论好坏。接收中心扩大了职能，尽可能地为人们提供食物。伤员在可行的情况下得到了救治。警方放弃了对移民的登记——这本是进入 CETI 接收中心前必须采取的步骤，而该中心当时已无空位。周五早晨，人们饥肠辘辘、口渴难耐、疲惫不堪且瑟瑟发抖地开始了返回之旅——由军队护送。官员们使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以将那些移民……
在联邦政府终止了失败的 F126 计划之后，下一个重大海军项目已面临压力。根据《Politico》和《世界报》(WELT) 的信息，预算官员和国防政策制定者已要求国防部对计划中的 F127 防空护卫舰进行根本性审查。据称，这一要求是在联邦议院夏季休会前的最后一个会议周提交给该部门的。目前的方案采用了美国系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Aegis 战斗管理系统、雷神公司的强大 SPY-6 雷达、Mk-41 垂直发射系统以及美国拦截导弹。美国政府在 4 月批准了一项可能的设备销售，金额高达 119 亿美金。该方案涵盖了 8 艘舰船的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已下达同等金额的最终订单。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在 2024 年底仅批准了 F127 美国部分的准备工作；实际采购仍需进一步的合同及预算决定。
CHRIS LUNDAY
参与此次审查的既包括国防预算报告员，也包括负责海军事务的议员。他们希望核实目前的重型方案是否可以大幅缩小规模，降低成本并减少复杂性。据多位知情人士向《Politico》和《世界报》(WELT) 透露，目前国防部军备部门和海军领导层应制定替代方案。F127 将在未来成为德国海军防御飞机、无人机和导弹最重要的舰船。F127 的排水量约为 12.000 吨，将比许多其他国家海军的驱逐舰更大。
然而，联邦议院内部担心海军试图将过多功能集中在一艘船上。因此，目前的规划方案被认为过于庞大。此外，议员们质疑是否所有预定的任务都必须由 F127 亲自完成。例如，个别目标可以通过陆基导弹进行打击。针对未来技术（如舰载激光武器）预留的大量空间和能源储备也受到了质疑。这背后是德国军备项目一个已知的问题：特殊要求越多……
试图将那些仍然想要前往西班牙的人们击退。其间，燃烧的巴士和汽车升起滚滚浓烟。这场混乱现在已经波及另一个国家。周五当局势变得无法收拾时，西班牙政府首脑乘坐直升机飞往塞塔 (Ceuta)，并在那里发表了一份旨在向欧洲发出呼吁的声明：他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性的侵犯”——但将责任推给了黑帮组织，并强调了摩洛哥“持续且顺畅的合作”。移民们并不思考此类问题。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最高法院判决的细节，该判决规定，如果他们是通过游泳到达西班牙且没有翻越边境围栏，则免于被立即遣返。他们看到的只是——据称是——敞开的大门，于是走了进去。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可能正以满足之情看待其国民的撤离，认为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君主不满的可能诱因被认为是桑切斯最近对摩洛哥宿敌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即将到来的足球世界杯决赛也被视为可能的争论点：摩洛哥希望在自己的国家举办。尽管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关系复杂，且外界对这波难民潮的背景有诸多猜测，但西班牙政府在危机之中依然发出了温和的基调，赞扬与这个马格里布国家的合作。周六下午，塞塔的教堂钟声响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而，这场危机在三天时间里简直在……
将愿望塞进一个系统中的越多，其成本就越高，复杂度就越大。最终，可能会面临进度延迟、成本上升以及产量过低，导致德国联邦国防军无法持久提供该能力。在德国联邦议院，人们日益担心海军试图将过多的能力集中在单一舰船上。因此，计划中的设计过于庞大。
议员们举了加拿大和西班牙作为反例。加拿大计划中的“河流级”排水量约为 7800 吨，并将 Aegis 系统与较小配置的 SPY- 7 雷达结合。西班牙的 F110 护卫舰排水量约为 6100 吨，同样配备 SPY- 7 以及一个连接到 Aegis 的火力控制系统。这两类舰船执行的任务与 F127 不同。尽管如此，它们依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的设计必须几乎是西班牙护卫舰的两倍大。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保留 Aegis，但将巨大的 SPY- 6 雷达更换为较小的雷达配置，例如基于 SPY- 7。这样德国将继续紧密连接到美国的武器和军事网络，但可以缩小舰船尺寸。
根据《Politico》和《世界报》 (WELT) 的信息，议员们还希望审查不使用 Aegis 的更基础的替代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决定放弃美国系统。这样一个步骤可能会为欧洲的雷达、软件和导弹供应商开启新机遇。但它也将带来额外的开发风险、成本和可能的延迟。即使是将 SPY- 6 切换到 SPY- 7，也可能需要对已经批准的美国销售程序进行调整。因此，这场辩论不仅涉及舰船本身，还涉及一个价值数十亿欧元的德国军备项目。国防部
概览
3 DIE WELT / 2026年8月4.日，星期二
新闻
赔偿基金 特朗普的挫败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已最终撤回了建立一个旨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盟友的基金计划。布兰奇发布了一项相应的指令。此举是在与共和党参议员进行数周谈判后采取的，此前这些参议员威胁要阻止其司法部长职位的确认。特朗普曾任命布兰奇接替于4月被解职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为了获得司法部的永久领导权，他需要获得参议院的批准。该公告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计划于周二对布兰奇进行投票表决前不久发布的。特朗普政府此前计划设立规模约合16 亿欧元的基金，用于资助那些声称受到前美国政府政治迫害的人。布兰奇此前并未排除那些因参与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而被定罪并随后被特朗普赦免的人也可能从中受益。这笔资金预计将来自特朗普针对美国国税局（IRS）的一项涉及数十亿美元诉讼的庭外和解金。在与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进行了数周谈判后，布兰奇的提名陷入停滞。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要求书面保证，确保该基金被最终取消。周日晚上，特朗普表示，那些因2021年1月6.日袭击国会山而被起诉并本可以从该基金中受益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被“摧毁”了。特朗普称，这笔钱将是对所受苦难的赔偿。“很多人喜欢那样。”
涉嫌间谍活动 伊朗执行死刑 在伊朗，两名男子因涉嫌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执行死刑。司法门户网站Misan报道，奥米德·贝萨德（Omid Behsad）和普里亚·萨夫瓦特（Pouria Safvat）已于早晨被绞死。这是自2月下旬与以色列及美国战争开始以来，一系列因涉嫌间谍活动而执行死刑的最新案例。根据伊朗司法部门的说法，这些男子向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提供了敏感军事设施和安全场所的坐标。他们因“间谍活动及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合作”而被定罪。Misan未提供关于他们被捕时间及审判过程的信息。根据人权组织的说法，只有中国的死刑执行数量超过伊朗。根据伊朗人权组织（IHR）和共同反对死刑（ECPM）的数据，2025年至少有1639人被执行死刑——这是自198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国际特赦组织上周曾对死刑数量的“升级”表示谴责。
ÁLVARO GARCÍA / EL PAIS 城墙被摧毁。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现在进入了最悲剧的部分。前军医院的停尸房里挤满了死者，他们裹在白色的尸布中，等待尸检和身份确认。该市提供了可容纳200具尸体的冷藏室。其中一些人可能是穆斯林，另一些人是基督徒，许多是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他们的梦想淹没在洪水之中。总统Ceutas在过去几天不懈敲响的警钟，很快将为死者而鸣响。
莱茵河局势 应对低水位的特遣部队 鉴于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交通部长奥利弗·克里舍尔（Oliver Krischer，绿党）希望由一个国家工作组迅速协调针对莱茵河低水位的具体措施。克里舍尔在德国电视二台（ZDF）表示，这些措施包括增加港口针对危险品的仓储容量、增加铁路运输能力，以及探讨“如何对运输优先级进行排序”。他认为，这种做法在 2018 年就已经证明有效。“这不会完全消除问题，但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改善局面。”在他看来，相关参与方应包括物流行业专家、地方市镇、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与 2018 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低水位出现得非常早：“ 2018 年我们是在夏末、秋季才遇到，而现在已经在盛夏。我们可能需要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内应对这一局面，”克里舍尔说道。从中长期来看，克里舍尔敦促扩建莱茵河航道。“这是完全正确且必要的，”他表示。具体的规划已存在多年，其中一段已规划完成：“理论上明天就可以开始施工。遗憾的是，现在就缺少联邦政府的资金。”由于这属于联邦水路，因此应由联邦政府负责。2025 年的资金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被削减了。优化航道的措施在低水位情况下将大有帮助，现在必须“强力推进”。
本文最初发表于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该报与《世界报》一样，都是领先欧洲报纸联盟（LENA）的成员。由 Caroline Turzer、Lara Jäkel 和 Jan Rosenkranz 从西班牙语翻译、删减并编辑。
针对议会的诉求以及可能进行的审查进度，相关方面在接受询问时拒绝发表评论。一名发言人解释称，在议会审议之前，原则上不对正在进行的采购程序发表评论。然而，恰恰是这种议会审议机制给了批评者筹码。任何金额超过 2500 万欧元的军备合同都必须提交给预算委员会。如果没有该委员会的同意，部门无法决定性地支出这笔资金。在部门做出修改或对现有规划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论证之前，预算委员会可以拒绝批准拨款。
天气：闷热，强降雨及雷电 今日：在云量变化的条件下，闷热的空气中局部将出现强降雨和雷电。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仅巴伐利亚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保持干燥。沿海地区最高气温在 25 到 31 度之间。其他地区将达到 31 到 38 度。
政客们的担忧主要源于 F126 项目的失败。该舰设计于 2010 年代，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当时柏林倾向于选择高度适应的平台，要求其能尽可能同时完成多种任务。联邦政府于 6 月终止了该计划。据该部门评估，六艘舰船的成本可能从约 100 亿欧元上升至 180 亿欧元以上。其中约 20 亿欧元已经支出。
生物天气：天气对心脏和血液循环造成负担，并对注意力集中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血压较低的人会出现循环系统问题，感到疲劳和虚弱。心脏病患者的症状也会有所增加。
“予以实施”。
列支敦斯登 大规模网络攻击 在列支敦斯登，一次网络攻击导致约 31.000 家企业和组织的资料被非法获取。该公国政府在周日晚上表示，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未知行凶者在 7 月 30. 日夜间非法获得了经济受益人数字名录的访问权限。该名录自 2021 年起用于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在政府首脑布里吉特·哈斯（Brigitte Haas）和司法部长埃马努埃尔·谢德勒（Emanuel Schädler）的领导下，一个危机小组已经成立。随后报道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系统中的数据被篡改或删除。
355 MILLIONEN US-DOLLAR “蜘蛛侠”大获成功 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Spider-Man: Brand New Day）在票房收入方面创下了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开画纪录之一，几乎将之前的纪录保持者拉下王座。该片在北美的开画周末票房达到了 3.55 亿美元，与 2019 年《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3.57 亿美元）的纪录仅差之毫厘。据行业杂志《THE SPOT media & film》报道，这部大片不仅实现了有史以来“蜘蛛侠”系列电影的最佳票房开局，而且在德国，尽管周末气温较高，它依然是今年迄今为止最强劲的电影开画纪录。《蜘蛛侠：崭新之日》是由汤姆·赫兰特（Tom Holland）饰演彼得·帕克（即蜘蛛侠）的第四部改编电影，赞达亚（Zendaya）饰演其女友。
银行抢劫案 审讯升级 在盖尔森基兴一家储蓄银行发生惊人抢劫案七个多月后，调查人员现在开始传唤那些此前未按要求参加审讯的保险柜持有者。警方表示，约 3200 个受影响的保险柜中，大多数所有者已经接受了审问。目前仅有 30 名保险柜持有者未对传票做出回应。根据负责调查的埃森检察官办公室的指示，这 30 名持有者现在将被警方“强制传唤”。因此，此案的调查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大量线索和迹象正被持续分析。此外，警方仍在寻找做出异常观察或能提供关于未知行凶者信息的证人。12 月 29. 日，未知人员闯入了盖尔森基兴该银行的金库，撬开了约 3200 个保险柜。据调查人员称，抢劫者从一个停车场向金库钻了一个洞。他们从保险柜中窃取了现金、珠宝和黄金等财物。总损失据称在数千万欧元的量级。
21 2 4 20 基尔 29 20 罗斯托克 30 汉堡 不来梅 21 31 20 32 19 32 19 柏林 33 20 34 20 35 20 34 21 35 19 汉诺威 明斯特 34 21 莱比锡 卡塞尔 杜塞尔多夫 34 20 德累斯顿 科隆 法兰克福 2 38 22 太阳 纽伦堡 萨尔布吕肯 37 19 33 19 05 51 21 04 斯图加特 月亮 37 21 3 慕尼黑 22 47 12 42 腓特烈港 36 21 35 19 卡塞尔数据
K Kubicki 认为联盟党“处于革命前夕”
劳斯·齐勒 (laus Zierer)，50 岁，教育学家，自 2015 年起担任奥格斯堡大学学校教育学教授。他最近发表了名为《作为区位风险的教育紧急状态》的论文。
新任 FDP 党魁在清算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世界报》：齐勒先生，您在论文中指出，只有更好的教育才能将德国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为什么？
克劳斯·齐勒 (KLAUS ZIERER)：我们是一个没有大量原材料储备的国家。我们最重要的资本是人们的教育、他们的能力和努力意愿。实证教育研究显示，教育水平与经济实力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正是当前情况如此剧烈的原因。德国在经济上多年来一直处于困难的发展进程中。如果教育水平进一步下降，这将成为一个严重的区位风险。
FDP 党魁沃尔夫冈·库比基 (Wolfgang Kubicki) 严厉批评了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Friedrich Merz, CDU)，并淡化了其政党对红绿灯联合政府解体所承担的责任。在接受日报《taz》采访时，库比基表示，他“误判”了梅尔茨。此外，他从联盟党那里听到，“人们正处于革命前夕”。谈到总理时，这位 FDP 主席解释说，梅尔茨最初的演讲曾引发人们对亲经济路线的希望。但事实上，梅尔茨现在推行的是与之相反的政策。库比基对 CDU 最近的人事决定也持批评态度，认为政党不是企业。
《世界报》：学校成绩研究中测得的能力在下降，但高中毕业考试 (Abitur) 的分数却越来越高。这两者如何统一？
齐勒：我曾将其称为“教育谎言”，因为这里的教育政策在自欺欺人。如果全国范围内的高中毕业分数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这与我们在 PISA、IQB 研究和其他成绩测评中观察到的现实几乎没有关系。那里的趋势多年来只有一个方向：下降。这是因为要求被逐步降低了。归根结底，长期支撑教育体系的成绩导向思想正被进一步削弱。
他将 CDU 领导政治家现在公开批评总理的行为视为其权威下降的迹象。梅尔茨还被证明“相当敏感”。他现在经常收到来自绿党同事以及社民党人的消息，其中提到前红绿灯政府时称：“我们其实没那么糟糕。”与此同时，库比基反驳了关于 FDP 单方面推动红绿灯政府结束的说法。他认为关于自由派所谓“D日”计划的争论过于片面。FDP 党魁声称，SPD 和绿党同样在为联盟的结束做准备。2024 年 7 月，两党代表在总理府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议，讨论了联盟可能结束的问题。
《世界报》：您不仅谈到了教育危机，还谈到了教育紧急状态。这种危言耸听是合理的吗？
齐勒：在我看来，显然是合理的。十年来，我们观察到学习成绩出现了真正的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许多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社会状况在恶化。抑郁和孤独感在增加，自杀人数也在增加。此外还出现了超重等健康问题。实际上几乎所有
经验可测的指标都在下降。如果现在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无法达到计算、阅读和写作的最低标准，那么我们讨论的就不再是小问题了。这将对职业培训、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我认为使用“教育紧急状态”这个词是恰当的。由于政府内部的资金冲突，所有相关人员都清楚“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最终，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谁将为这次失败负责。在谈到 AfD 时，库比基警告不要将该党的选民一概而论地贴上右翼激进分子的标签。许多人支持该党是因为对政治失望以及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他将其他政党仅通过提及 AfD 参与政府的危险来争取支持的策略称为“危险的”。如果参选时仅以阻止 AfD 为论据，长此以往将无法说服选民。“看看德国东部吧，”库比基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绿党现在试图通过战术操纵来解释，他们必须进入州议会，以防止 AfD 占据多数席位。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
《世界报》：您提到了导致这一发展的三个原因：移民、数字化以及因平均主义导致的水平下降。让我们从移民开始。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平均成绩明显较差，通常是因为语言缺陷。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齐勒：首先应该区分开来。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依赖于移民。问题不在于人们来到这里，而在于教育系统没有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在一个——
尽管如此，库比基对 FDP 仍持乐观态度。尽管民调数据持续低迷，但他认为自己的政党正在回归之路上。他表示，自从他当选党主席以来，FDP 内部重新恢复了平静。自由派的重新崛起在“中期内是不可阻挡的”。在面对即将到来的东部州议会选举时，库比基也表现得很有信心，并解释说，尤其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现实的机会重新进入州议会。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伸手去接一张飞舞的 100 欧元钞票，并看向镜头。这张 AI 生成的图片显然旨在让这位乌克兰总统显得傲慢。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两人均来自 CDU）在泽连斯基两侧，许多其他欧元钞票在空中飞舞。“停止敲诈！”萨拉·瓦根克内希联盟 (BSW) 在图片上方写道。标题为：“通过对话实现和平”。6 月，BSW 的欧洲议会议员鲁斯·菲尔梅尼希和迈克尔·冯·德舒伦堡前往莫斯科进行一次“工作访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反犹主义研究与信息中心 (Rias) 此外提醒，这个乌克兰犹太总统的形象让人联想到关于“贪婪犹太人”的刻板印象。Rias 在给《中德意志报》的回复中表示，这种图像语言的复制“确实与反犹主义的刻板印象相契合，并可能让人想起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宣传资料”。据此，BSW 驳回了该批评。他们表示对该图案“非常自豪”。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奥列克西·马凯耶夫在周六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声称，“在德国有一些政党……”
“右翼和左翼边缘的人员显然每天早晨都会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Makeiev 补充道：“因为单凭自身的愚蠢，是不可能在联邦议院或州议会的席位上发表这类言论的。” KEVIN CULINA UND FREDERIK SCHINDLER 该动机源自他们九月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的一张竞选海报。瓦根克内希党（Wagenknecht-Partei）对支持乌克兰持抨击态度，这并不新鲜。自该党成立以来，它就一直反对对被袭击国家实施俄罗斯制裁和提供武器援助。直到五月，BSW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 Sevim Dağdelen 还在柏林与俄罗斯大使 Sergej Netschajew 举行了一场小组讨论。
4 政治 《世界报》 / 周二，2026年8月4日
“我们观察到学习成绩正在出现真正的直线下降” 教育危机正演变为德国真正的区位风险
教育学家 Klaus Zierer 警告称。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在多个领域进行变革。
WILLIE B. THOMAS / GETTY IMAGES 在德国学校里，教师们正致力于与教育困境作斗争。在某些班级中，80 或 90 百分比的孩子几乎不会说德语，教师们已达到极限。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受影响的孩子学不到东西，其他孩子也是如此。当异质性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会出现临界点。届时，学生、教师、后续学校以及后来的企业都将深受其害。必须迅速且大规模地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通过语言和集成课程。此外，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引导移民，使其服务于经济和社会而非使其不稳定。
在纸上的学习效果往往比在平板电脑或屏幕上更好。数字化热潮过于关注技术可能性。在我看来，我们被这层表象蒙蔽了。尽管投入巨大，学校并没有变得更好。因此，我认为进行根本性的方向修正是非常必要的。这也适用于对人工智能的处理方式。目前的危险在于，人们可能会忘记如何思考，从而失去接受教育的能力。
《世界报》：令人惊讶，甚至可能具有挑衅性的是您对学校数字化的批评。为什么您认为这具有问题？
ZIERER：许多研究表明，学校的数字化绝非自动产生积极影响。负面后果往往占据主导：分心增加、注意力下降、学习成绩削弱。阅读和书写
KLAUS ZIERER AfD 和 BSW 对乌克兰大使的指责表示愤慨
乌克兰大使声称“右翼和左翼边缘”的政党与俄罗斯合作。左翼党“认为这与己无关”，外交政策发言人 Sara Nanni 表示。“虽然我认为左翼党的原因倾向于一种天真的、民粹主义的激进和平主义，但我认为莫斯科与 AfD 的协作是有协调性的。过去一直有证据表明极右翼 AfD 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担任和平与冲突研究员的 Nanni 指出，AfD 的议员在俄罗斯大使馆“出入频繁”，且有“现在的前雇员”曾“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与一个大规模杀手——这个杀手不仅威胁德国，攻击其在乌克兰的兄弟民族，而且还攻击其自己的……”
“……将自己的国民推向屠宰场——我无法理解这怎么能沟通得通，”南尼（Nanni）说道。当被追问是否是指 BSW、左翼党（Die Linke）和 AfD 时，马基耶夫（Makeiev）表示：“我对选民的明确信息是：请仔细观察——最终讨论的是哪个国家的替代方案？这样才不会助长那些我们欧洲人本应抵御的事物：即独裁、仇外、对战争罪行的纵容以及侵略。作为欧洲人，我希望民主派获胜，而不是独裁者。”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尤尔根·哈特（Jürgen Hardt，CDU）认同马基耶夫的批评。“不幸的是，每一位德国选民在 2026 年都必须问一个问题：那些参选的政党是否在为德国的敌人服务？”哈特告诉《世界报》（WELT）。“质疑人民代表对德国的忠诚度是一个巨大的指控，但遗憾的是，目前不仅是有迹象。”他认为 AfD 和 BSW 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们“对俄罗斯唯命是从”。BSW 对此予以否认，并对马基耶夫发起了猛烈攻击。BSW 创始人萨拉·瓦格内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告诉《世界报》（WELT）：“这位乌克兰大使已经失去了分寸。他可能认为，如果乌克兰能炸毁德国最重要的能源供应管线……”联邦议院的绿党也对此表示赞同。“大使的指控有实质依据，”一名安全……
齐勒（ZIERER）：如果操作得非常细致，或许会有有意义的应用领域。尽管如此，我仍看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由人工智能决定处理哪些任务、何时复习词汇以及接下来的学习步骤，那么学生基本上是在执行一个系统的指令。但教育意味着成为自己生命的掌控者。我必须学习如何决定，如何犯错，如何处理挫折以及如何承担责任。学生应该问自己：我怎么学习效果最好？我如何组织自己的学习？哪些策略对我有效？如果我们把这类问题外包给人工智能系统，我们或许学得更快，但教育程度反而降低了。《世界报》（WELT）：您抱怨在教育政策中，几十年来“平等”一直被置于“成就”之上。具体是指什么？齐勒（ZIERER）：这主要体现在我们今天谈论教育的方式上。我们比较指标，并经常立即将不平等等同于不公正。这背后的观念是，一个公正的教育系统必须导致相同的结果。而我恰恰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教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因为人们有不同的兴趣、天赋和生活环境。如果目标仍然是结果平等，那么只能通过降低成就要求来实现。在追求更多平等的努力中，我们正日益牺牲对成就的要求。教育并不意味着最终所有人都一样，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世界报》（WELT）：也就是说，用“机会公平”代替“结果平等”？齐勒（ZIERER）：完全正确。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理念：决定一个人可能性的是他的成就，而不是出身、家庭背景或社会地位。如果我们把成就观念从学校中剔除，那么家庭背景、文化资本或人脉网络将重新变得重要。那些本就享有特权的人将从中获益。因此，削弱……
不再是关于绩效的考量，而是更少的公正。机会公正并不意味着结果平等，而是根据能力和绩效提供机会。《世界报》：在您的书中，您是这样表述的：“最终，人们大脑中的灯光会熄灭。”齐雷尔（ZIERER）：麻省理工学院有一项研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观察了人们在使用或不使用人工智能（AI）撰写文本时会发生什么。那些独立撰写文本的受试者在认知上的挑战明显更大。他们必须开发想法、构建结构并进行表述。而将大部分工作委托给AI的人虽然省了力气，但放弃了核心的学习和教育过程。此外，个人成就对自尊心具有重要作用。一个人通过艰苦的思考过程，最终创作出一篇文章，会感到
满足感。因此，努力的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为过。没有努力，就没有教育。《世界报》：您认为教育困境现在已成为德国的一个区位风险。具体风险在哪里？齐雷尔：一方面体现在经济绩效和创新能力的下降。教育是国民经济成功的核心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能力。人们必须能够阅读、理解、论证、批判性地质疑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他们必须能够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并拥有一个能够提供导向的价值框架。随着教育水平的下降，这些能力将会丧失。这一点在今天已经可以观察到。志愿服务在减少，对
政治和机构的信任在下降，社会满意度在回落。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恐怕是最大的危险。《世界报》：那么您是否至少支持利用AI来实现个性化学习？无可争议的是，许多AfD（德国选择党）的领导政客在过去持有符合俄罗斯政府利益的立场——例如要求取消对俄制裁、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恢复与俄罗斯的紧密经济关系。这个极右翼政党的代表经常以“维护德国利益”为由为这些立场辩护。如果没有产生任何后果，那么它也可以公开干涉我们的选举。”这位BSW（萨拉-瓦格内克内特联盟）的创始人由此暗示，乌克兰政府应对这两条
北溪天然气管道遇袭事件负责。瓦格内克内特认为大使的言论越界了：“考虑到乌克兰今年再次从德国纳税人那里获得的数百亿资金，其中也包括被他所排斥的政党选民支付的资金，马凯耶夫（Makeiev）的语气简直是厚颜无耻。显然，联邦政府认为乌克兰比自己的公民更重要，而这些公民在加油站为战争的延续买单。”AfD在联邦议院的外交政策发言人马库斯·弗龙迈尔（Markus Frohnmaier）同样明确驳斥了大使的指控。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AfD不接受也不听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马凯耶夫先生在撒谎，并滥用其外交职务在德国进行政党政治干预和蓄意挑衅。”而左翼党则认为马凯耶夫的言论并没有……
被提及。“我期待所有政党，无论其立场如何，都能谴责战争罪行和仇外心理，并加强民主，”联邦秘书长詹尼斯·埃林（Jannis Ehling）说道。“这也适用于执政党，他们在国际法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以及与独裁者的肮脏交易，恰恰助长了这种双重标准和不安全感。”左翼党（Die Linke）一再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并强调乌克兰的自卫权。
奥列格·科托夫（Oleg Kotow）于 2022 年 4 月被绑架至俄罗斯。奥列格·科托夫即将死去，而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囚禁后，他重获自由的最初几天，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时光。那天的午餐是一碗汤，他只能通过从胃部升至口腔的气味来品尝味道。他的妻子斯维特拉娜（Switlana）用一个大注射器从玻璃杯中将汤吸出，然后通过穿过腹壁的导管将液体泵入。今天的是罗勒汤。STEFAN SCHOCHER 科托夫坐在那里，双臂撑在床上，一个 59 岁的男人，瘦得只剩下骨架。他强撑起一丝微笑。用俄语说：“美味”。他说话句子很短。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啰啰的杂音。他在俄罗斯的囚禁中度过了四年多——没有指控，没有判决。一个月前，他在一次交换中获释。
“这就是邪恶，”他说。又重复了一遍：“这就是邪恶。”他听到狱中的看守讨论他患有癌症。但他们只告诉他，他只是患有严重的肺炎。没有治疗，他只接种了几次注射，他无法说出其中含有什么。当他被释放时，他几乎无法站立。像其他数千名乌克兰平民一样，奥列格在俄罗斯囚禁期间遭受了系统性的酷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关于在俄罗斯占领区绑架平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大规模任意剥夺乌克兰平民自由”的情况正在发生，并且显示出“一种系统性的、一贯的且蓄意的行为模式”，且“专门针对
乌克兰平民”。“我不能说我的儿子在警察局工作，以免他们以此勒索我。”因此，他声称他的儿子是一名建筑工人。随后，一个拿着纸条的男人出现了。他们掌握了一切：他大儿子的出生日期、姓名、军衔。“他们知道我没有说实话。”从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再正常。科托夫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在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大规模入侵后不久，他与一名邻居站在村里的一条路上。哈尔科夫地区的这一地带当时已被俄罗斯占领两个多月。他和妻子无法逃离，因为他不想丢下他的岳母。科托夫回忆道，2022 年 4 月 23 日，他们来了。他说，他们开着“豪华汽车”。 15 名身穿制服的男子。俄罗斯士兵。他们直接向他走来
他们走过来问：“你是科托夫（Kotow）吗？”然后他们就把这位退休警察带走了。审讯被转移到了一个地下室里。科托夫被问到：“你知道什么是‘小星星’吗？”在讲述那是如何操作时，科托夫地扭曲了面孔：人背对着墙站立，手臂和腿分开。“然后一个人开始全力击打胸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在第六次击打心脏时，他瘫倒在地。人们把他重新扶了起来。他们给了他一颗药片。“然后他们拿来了一个‘塔皮克’（Tapik），”他说。那是一个带有手摇发电机的苏联野战电话，经过改装被用于酷刑——用来实施电击。这个东西也有个名字，叫“鳄鱼”，因为夹子会被夹在乳头、生殖器、四肢以及肛门上。科托夫这样描述
这些事件：在附近的一个车站建筑里，士兵们开始向他提问。起初一切正常。然后他们问起他的两个儿子，问他们两个在做什么。小儿子在西欧留学，大儿子在哈尔科夫（Charkiw）的警察局工作——那座靠近俄罗斯边境、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攻占的城市。科托夫说：“我会被……”一个决定乌克兰人是否被关入酷刑监狱的关键标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对占领军存在所谓的不忠诚。
政治 5 《世界报》 / 周二，2026年8月4日 STEFAN SCHOCHER 在第六次击打心脏时他瘫倒在地。
他在讲述自己由于转换阵营而遭遇的经历。在那个被科托夫讽刺地称为“酒店”的地方待过后，他肋骨折了三根——据他说，至少三根。然后他被送往别尔哥罗德州（Belgorod）的希别基诺（Schibekino）。一个有 25 顶帐篷的营地。又是审讯。又是疯狂的殴打。该营地的“特色”是：哨兵在夜间发起突袭——使用 73 厘米长的警棍。“打在屁股上，捅进屁股里。”脚底被烙红铁。用气体灼烧。还有“罗德尼措克”（Rodnitschok）——人躺在长凳上，面朝上，用布塞住嘴，同时水流进嘴里，但人无法吞咽。在审讯时，他们还会仪式性地铺开“牙科器械”。他在希别基诺待了八个月。
在经历了四年在俄罗斯酷刑地窖的漂泊后，乌克兰人奥列格·科托夫（Oleg Kotow）回到了家——并讲述了被囚期间系统性的残酷虐待。
随后：莫斯科南部的萨拉夫斯克（Sarajsk）看守所。接着前往斯塔里奥斯科尔（Stary Oskol）。然后医疗问题开始出现。在那里有一个营地司令。“恶魔医生，”科托夫说。他们将一名感染了HIV的囚犯从牢房中拖出来，关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他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我们，”科托夫说。那个人患了肺炎，三天后去世。另一名囚犯用床单上吊自杀。有人告诉科托夫，他也会因为他的“肺炎”而窒息。不过，从那时起，作为重病患者的他基本上被晾在一边。直到 2026 年 6 月的那一天：囚犯们必须穿上制服并全部列队：面朝墙壁，四肢分开，双手贴墙。然后人们给他们套上布袋蒙住头，将他们带走并安置在飞机上。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科托夫说，其中一名男子说这是一次囚犯交换。他回答道：
“永远不要，别像个傻瓜一样。” 斯特凡·肖赫尔 (STEFAN SCHOCHER)
斯维特拉娜·科托娃展示了一张战前时期的照片。科托夫此前曾是警察，且他的儿子在警察部门服役，这些情况显然足以引起怀疑。欧安组织 (OSZE) 的专家委员会将这种做法定义为危害人类罪。这是一个法律术语，用于描述“在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或系统性攻击框架内，且在已知该攻击的情况下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就是说：危害人类罪需要高度的组织水平、指挥链、意图以及实施中的系统性。
但这却是事实。科托夫讲述道，那就像一场梦一样。“现在我就在这里，”他说。他看向二楼病房前的小阳台，双臂撑在床垫上。窗外鸟儿在鸣叫，阳光明媚。昨夜，俄罗斯的导弹再次击中了基辅。而到了今夜，这种情况将再次发生。几天后，科托夫将庆祝他的 60 岁生日。他说：“我没有心怀怨恨。”但他为自己和全人类有一个巨大的愿望：“这种邪恶必须被击败。”
对于科托夫来说，四年的折磨开始了。他从地下室被转移到一座位于俄罗斯边境、被用作囚禁营的五层酒店。在那里，人们把他安置在一个角落——周围站着 15 个男人。其中一人弹开一把折叠刀说：“嘿，我们要把你的耳朵割掉吗？”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耳朵还在，伤口已经愈合。“他们只想把我的胸腔击碎，”科托夫说。他们对他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殴打。然后又是 Tapik（折磨手段）。
他的妻子斯维特拉娜·科托娃站在他面前，抚摸着他的头。她展示了一张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之前的照片：照片中的男人头发乌黑，面色红润，与她脸贴脸地依偎在一起。这是一张来自那个还有未来的世界的照片。在囚禁期间，她每个月都给他写信。而她的丈夫仅收到了两封回信。他的嘴角在颤抖，眼眶湿润，他将头靠在妻子的胸前，她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7 月底，在与《世界报》会面七天后，奥列格·科托夫陷入沉睡，再也没有醒来。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个月。在审讯过程中，现场还有一名乌克兰人——
“对于一个 45 岁的人来说，高中毕业证书几乎不再能说明任何问题”
联邦国防军预备役必须大规模扩张。然而，预备役协会主席批评称：许多意向者被吓跑，物资匮乏。
B 部队的驻地部门。为此，人们需要具备一定的先验知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障碍。此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中心现场的人员配备和心态。他们能否像照顾现役部队申请者那样照顾预备役人员？正是在这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反馈：行不通，我们做不到，或者这需要很长时间。
巴斯蒂安·恩斯特 (Bastian Ernst)，39 岁，基民盟 (CDU) 联邦议员，自 4 月起担任联邦国防军预备役协会主席。这位预备役下士是该组织历史上首位非军官领导者。
托斯滕·容霍尔特 (THORSTEN JUNGHOLT)
《世界报》：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SPD) 计划将预备役人数从目前的约 60,000 人增加到至少 200,000 人。恩斯特先生，这个目标现实吗？
巴斯蒂安·恩斯特：它是
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向北约做出了承诺。至于这是否现实，我们将根据《预备役强化法》实施后的加入情况来看——特别是通过对自 1. Juli 起开始接洽的前服役人员的查询。200.000 名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无论如何都相当于我们 43 procent 的威慑潜力。
《世界报》：在职业中心（Karrierecenter）之上，由谁决定是否需要某位预备役人员？
ERNST：由联邦人事管理局决定。那里设有负责的科室。该机构负责联邦国防军的人员管理——包括现役部队和预备役人员。
《世界报》：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2000 年代初的高中毕业成绩比数十年的领导责任更重要？
ERNST：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我们非常看重纸面上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症结。其他国家在处理生活成就和职业经验时更加务实，且不会削弱军事成分。看看乌克兰，那里有许多预备役人员和前预备役人员在战斗。如果他们首先要求查看这些人的证书，乌克兰今天可能不会处于现在这个地位。我们之所以能享受这种奢侈，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安全政治形势的全部后果。作为协会，我们向部委和军事领导层反映这一问题。对方已经意识到，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下去。我们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对于一名 45 岁的人来说，高中毕业证几乎不再说明任何问题。旧的培训结业证书通常也是如此。人是在不断发展的。决定性的是服务于自己国家的意愿。那么就必须看这个人今天能带来什么。
《世界报》：是否有一套计划，规定哪位具有何种能力的预备役人员在何处被需要？
ERNST：大致有。国防部的防御部署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征召预备役人员。一方面，我们有国土防御师，分布在全国各地并根植于区域。另一方面，有被分配到现役部队的预备役人员。我们必须回到这一点上：将现役和非现役部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演习和装备。目前的情况通常仍然是预备役人员使用现役部队的物资。这种“武器抢夺”必须停止。
《世界报》：预备役人员目前最紧缺的是什么？
ERNST：主要是演习机会。没有什么比被征召且愿意投入，却得不到演习机会更令人沮丧的了。此外还涉及装备——步枪、无线电和轻型车辆。预备役未来应当拥有自己的系统，且与现役部队的系统相当。
《世界报》：另一方面，我们听到预备役连长们说，他们最需要预备役人员作为野战补充兵。
ERNST：确实如此。我作为一名上等兵（Hauptgefreiter），是预备役协会之首的第一位非军官，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主席。这也是向未来将从新兵役制转入预备役的年轻人发出的信号。重点不在于培训尽可能多的预备役军官。一名上等兵同样有有意义的任务。在军官军衔方面我们没有问题。但在士兵军衔和许多专业用途方面存在缺口。这对于现役部队和预备役同样适用。
《世界报》：我们收到了来自...的来信
以及那些尚未服役但希望成为预备役人员的人，但他们在申请过程中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
ERNST：作为协会，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的代表，因此我们了解这类情况。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撤回了之前的拒绝服兵役申请，在 45 或 50 岁时，已经成家并处于事业中年，他们说：我想做点贡献。我现在的决定与 18 或 19 岁时不同。这些人经常在申请时收到这样的回复：这行不通，耗时太长，或者这不适合您。他们被要求找出自己的高中毕业证书。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回答。不能在流程中让这些人失败甚至将他们拒之门外。而且，这通常根本不是为了将某人培训成预备役军官。许多人带来了生活和职业经验，只是想在
警卫和安保服务中工作，并在地区层面做出贡献。
AMIN AKHTAR 《世界报》：这意味着，相关程序并没有针对尚未服役者的简历而设计？
ERNST：联邦国防军目前很擅长为现役部队招募人员。但在招募过程中，预备役人员这个因素还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我们必须重新调整职业招募中心的运作方式。目前针对尚未服役者大约有 1000 个名额。与此同时，这 1000 名男女士兵的行政管理成本非常高。问题在于，某些任务是否应该重新进行不同的组织。这个议题最初是由预备役协会提出的，后来被移交到了联邦国防军人事管理办公室。也许这里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Bastian Ernst (CDU)
《世界报》：国防议员 Henning Otte (CDU) 批评道，如果“已经接受过培训的士兵被拒绝或被搁置”，将尤其令人遗憾。您的经验如何？
ERNST：对于前士兵来说，很多方面现在已经变得更灵活了。规定已经明显放宽。尽管如此，在联邦国防军目前的编制中，有时很难找到有意义的任务。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为联邦国防军的增长做了很多工作——在人员、基础设施和物资方面。我们仍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我们移交了大量物资——我称之为“泪谷”。但我们正在努力摆脱这种情况，未来我们将需要并能够启用许多人。原则上，任何想要回归的人都应该能够重新回到联邦国防军。当然会有例外，例如极端分子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但凡是想要服役的人，都不应被
拒之门外——无论他之前是否服过役。
《世界报》：如果一名尚未服役者申请，谁负责处理？
ERNST：原则上有两条途径。你可以去职业招募中心并说：我想成为预备役人员。然后对方会询问你是否曾在联邦国防军服役。没有服役经历的人将进入相应的尚未服役者流程。你也可以直接联系人事-
阿根廷总统在一周前通过攻击邻国政府首脑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现在，他再次选择了激烈的措辞。阿根廷的自由意志主义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重申了他对巴西左翼国家元首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攻击。米莱周日在阿根廷LN+电视台表示：“他是个小偷，一个贪腐者，他被判为小偷和贪腐者。”“他曾被监禁，因此关于囚犯的说法也是正确的。”米莱还称，卢拉是因为“程序中的官僚错误”而获释，而“并非因为他无罪”。
米莱以侮辱政治对手而闻名，一周多前，他通过攻击邻国总统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在右翼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尔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前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之子——被选为总统候选人期间，米莱将卢拉称为“小偷”和“囚犯”。对此，巴西政府召回了其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并约见了阿根廷大使。
卢拉曾在 2003 年至 2010 年期间担任巴西总统，他在 2017 年因腐败指控被判处最初 12 年的监禁。该审判充满争议，这位左翼政治家始终将针对他的指控描述为出于政治目的的企图，旨在阻止他再次参选总统。该判决随后被撤销。其中一项原因是，判定他有罪的法官被宣布存在偏见。在 2022 年的总统选举中，卢拉最终击败了极右翼的在任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后者在去年 9 月因在选举失败后企图发动政变而被判处 27 年以上监禁。现在，博尔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将在秋季的总统选举中挑战 80 岁的在任总统卢拉。
民调显示，卢拉的受欢迎程度比六个月前有所上升。此外，他成功地将中间派政党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中。在竞选活动中，卢拉主要依赖于一项旨在减轻低收入者负担的所得税改革，以及一项受欢迎的债务减免计划。卢拉在党代会的演讲中宣布，他希望加强巴西的国防工业并保护国家的稀土资源。他表示：“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能触碰这些资源。”“我们将必须更加勇敢，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许多事情。”
AFP / AP / luwi
很少有某个州的初选能像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席位之争那样吸引如此多的关注。这个位于所谓“铁锈地带”的北部州是一个摇摆州。唐纳德·特朗普在面对卡玛拉·哈里斯时仅以 1,4 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2020 年，乔·拜登则领先几个百分点。因此，选民的倾向既不完全偏向一方，也不完全偏向另一方。11 月将对两个参议院席位之一进行选举，民主党于本周二举行党内初选，旨在选出一名候选人，去对抗由特朗普支持但相对温和的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关于谁是最合适人选的问题，已演变成一场关于政党方向的党内权力斗争。
在左翼阵营中，拥有埃及血统的密歇根州医生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参选。他有可能成为美国首位穆斯林参议员。艾尔-赛义德以宏大的社会承诺进行宣传，例如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免费大学教育或刑事司法改革。左翼偶像桑德斯以及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均支持他。他的支持者已经称他为“密歇根的马姆达尼”，以暗示那位左翼纽约市长。尽管艾尔-赛义德在形式上不属于后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团体，但他过去曾参加过该团体的活动，且在政纲上与他们接近。此外，他将与温和派候选人海莉·史蒂文斯竞争，后者曾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工作。史蒂文斯刻意与艾尔-赛义德拉开距离，其竞选活动是为密歇根州的劳动人民量身定制的。她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保障当地汽车工业的就业岗位，这使她赢得了州长格雷琴·惠特默的支持。
“这次竞选是我们党 2028 年总统候选人初选的前奏，”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组织 Run for Something 的主席阿曼达·利特曼说道。其中核心问题将是该党应该提名一名温和派还是左翼候选人。进步左翼阵营已经明确表示，一旦获胜，他们将要求接管党的领导权。密歇根州是 2028 年首批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的州之一。“这意味着我可以展示，如果想要竞选总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调，”据《Politico》报道，艾尔-赛义德在一次捐赠者会议上如此表示。他意识到温和派候选人会成为他的障碍，因此提出了以下方案：“我们必须通过击败一个‘怪物’，让其他人明白道理，”据《Politico》报道，艾尔-赛义德上周在一次捐赠者聚会上说道。他指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这位温和派政治家是许多左翼人士眼中钉。费特曼作为参议员，曾多次投票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法律，并明确支持以色列在面对伊斯兰恐怖组织哈马斯时的防御权。艾尔-赛义德表示，可以为针对他的初选提名一名竞争对手。在民主党的建制派看来，这类言论已经敲响了警钟。到目前为止，以桑德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为首的左翼阵营仅将其候选人安置在安全的民主党选区内。
引起关注的是，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达里亚利扎·阿维拉·切瓦利埃（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在纽约第 13 选区获胜。她要求废除所有边境、警察和监狱，支持征收财产，并参加了 2023 年 10 月 8 日的一场支持哈马斯的活动，该活动就在恐怖组织在以色列进行大屠杀的一天后举行。一名政党战略师告诉《世界报》，凭借这种主张可以在纽约赢得选举，但如果是在密歇根州或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摇摆州，更不用说在全国范围内的总统竞选中，这种意识形态根本没有机会。如果埃尔-赛义德赢得初选，预计他将在 11 月输给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在关于两人假设性竞选的民调中，罗杰斯略微领先。
密歇根州拥有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之一。埃尔-赛义德试图通过反犹太立场在其中得分。他将以色列政府与恐怖组织哈马斯等同起来，指责耶路撒冷在进行种族灭绝，并回避了关于以色列是否拥有生存权的问题。对于 3 月密歇根州一起针对犹太会堂的袭击，他用这句话为其辩解：“受伤的人会伤害他人。”此外，他还与激进主播哈桑·皮克（Hasan Piker）一同出镜，后者认为美国“应得”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且哈马斯“比以色列好一千倍”。
[图注] 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可能会成为美国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
GREGOR SCHWUNG
评论 塞塔 (Ceuta) 现状不佳 A 西班牙飞地的危机是否已经再次结束？许多媒体不加批判地传播着这一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它无情地揭露了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无能。
一切都好起来了。这在周末的许多报道中可见。虽然可能有数万人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塞塔 (Ceuta)，但当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随后宣布“几乎所有人”已返回摩洛哥时，人们在没有核实马德里方面提供的数据的情况下，便开始传播乐观情绪和嘲讽之意。例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考虑暂时暂停对西班牙的申根区自由通行，她的愤怒是否也同样被过度夸大了，就像其他欧盟国家首都对西班牙的批评一样？《时代》周报将其描述为“缺乏事实依据的攻击西班牙行为”，甚至断言：“新到者被快速且非官僚化地遣返，这恰恰是保守派和右翼政党一直要求的事情。”如果事实如此就太好了，但遗憾的是，真相更为复杂——且无情地揭露了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无能。
TIM RÖHN
让我们从所谓的“非官僚化”且完全的遣返开始谈起：截至周日晚上，遣返尚未完成。塞塔州民卫队工会 AUGC 的代表拉希德·斯比希（Rachid Sbihi）在周日早晚告诉我，大约 20% 的到达者仍留在市内。这在绝对数值上意味着多少，无法确定，因为没有人对非法入境进行登记。内政部周五晚上报告的 48.3 志愿
因此，关于离境的说法可能与桑切斯声称“几乎所有人”都已返回摩洛哥一样，纯属某些官员的幻想。其显而易见的目标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首都的愤怒，试图减轻一些压力。许多媒体没有质疑这些说法，而是不加批判地传播，这并非好事。事实是：在极度拥挤的接收营周围，直到周日晚上仍处于紧急状态，发生了暴力事件，当地居民向当地媒体报告称其房屋遭到入室盗窃企图。此外，两家当地媒体在周日报道称，有搭载移民的快艇和摩托艇抵达了距离此处仅不到 20 公里的西班牙本土海岸——这意味着他们进入了申根区。根据这两家媒体的说法，出发地是塞塔 (西班牙北非飞地)。是刚刚非法入境的移民确实从那里继续前往本土？还是摩洛哥的走私者出发了？目前尚不清楚。无论如何：危机尚未结束，即便有些人已经自信地总结了成效。
评论
联邦政府希望通过一个庞大的改革方案带领国家以及自身走出危机。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政治理解，它忽略了政治的实质。而政治的实质在于解决重大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在政府更迭中找到其象征性的表达。
FRANK LÜBBERDING
就此而言，目前的民调符合预期。执政党支持率下降，反对党赢得信任。然而，这种前景具有欺骗性。类似的局面最近一次出现是在 1998, 年，当时格哈德·施罗德（SPD）结束了赫尔穆特·科尔（CDU）的总理任期。红绿阵营取代了黑黄阵营。在 2026 年，甚至还没有明确定义谁是反对党。虽然 AfD 目前以接近 30 ％的支持率成为遥遥领先的最强政党，但它被认为不具备组阁能力。这正是德国政治几十年来失败的地方：政府可能会更换，但没有带来真正的政治变革。这与具体个人关系不大，而与政党体制的自我封锁有关。在数学上可能的多数席位在政治上被视为不可接受，而政治上可接受的多数席位则无法带来方向性的转变。因此，目前的民调不仅反映了一个政府的损耗，更反映了德国政党体制的一个深层缺陷：虽然存在实现方向转变的多数席位，但在政治上不允许利用它们。政党们创造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可以被选下去，但国家的政治方向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由此产生了一种对停滞状态的管理。每一次进一步的民调都在记录这种衰落。选民感觉到，无论选择谁，得到的永远是同样的政策——因此他们字面上在寻找另一种替代方案。FDP 已成为其自身的影子，对于组建政府而言无关紧要。萨拉·瓦根克内希的 BSW 同样如此，该党在极小差距且在丑闻环绕的情况下错失了进入联邦议院的机会。在左翼阵营中，有绿党和左翼党，但两者在选民中的总支持率低于 AfD。于是，两个永恒的执政党在一种巴比伦之囚的状态下共同统治，他们共同地将其
管理衰落。这对两人来说都令人费解，因为他们作为中间派政党本应致力于解决问题。
MEINUNGSFREIHEIT 7 DIE WELT / 2026年8月4.，星期二
（认为）这种不安是过度的。而右翼分子则认为，现在整个欧盟正被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淹没。这两种看法都是胡扯。
这次大规模越境本身就表明，西班牙在捍卫其边境方面是多么软弱。人们在公海航行数百公里后仍未能被阻止到达加那利群岛——好吧，这尚可理解。但仅仅通过游过一个微小地伸入海中的边境围栏，或者直接绕过它而没有任何人干预就能进入？这证明了极度的软弱。
2021, 5月，在24小时内有数千人通过同一路径非法入境，马德里方面在深夜失去了耐心。当时我就在边境围栏旁，目睹了军队集结并封锁了围栏的漏洞。随后，人流枯竭了。而这一次，当人们涌来时，军队、国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主要在旁观望。
周六的发展表明，情况是可以有所不同的——且无需动用枪械：安全部队在水中部署了一个延伸至海中的浮动屏障。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想到这个主意？如果采取严肃的边境保护，是否本可以避免死亡人数（目前为 83, 人，其中许多是儿童）？
对于所有那些嘲讽所谓“不安过度”的人：对失去的人命，愤慨在哪里？谁来承担责任？谁该被追究责任？
过去几天在塞塔发生的事情揭露了：塞塔、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加那利群岛或直布罗陀海峡沿岸的西班牙城镇是否成为危机热点，并不取决于西班牙和欧盟——而取决于摩洛哥。摩洛哥不仅没有阻止这次冲击，据称甚至还支持或发起过此类行动。因为在过去几年中，拉巴特一次又一次地将移民作为武器。
在2021年5月大规模冲击之前不久，西班牙接收了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布拉希姆·加利在医院接受医疗救治。此消息传出后不久，人们便涌向塞塔。2018年，有数万人穿越海峡。直到摩洛哥大规模加强管控，将北部边境地区的移民转移至内陆，并深化与西班牙的合作，人数才开始下降。欧盟通过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了这一做法。
大规模越境表明，西班牙在捍卫其边境方面是多么软弱。
这次能维持多久？尚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只要摩洛哥方面将其在塞塔边境的份额密封（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就不会出现新的恐怖场景。
与此同时，西班牙有很多工作要做。浮动屏障是一个好的开始。向拉巴特发出明确的警告（此前完全缺失）将是关键的下一步，或许可以伴随一个暗示：即停止开发援助。此外，必须紧急查明，为什么在数万人出现在边境时，马德里方面看起来完全没有准备；而在此前数周，已有关于即将发生冲击的传闻。显然，中央政府在危机威胁面前地陷入了沉睡，这种失败同样需要承担后果。或者正如《时代周刊》所写：“无论如何，回顾起来，必须（müssten sich）”
“其实很多人都在原谅佩德罗·桑切斯。” 德国衰落的真正原因。但在像 1998 年那样的政府更迭中，核心不在于抽象地解决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被选民投票罢免了一个没人想再看到的政府班子，并寻求一个符合选民对变革期待的方向性转变。这关乎象征意义，关乎用新面孔带来新风格。自 1998 年以来，德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安格拉·默克尔在 2005 年艰难地地进入名为总理府的目标时，德国国民经济已重新处于稳定的上升趋势。对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而言结果极其糟糕的 2009 年联邦议院选举，并非是那样备受争议的 Agenda 2010 的结果。而是 2005 年一次大胆违背竞选承诺的结果：当时的总理候选人安格拉·默克尔要求不应提高增值税。然而，该税率不仅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而是直接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对社民党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此前被排除在外的退休年龄提高方案最终被实施。此后，社民党作为全民党的瓦解已不可收拾。默克尔代表了德国的新比德迈尔（Biedermeier）风格。收入终于再次增长，社会福利逐步改善。当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与欧元危机的影响作斗争时，德国人能够感受到舒适的
评论：今日伊斯兰法西主义的历史根源 严格的内部等级制度和准军事民兵组织。欧洲法西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另一个共同元素是反犹主义。事实上，穆斯林世界传统的反犹太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变为一种混合形式，即传统宗教排斥与受欧洲影响的反犹种族仇恨的结合。纳粹在近东地区的宣传广播节目对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节目试图以此鼓励阿拉伯人起义反抗英国人。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在其著作《面向阿拉伯世界的纳粹宣传》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文化转移”。这种具有德国印记的消除主义反犹主义的轴心人物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阿尔-胡赛尼，他与纳粹合作。
克莱门斯·维尔金（CLEMENS WERGIN） 左翼在伊斯兰主义威胁问题上的现实逃避，在某些方面已呈现出荒诞的趋势。近期在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日 (骄傲月游行) 恐怖袭击后再次可见。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酷儿事务专员阿尔方索·潘蒂萨诺（Alfonso Pantisano）竟然将伊斯兰主义暴力分子称为“保守派”，并试图将此问题推给政治对手基民盟（CDU）。考虑到左翼的部分成员目前在仇视以色列方面与伊斯兰主义者结盟，并倾向于淡化穆斯林发起的暴力行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视线的策略。然而，这也证明了其对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起源历史深层的无知。因为实际上只有传统伊斯兰教是保守的，而政治伊斯兰则是一场旨在扫除现有秩序的革命运动。伊斯兰主义根植于哈桑·班纳于 1928 年在开罗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而该组织显然受到了意大利和……
上世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的德国。在大屠杀后不久，伊斯兰主义思想先驱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于 1950 年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反犹太主义宣言《我们与犹太人的斗争》，将传统的伊斯兰反犹主义与欧洲的反犹动机及阴谋论相结合。库特卜被视为现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思想先驱，启发了基地组织、伊斯兰国 (IS) 以及哈马斯。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比较总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如果想将伊斯兰主义放入西方政治坐标系中定位，那么“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是最贴切的术语——而这与保守主义完全没有关系。潘蒂萨诺（Pantisano）的比较被一些左翼人士热切地采纳，这不过是部分左翼人士持续淡化伊斯兰主义威胁的另一个元素。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区别。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反宗教的，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通过 1929 年的《拉特兰条约》与天主教会结盟。相比之下，穆斯林兄弟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通过伊斯兰教实现文明更新。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样不容否认。穆斯林兄弟会是权威主义的、反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并且与欧洲的法西斯运动一样，反对启蒙现代性和个人主义。就像他们的欧洲榜样一样，伊斯兰主义者将自身文明的一种前现代早期形式理想化，认为应当回归其中，并伪造了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传统。穆斯林兄弟会同样主张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图景，并采用了欧洲法西斯政党的组织形式，例如
更糟糕的是：激进左翼现在在所谓的亲巴勒斯坦游行中，公开与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恐怖组织站在一起，支持它们对抗以色列的斗争。因此，潘蒂萨诺那厚颜无耻的言论试图掩盖的事实是：西方部分激进左翼以及部分酷儿活动人士，现在竟然与那些意识形态主导了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日 (骄傲月游行) 致命袭击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勾结。这是一种西方自我放弃的现象，心理学教授加德·萨德（Gad Saad）为此恰当地创造了“自杀式共情”一词。欧洲法西斯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另一个共同元素是反犹主义
……富裕且英国的情况也几乎没有好转。但只有足球世界杯能以同样的方式在情感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足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沟通意义。享受着日益增长的繁荣。当然，并非所有德国人都如此，但对选举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确实如此。他们希望政治能够让他们安静。安格拉·默克尔理解这一点，并将国家置于一种精神上的深度睡眠中。她化解了如核能等重大的社会冲突，在 2011 年果断采用了此前被拒绝的弃核计划，甚至加速了退出进程。在政治领域，这个国家变得无法有效地处理社会极化问题。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因为柏林米特区的无能厨师们现在只知道
能够用一本名为“防火墙”的食谱煮出一锅难以入口的糊状物。左翼阵营在政治上已陷入绝望的低迷：根据7.月7日最新的INSA民调，社民党（SPD）、绿党和左翼党在选民中的总支持率仅为36%。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该阵营的支持率仅为23%，其中绿党以4%的支持率勉强超过了惨不忍睹的自民党（FDP）。诚然，如果安格拉·默克尔没有那样做，她将在2013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惨败。但如果西格马尔·加布里埃尔出任联邦总理，他将无法在联盟党以及大部分经济界的抵制下推行此举。这也涉及到如何处理2015年爆发的关于移民的大规模冲突。联盟党绝不会犹豫地接纳民众中广泛存在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位联邦总理会想到突然将德国的国境线视为多余。传统的左翼阵营没有机会获得独立多数席位。然而，它仍然可以通过所谓的“妥协”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左翼政策，因为联盟党拒绝履行其在政党体系中的职能，即通过自身的多数席位在政治上表达大多数人要求的方向转变。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AfD的崛起就将毫无阻碍地继续下去。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柏林的“厨师”们。即使是尤尔根·克洛普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引用前中锋尤尔根·“眼镜蛇”·韦格曼的一句话：“起初我们运气不好，然后霉运接踵而至”。德国足球曾因其高效而令人畏惧和钦佩，如今却成了衰落的象征。这种足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虽然缺乏实质内容，因为在法兰克-
作为南极洲的医生——没有阳光，没有水果 尽管如此，因戈·格斯特曼仍对此次任务充满热情
在南极洲的诺伊迈尔III（Neumayer III）研究站，最后的新鲜食品正逐渐耗尽：像生菜和番茄这样易腐的水果和蔬菜早已不在食谱上——最后一架运送新鲜货物的飞机是在二月份抵达的。仅剩的几个苹果还能维持两周。“我们刚刚庆祝了最后一颗橙子”，站长因戈·格斯特曼说道。这颗水果在该站第46次越冬团队的八名成员之间进行了分配，该站由不来梅哈芬的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AWI）运营。来自汉诺威的医生因戈·格斯特曼与他的七位同事于2025年11月乘飞机抵达地球最南端，接替之前的越冬团队。
在南极的夏天，这座可容纳最多50人的建筑内一度繁忙异常。自2026年2月起，这支八人团队便处于孤立状态。他们总共将停留13个月，直到圣诞节前不久才会返回家乡。目前，无论是离开还是抵达该站都是不可能的——冬季没有飞机能够降落，也没有船只能够靠岸。极夜已经持续了两个月，直到7.月23日，太阳才首次在短时间内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就像对待最后一颗橙子一样，这一时刻也被庆祝了：“我们为此干杯，”这位医生报告说。HANDOUT / AFP
由于几乎没有风，目前零下18度的天气条件相当舒适。“我们测得的最低温度是零下39,6度。如果再加上风，温度会迅速变得极低，”因戈·格斯特曼说。为了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团队成员在基站以外活动时必须特别注意防止可能的冻伤。
对于许多人来说，防晒霜是一种夏季产品：适用于海滩日、露天泳池或假期。但对于柏林皮肤科医生马蒂娜·乌尔里希（Martina Ulrich）来说，它首先意味着一件事：预防癌症。因为紫外线辐射并不在皮肤变红时才造成损害。肤色变褐本身就不是健康的标志，而是皮肤试图抵御 DNA 损伤的一种尝试。
在日常生活中，格斯特曼（Gerstmann）是汉诺威附近纽施塔特-吕本贝格医院（Klinikum Neustadt am Rübenberge）的外科医生和主治医师。他与家人居住在州首府。年复一年，他关注着德国极地与山岳研究所（AWI）关于新迈尔三号站（Neumayer-Station III）的招聘公告。这次冒险一直吸引着他。“我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说。在阅读了医生奥雷莉亚·赫尔泽（Aurelia Hölzer）描述其在南极洲担任站长经历的《极光》（Polarschimmer）一书后，他下定了决心：“我问了我的家人，如果我去的话，他们怎么看。”
芭芭拉·谢弗（BARBARA SCHAEFER）《世界报》：乌尔里希博士，让我们从三个迷思开始。第一个迷思：轻微的晒黑可以保护皮肤。
马蒂娜·乌尔里希：遗憾的是，这种错误认知根深蒂固。黑色素形成增加——即肤色变褐——是皮肤抵御紫外线引起 DNA 损伤的徒劳尝试。在此过程中，皮肤仅能达到 2 到 4 的防晒因子。此外，强烈建议不要去日光浴中心进行所谓的“预晒黑”。
《世界报》：第二个迷思：在阴凉处我就安全了。
乌尔里希：遗憾的是，并非如此。取决于周围环境，即使在阴凉处，仍有大量紫外线辐射到达皮肤——例如通过沙滩、水面、雪地、浅色墙壁或露台铺地的反射。即使透过遮阳伞，仍有 30 到 60 比例的紫外线辐射可以穿透，即使是茂密的树冠也无法过滤掉全部辐射。因此，即使在阴凉处，使用防晒霜、穿着防护服装和佩戴太阳镜也是有意义的。
英戈·格斯特曼（INGO GERSTMANN） / 德新社 (DPA) 避风港：“冰中的图书馆” 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同意他参加此次任务。得益于良好的互联网连接，他能与她们保持定期联系。“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不会参加这次远征，”格斯特曼说。他 17 岁的女儿处于学业的最后阶段，而 22 岁的女儿正开启她的课后生活新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可能会讨论是否留在家里更好。但现在这样很合适。”就这样，他现在体验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自然现象。“观察这里的风景非常美好。在极夜到来之前的时段，那无尽的广袤以及黄昏时分长达数小时的浓烈色彩绝对令人震撼，几乎比极光还要美。”
《世界报》：第三个迷思：防晒霜会导致癌症，最好不用。
乌尔里希：国际研究表明，通过光防护措施可以减少皮肤癌——明确包括使用防晒霜。因此，防晒霜可以预防皮肤癌，应当坚持使用。
《世界报》：在即使是注重健康的群体中，您经常看到的关于皮肤癌最危险的误区是什么？
乌尔里希：以前许多人认为皮肤癌相对无害。这仅部分正确：早期发现的皮肤肿瘤通常可以通过手术获得良好治疗。危险在于肿瘤被过晚发现，或者人们对新的皮肤变化视而不见太久。
动物观察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夏天你就能看到……”
“偶尔能看到一头鲸鱼，”格斯特曼说道。当然还有海豹和企鹅：在诺伊迈尔站（Neumayer-Station）十公里外的海冰上有一个企鹅 colony。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幼年企鹅是如何学会飞行并独立生活的。目前是雄企鹅在孵蛋。” 此外还有娱乐活动：一个存放着约 760 本书籍的图书馆集装箱，涵盖了从大型画册到漫画的所有内容。集装箱被漆成绿色，这是“越冬者的思念之色”。dpa / lkl
《世界报》：在之前没有任何可疑迹象的地方，危险的皮肤癌出现频率有多高？ ULRICH：70 到 80 百分比的恶性肿瘤出现在此前无异常的皮肤上。因此，早期检测的经验法则也警告人们注意新出现的斑点。即使是更为常见的基底细胞癌，在出现之前也没有可见的前兆。
8 知识 《世界报》 / 周二，2026 年 8 月 4 日 “大多数恶性肿瘤出现在无异常的皮肤上”
皮肤癌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察觉。马蒂娜·乌尔里希（Martina Ulrich）表示，目前仍存在许多危险的误区。这位皮肤科医生解释了何时会出现真正的损伤，以及哪些可见的变化几乎总是被低估。
《世界报》：人工智能应用、手机照片和在线皮肤科诊断改变了什么：人们是更早地就医了，还是主要增加了误报的情况？ ULRICH：倾向于后者。大学里有一条古老的准则：“不能透过衬衫和裤子做出诊断。” 后来又补充了：“也不能通过电话。” 仅凭一张拍摄质量不佳的单一病灶照片，很难做出专业的诊断。最终，人们还是必须前往皮肤科诊所。
《世界报》：在德国，典型的是哪些人皮肤癌诊断太晚？ ULRICH：男性比女性就诊晚。遗憾的是，较低的社会地位通常与更晚期的肿瘤阶段相关。
《世界报》：也就是说，恰恰是因为等待时间太长而无法就诊的人群。 ULRICH：是的，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患者因为无法快速预约，而采取昂贵的在线解决方案。之后他们感到不安，仍然希望就可疑的病灶寻求医生的明确诊断。
马蒂娜·乌尔里希博士，柏林皮肤科医生 MARTINA ULRICH
《世界报》：哪些皮肤变化经常让患者产生错误的安心感，而哪些看起来很可怕但通常是无害的？ ULRICH：最常见的发现是完全良性的老年斑。作为皮肤科医生，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轻易地将其与黑色素瘤区分开。但对于外行来说，这并不总是可靠的。
《世界报》：从医学角度来看，哪个更重要：每年进行一次皮肤检查，还是每天严格执行紫外线防护？ ULRICH：两者相辅相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预防危险皮肤癌的“阴”与“阳”。
《世界报》：人们在自我检查时系统性地忽略了哪些部分？ ULRICH：背部、头皮，以及生殖肛门区域和腿部后侧。在这些地方，自我检查往往受限于解剖学局限。简单来说，就是看不见。
《世界报》：担心防晒霜导致维生素 D 缺乏是否合理？ ULRICH：
（此处文本中断）
严格的防晒确实会显著降低体内的维生素 D 水平。但这也适用于由于宗教或文化原因穿着遮盖性服装的人群。不过，维生素 D 缺乏可以通过乳制品、鱼类等食物或通过膳食补充剂来弥补。
《世界报》：这是一个进步吗？
ULRICH：是的。有些患者身上布满了之前去除痣的手术疤痕，但从未发现过皮肤癌。他们会对如今能进行更精准的诊断感到惊讶——而且通常无需手术，只需进行防晒科普并预约下次随访即可回家。
《世界报》：是否存在一个年龄段，过了这个年龄防晒和皮肤癌早期筛查就不那么重要了？
ULRICH：不，遗憾的是没有。尤其在老年时期，皮肤癌经常被低估，随后可能会迅速爆发。这也与免疫系统保护功能的下降有关。如果在早期发现皮肤癌，可以通过局部麻醉在门诊进行切除。即使在老年时期，我也建议这样做。在老年时期死于皮肤癌同样是没有必要的。
《世界报》：什么更危险：童年时期一次严重的晒伤，还……
（注：原文此处内容与前文穿插，以下为关于猛犸象的报道内容）
多瑙河中突然现出一头猛犸象
多瑙河在保加利亚境内极低的水位揭露了一头猛犸象的下颌骨和部分象牙。区域历史博物馆馆长尼古拉·内诺夫（Nikolay Nenow）周四告诉法新社（AFP），这些骨骼部件“极有可能”属于冰河时期的猛犸象。它们是在该国东北部鲁塞市（Ruse）附近的河床中发现的。内诺夫认为，这头动物在死亡时还很年轻。据内诺夫称，除了象牙，还发现了肩胛骨和股骨的部分碎片。
博物馆馆长解释说，骨骼的深色表明这头年轻的猛犸象曾在沼泽地带度过了很长时间。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幸运的发现：骨骼保存完好。而且与其他猛犸象遗骸不同，这些骨骼是在同一个地点发现的。因此可以推断，它们属于同一头动物，内诺夫地说道。里亚霍沃村（Ryahowo）的一名居民在周三偶然发现了这些骨骼，随后它们在周四被送往博物馆。由于缺乏降雨且连续遭遇热浪，多瑙河自 5 月以来在部分河段达到了创纪录的低水位。在罗马尼亚，由于水位低导致冷却水不足，两座核反应堆已停止运行。AFP / lkl / ly
（接回皮肤癌访谈）
《世界报》：皮肤癌筛查是否有负面影响——例如过度诊断？
（此处原文逻辑跳转）……医学上必要的皮肤科诊疗往往比……投入更多资金。这种发展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因此，精简行政手续、提高相关医疗服务的报酬，以及实施报酬合理且必要时根据风险调整的皮肤癌筛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世界报》：对于哪些人来说，经典的 ABCDE 法则特别不可靠？
ULRICH：对于色素痣非常多的人，该法则会达到局限性。在我们的诊所里，有的患者身上有超过 1000 处色素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想直接切除十个。如今，此类发现可以用全身扫描仪记录下来。患者在两到三个月后再次回来复查。在理想情况下，只需切除极少数真正可疑的病变。
还是数十年日常的紫外线剂量？ ULRICH：儿童或青少年时期严重的晒伤对黑色素瘤风险的影响尤为深远。而那些由于从事户外职业或拥有户外爱好，导致数十年来承受高日常紫外线剂量的人，同样面临更高风险。 《世界报》：什么样的皮肤癌病例会让您感到愤怒？ ULRICH：让我愤怒的是，人们无法及时获得就诊预约。最近我在一家电子产品专卖店，一名销售员的前臂上有一个明显的黑色素瘤。他说他自己也担心是黑色皮肤癌，但预约皮肤科医生竟然要等四个月。 《世界报》：患者更容易低估哪种诊断：是黑色皮肤癌（因为治疗手段有所改善），还是浅色皮肤癌（因为名称听起来较温和）？ ULRICH：
大概是浅色皮肤癌更容易被低估。而事实上，它正在显著增加。据推测，从 2030 年起，死于鳞状细胞癌的男性将多于死于恶性黑色素瘤的男性——纯粹是因为这种癌症形式变得如此普遍。 《世界报》：这是怎么回事？ ULRICH：一名提供规范且符合诊疗指南的患者护理的医保医生，在经济上几乎难以生存。诊所的租金、能源价格和工资也大幅上涨。此外还有预算上限、行政开支和过度文档化的压力。这对于医生来说，并不是一个投身于传统内外科皮肤病学的诱因。 《世界报》：如果您可以在每瓶防晒霜上印上一条目前还没有的唯一信息，那会是什么？ ULRICH：请涂三倍量。对海滩游客的随访检查显示，凭直觉涂抹的防晒剂量仅能提供所需防护效果的十到二十百分之。 《世界报》：结果是什么？ ULRICH：对于许多诊所来说，美容与美学服务在经济上更具吸引力。那里没有预算限制。只要招揽到足够的患者，短时间内就能赚到钱。
《世界报》 / 周二，2026 年 8 月 4. 日 / 第 9 页
股市世界：03.08. (15:40)
股票 / 价格 (€) / 变动 (%) / 12个月 低 / 12个月 高 / 市值 (十亿 €) / 股息 (€) / 股息率 (%) / 市盈率 (KGV) :--- Adidas / 167,35 / +5,0 / 130,0 / 196,4 / 30,12 / 2,80 / 1,67 / 17,75 Airbus SE / 207,60 / +2,6 / 157,5 / 221,3 / 164,48 / 3,20 / 1,54 / 28,71 Allianz SE / 434,30 / +0,4 / 338,8 / 435,2 / 165,22 / 17,10 / 3,94 / 13,77 BASF SE / 51,36 / +1,9 / 41,48 / 55,05 / 45,84 / 2,25 / 4,38 / 17,71 Bayer / 47,15 / –1,9 / 24,81 / 53,92 / 46,32 / 0,11 / 0,23 / 11,09 Beiersdorf / 79,66 / –1,3 / 67,08 / 110,2 / 19,33 / 1,00 / 1,26 / 17,47 BMW St. / 60,86 / +2,6 / 56,40 / 97,92 / 34,15 / 4,40 / 7,23 / 9,75 Brenntag SE / 62,78 / +2,7 / 43,72 / 63,76 / 9,06 / 1,90 / 3,03 / 17,89 Commerzbank / 38,58 / +2,4 / 29,01 / 39,18 / 43,50 / 1,10 / 2,85 / 12,09 Continental / 72,34 / +0,7 / 53,10 / 77,50 / 14,47 / 2,70 / 3,73 / 10,91 Daimler Truck / 49,65 / +1,5 / 33,46 / 50,08 / 38,01 / 1,90 / 3,83 / 14,19 Dt. Bank / 32,23 / +1,1 / 23,82 / 34,26 / 61,58 / 1,00 / 3,10 / 8,98 Dt. Börse / 266,40 / +1,6 / 200,1 / 270,5 / 49,63 / 4,20 / 1,58 / 22,33 Dt. Post / 57,72 / –0,1 / 36,99 / 58,30 / 66,38 / 1,90 / 3,29 / 17,18 Dt. Telekom / 28,18 / +5,3 / 23,53 / 34,36 / 138,23 / 1,00 / 3,55 / 12,31 E.ON SE / 19,00 / +1,5 / 14,60 / 20,39 / 50,17 / 0,57 / 3,00 / 17,11 Fres. M.C. / 45,49 / +2,3 / 34,57 / 47,86 / 13,35 / 1,49 / 3,28 / 10,51 Fresenius SE / 45,13 / +1,4 / 35,11 / 52,96 / 20,67 / 1,05 / 2,33 / 12,40 GEA Group / 62,85 / +1,9 / 53,45 / 66,80 / 10,23 / 1,30 / 2,07 / 18,32 Hann. Rück SE / 252,00 / +0,6 / 223,4 / 281,2 / 30,39 / 12,50 / 4,96 / 10,99
许多公司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收到款项 新研究表明，支付意愿已经恶化。 中型企业受影响尤甚 企业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下，他们承受着特别大的压力，”DRD分析师约尔格·乌尔布沙伊特（Jörg Urbscheit）解释道，“他们几乎无法获得更长的付款期限，同时还必须承担不断上升的成本。”德国企业的资金回笼时间再次延长。信用评级机构 Creditreform 最新的付款指标显示，一方面，供应商在 2026 年上半年给予客户的付款期限有所延长；另一方面，已逾期账单的拖欠时间也有所增加。总计来看，受访公司等待账单付款的时间为 40,35 天。在建筑业、化学工业、金属与电气工业以及企业相关服务领域，等待时间尤长，部分甚至超过 45 天。
“供应商和债权人目前必须做出妥协，”Creditreform 专家汉茨希（Hantzsch）表示，尽管近期情况有所恶化，但他认为目前的局面仍然相对宽松。“尤其是中东局势升级导致材料和燃料价格骤升，在过去几个月中给许多企业带来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的让步是必要的，”Creditreform 经济研究主管帕特里克-路德维希·汉茨希（Patrik-Ludwig Hantzsch）说道。
卡斯滕·迪里格（CARSTEN DIERIG）
无论如何，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疫情爆发前，拖欠时间明显更糟。且根据 Creditreform 的分析，未结款项降低了几千欧元，经济学家将其归功于风险管理的改善。但汉茨希警告称：“不过，如果经济不能很快复苏，情况可能会迅速恶化。”企业间的平均付款期限为 32,21 天，比 2025. 年前六个月高出近一天。而其中差异巨大：员工人数超过 250 人的企业在上半年的平均还款时间为 35,51 天。相比之下，小型企业的相应期限仅为 26,37 天。汉茨希表示：“期限的延长通常仅使那些信誉良好、规模较大的买家获益，因为他们在面对供应商时拥有相应的强大议价能力。”
Allianz Trade 同样处于警戒状态。“德国的付款信用状况已经恶化，”这家全球最大信用保险公司的德国区负责人米洛·博加茨（Milo Bogaerts）表示。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Allianz Trade 还报告称库存积压明显增加。据此，面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贸易碎片化，企业目前正从“准时制”（Just-in-Time）效率转向所谓的“以防万一”（Just-in-Case）韧性，以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灵活性。通过建立更大的库存，也将有更多的资金被占用在商品中。
然而，延长付款期限似乎仍不足以解决问题。Creditreform 的研究显示，平均拖欠时间再次上升；该研究分析了约 400 万份逾期发票凭证，总价值为 73 亿欧元。这些数据来自 Creditreform 德国债务人登记簿 (DRD)。当前数值为 8,14 天，而 2025 年上半年为 7,89 天。中型企业的数值低于平均水平。小型企业的逾期时间为 10,52 天，增加了近 0,8 天。在中型企业中，这一数值甚至达到了 10,66 天。
天数，几乎比去年上半年多出 2 天。“中小型企业”Allianz Trade 认为其客户的付款周期比 Creditreform 的分析结果更长。据称 2025 年为 55 天，比前一年增加三天。而对于今年，该信用保险公司预计付款信誉将进一步恶化。
趋势再次反转 德国付款延迟（以天计） 12,00 10,11 10,11 10,59 10,59 10,78 10,78 10,51 10,51 10,77 10,77 8,80 8,80 7,89 7,89 10,82 10,82 10,23 10,23 10,00 8,14 8,00 6,00 4,00 2,00 0,00 1. 2017 年上半年 2026 年上半年 来源：Creditreform
经济与金融 DAX 26001,39 道琼斯 53084,35 欧元兑美元 $ 1,1527 黄金 $ / 盎司 4028,27 原油 $ / 桶 82,82 德国联邦政府债券期货 124,83
DAX • 价格 变化 12个月 市值 股息 股息 市盈率 € 前一日 / % 低点 对比 高点 十亿 € / € 收益率 2026
Heidelb. Mat. 161,80 +0,5 WW 157,5 b_________ 241,8 28,54 3,60 2,22 12,46 Henkel Vz. 76,74 +1,5 WWW 61,28 _______b___ 84,20 13,67 2,07 2,70 13,44 Hochtief 440,80 WW –0,5 192,4 _______b___ 554,0 34,26 6,60 1,50 33,19 Infineon Tech. 60,34 WWWW –2,2 30,82 _____b_____ 88,83 78,80 0,35 0,58 37,02 Mercedes Benz 48,23 +3,2 WWWWWW 42,63 ___b_______ 62,34 46,44 3,50 7,26 9,24 Merck 143,55 +0,3 W 100,7 _________b 148,7 18,55 – – 17,07 MTU Aero 369,70 +2,2 WWWW 265,2 _b 404,8 19,90 3,60 0,97 18,87 Münch. Rück 524,00 +0,3 WW 437,4 b_____ 611,8 68,46 24,00 4,58 10,30 Qiagen 36,93 +3,4 WWWWWW 27,56 _____b_____ 47,60 7,64 0,31 0,83 17,10 Rheinmetall 1174,80 +3,1 WWWWWW 900,2 __b________ 2008,0 54,04 11,50 0,98 30,80 RWE 55,88 WWWW –2,3 33,72 ________b 62,00 43,59 1,20 2,15 20,77 SAP SE 167,06 +5,9 WWWWWWWWWW 127,5 b_ 257,7 205,23 2,50 1,50 23,04 Scout24 SE 76,45 +2,8 WWWWW 62,70 _b__ 121,6 5,73 1,50 1,96 18,74 Siemens 282,90 +0,1 W 198,0 _b 287,0 226,32 5,35 1,89 25,81 Siemens En. 144,82 WWWW –1,8 83,32 ______b____ 191,7 124,71 0,70 0,48 32,47 Siemens Heal. 39,35 +6,8 WWWWWWWWWWW 32,81 ____b______ 49,71 44,39 1,00 2,54 17,11 Symrise 89,84 +0,8 WW 64,70 ________b__ 95,00 12,56 1,25 1,39 22,57 Vonovia SE 21,49 +2,2 WWWW 19,53 __b________ 29,26 18,23 1,25 5,82 10,59 VW Vz 76,96 +3,1 WWWWWW 69,20 __b________ 109,2 15,87 5,26 6,83 3,83 Zalando SE 29,35 +3,9 WWWWWWW 18,61 _________b 30,43 7,75 – – 20,24
社交媒体（通过路透社） 被袭击的 Wildberries 物流仓库升起浓烟 乌克兰击中了普京经济的核心神经 物流仓库起火且保险业陷入混乱——基辅已将俄罗斯的“亚马逊”Wildberries 定为新目标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两个月，七个孩子的母亲、俄罗斯最富有女性塔季扬娜·巴卡尔丘克在接受 《世界报》 采访时，讲述了她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关于当时乌克兰与西方之间迫在眉睫的局势升级；另一个则是关于她的 Wildberries 集团，她于 2004 年在当时还是英语教师时创立了该公司。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严密的贸易网络，该公司成为了行业巨头。然而，正如同她关于和平的第一个梦想未能实现一样，这位 50 岁、离婚后改名回 Kim 的女性的毕生事业如今也突然受到了威胁。自 7 月 18 日起，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大规模袭击 Wildberries 的物流仓库。在之前数周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之后，乌克兰显然改变了策略，现在将目标对准了零售业。Wildberries 集团 25 个大型物流仓库中，有近 10 个被……
无人机已经击中。至少有四个仓库，总面积 444.000 平方米（约占该集团 5,6 百万平方米总仓库面积的 8%），在火灾后目前已停用。EDUARD STEINER 她的第一个梦想是在 2021 年底，关于“让政治家的常识获胜”。同时她希望不会发生威胁中的对乌克兰战争以及西方威胁的制裁。她的第二个梦想是“在我们的帮助下创造经济奇迹，即通过支持小型企业来实现经济增长”。事实上，她通过 Wildberries（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的亚马逊），在很大程度上让消费者和小供应商感到更便捷——
“乌克兰在这里击中了俄罗斯经济的一个关键神经，”维也纳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所 (WIIW) 的俄罗斯经济学家 Vasily Astrov 在接受《世界报》查询时表示。俄罗斯的零售业已迅速从实体店转向在线贸易。
指数 德国 26001,39 +1,45 英国 2193,04 –0,23 加拿大 35226,14 –0,79 日本 63709,31 –0,92 • • • • • • • • • 欧洲 6413,67 +0,88 法国 8611,99 +1,20 美国 53084,35 +1,14 澳大利亚 9178,40 +0,45 瑞士 14384,99 +0,27 巴西 178472,73 +0,14 • • • • 阿根廷 3291322,63 –0,41 南非 4988,23 –0,17 印度 78639,03 +0,70 中国 25989,27 +0,38 变化量为较前一日的百分比。* = 前一日价格或最新可用价格。所有数据不保证准确。来源状态：3.8., 15:40。
起初，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仅发表声明称，针对 Wildberries 仓库的无人机袭击情况“由政府控制”。与此同时，俄罗斯《商业报》周三援引四名房地产市场内部人士的话称，该公司本身已开始在邻国哈萨克斯坦寻找空闲仓库面积，并准备利用该国所有可用的空闲仓库容量。Wildberries 则仅称其在哈萨克斯坦的布局是在按计划扩张。但据《商业报》报道，在俄罗斯境内，目前没有人愿意与 Wildberries 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因为拥有这样的租户会使其成为军事目标，且大型经济对象的标准保险不包括恐怖主义和无人机袭击。
在俄罗斯的保险业中，最迟自针对 Wildberries 的无人机袭击以来，情况已经陷入混乱。就在三周前，Wildberries 显然预见到了这一点，开始在与供应商的新合同中将无人机袭击的后果定义为不可抗力，从而免除对丢失货物的责任。尽管如此，为了减轻对该集团日益增长的批评，公司现在在操作层面为供应商提供了一些便利措施。但全国范围内新风险管理流程已经启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再保险公司正利用这一时机，威胁私人保险公司将撤出。Wildberries 的主要竞争对手 Ozon 将其供应商的货物保险提高了三倍以上。一名化妆品品牌创始人兼博主玛丽娜·戈尔什科娃 (Marina Gorschkowa) 声称，由于 Wildberries 仓库的火灾，她损失了高达 40% 的货物，她在发给当局的视频信息中请求任何形式的帮助：“如果您现在不干预，情况将……”
“毫无出路”，她警告道。这种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毫无出路且后果严重，专家和市场参与者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和计算。不仅新的无人机袭击被视为风险，小企业可能会从在线市场（Online-Marketplaces）撤出的情况也被视为风险。一名供应商在经济媒体 The Bell 的引用中表示：“我们完全不清楚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留下，等待并祈祷不再有进一步的无人机袭击吗？”经济学家 Astrov 表示，如果袭击持续下去，将导致整个在线贸易的结构性调整：“交货时间将会延长，成本将会增加。这将产生长期的国民经济后果。”根据民调机构 Russian Field 的一项新调查，已有 45 Percent 的人口定期在在线市场、互联网商店和其他配送服务中购物。
作为最大的在线市场，Wildberries 目前占据全国零售额约 10 Percent 的份额，紧随其后的是规模稍小的竞争对手 Ozon 和 Yandex.Market。根据其自身提供的数据，Wildberries 去年实现了 6,1 万亿卢布（按当前汇率计算为 670 亿欧元）的营业额，并由此获得了 1750 亿卢布的利润。与 2024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49 Percent 和 68 Percent。Astrov 表示：“凭借其规模和规模效应，Wildberries 能够廉价且快速地交付货物。但这种优势在无人机袭击中也是一个脆弱点。物流仓库是方便的目标，它们规模大且极易起火。”除了普遍的军事支出以及因炼油厂遭受无人机袭击而导致燃料价格上涨外，另一个通胀驱动因素将进一步增加民众的不满。正如央行上周宣布的那样，通胀预期已经上升到 14,7 Percent。如果继续上升，央行将不得不再次提高基准利率，而该利率最近才轻微下调至依然处于高位的 14 Percent。与此同时，正如全国主导银行 Sberbank 的行长 German Gref 最近所言，经济目前已经“冷却”：在如此高的利率下，一个经济体“无法长期生存”。目前，灭火不仅在字面意义上是优先事项，在比喻意义上，也必须在各个方面限制损失。来自克里姆林宫……
更换供暖设备适用新条件 补贴金额将持续下降。手工业者和客户感到不安。
联邦政府已决定根据 BEG（高效建筑联邦资助计划）对供暖补贴进行改革并逐步削减。在为期 11 天的技术转换期后，新的补贴条件于本周二正式生效。对于第一套住房单元，最高可抵扣成本的上限立即从之前的 30.000 欧元降至 28.000 欧元，随后每半年将进一步下调：从 2027 年 2 月 1 日起，最高金额每六个月将进一步降低 750 欧元。通过折扣来抵消损失的补贴。但我们做不到。让翻修变得昂贵的不仅仅是设备本身。实际成本通常产生于必要的配套措施，例如水力改造。
供暖系统、缓冲储能罐、电气工程、基础建设或旧油罐的拆除。与此同时，工资、材料和运输成本在持续上涨。因此，即便取消补贴，技术成本也不会突然降低。《世界报》：这次调整向终端客户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FLEMMING：不安情绪非常严重。现在许多客户完全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起初说：热泵是未来。现在补贴在短期内被取消，同时给人的印象是，燃油和燃气供暖又是更好的替代方案。这种反反复复破坏了信任，导致投资被推迟。MICHAEL HÖFLING 到 2030 年底，该上限将逐步缩减至 22.000 欧元。《世界报》询问了富尔达-许恩费尔德 (Fulda-Hünfeld) 的手工业大师兼卫生-供暖-空调行会副会长 Maximilian Flemming，此次调整对其业务有何影响。《世界报》：Flemming先生，从周二起，更换供暖设备的新补贴条件将生效。您和您的公司如何应对新局面？MAXIMILIAN FLEMMING：由于预算状况而调整或削减补贴，这在原则上我可以理解，但我无法理解做出这一决定的方式。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客户和手工业企业就被告知既定事实。我认为这对所有参与者都是不尊重。 《世界报》：新的补贴模式旨在更加个性化。客户能立即理解吗？FLEMMING：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花费大量时间向客户解释补贴可能性、整理资料并引导他们完成申请过程。
未来，补贴金额将更加取决于收入、个人条件和不同的补贴构成模块。《世界报》：而这些需要由企业来传达？FLEMMING：我们的咨询工作量将大幅增加。关键问题是：谁来审核这一切？谁向客户解释不同的收入门槛？谁来核实最终实际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补贴？如果出现误解，谁来承担责任？最终，这一切又回到了手工业企业身上。我们不再是在规划和安装供暖设备，而是花越来越多时间处理官僚手续。但我们不是补贴顾问或行政官员。我们是手工艺人。我们的职业是规划并安装运行正常的供暖系统。每一项新规定都意味着额外的行政开支、更多的咨询询问、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更少用于我们
实际工作的时间。VIA FLEMMING Maximilian Flemming，DerMax-Gebäudetechnik 总经理。《世界报》：您是否与其他业内人士有接触？FLEMMING：是的。我们行业的愤怒情绪非常强烈。不是因为补贴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政治显然可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随时改变整个业务基础。自决定公布以来，我与许多同事进行了交流——无论是在地区范围内还是通过社交媒体——我到处听到同样的声音：对这种做法感到震惊、沮丧和愤怒。《世界报》：政府是在预算匮乏的压力下采取行动的。财政部长 Klingbeil 表示，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贡献。FLEMMING：政治必须确保规划的稳定性——不仅是为了消费者，也是为了手工业。在短短几小时内更改补贴条件的人，会让客户感到不安，
阻碍了投资，并将所有的沮丧情绪都倾泄在了手工业企业身上。这正是我们目前每天所经历的。
《世界报》：您必须在基层沟通这项新规定……
FLEMMING：这尤其令人痛苦。作为手工业者，我们必须承受客户的愤怒。我们既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也没能为此做好准备。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必须在企业中解释，为什么一项补贴突然消失了，以及为什么一个已经计划好的供暖设备更换现在可能无法实施。
《世界报》：手工业拥有金色的土壤（前景光明），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兴起的时代。您还热爱您的工作吗？
FLEMMING：我热爱我的职业——为人们提供建议，开发解决方案并从事手工工作。遗憾的是，官僚主义现在占据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真正的手工艺正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因此，在目前的德国环境下，如果我要选择创业，我会非常谨慎地考虑。
《世界报》：这对您的公司具体意味着什么？
FLEMMING：我在极短时间内失去了五个几乎确定能成交的热泵订单。客户现在在观望，或者希望我们能……
未来补贴金额上限及比例（百分比），根据收入群体划分
2026 / I. 2027 / II. 2027 / I. 2028 / II. 2028 :--- 可补贴成本最高 / 28.000 / 27.250 / 26.500 / 25.750 / 25.000 家庭应纳税收入（欧元） / 0 - 30.000 补贴率 40% / 22.400 / 21.800 / 20.670 / 19.055 / 17.500 / 80 80 78 74 70 (含孩子) 0 - 40.000 / 30.001 - 40.000 30 补贴率 30% / 19.600 / 19.075 / 18.020 / 16.480 / 15.000 / 70 70 68 64 60 (含孩子) 40.001 - 50.000 40.001 / 40.001 - 50.000 补贴率 10% / 15.680 / 14.170 / 12.720 / 11.330 / 10.000 / 56 52 48 44 40 (含孩子) 50.000 40.001 / 50.000 10 50.001 - 60.000 / ab 50.001 补贴率 0% / 12.880 / 11.445 / 10.070 / 8755 / 7500 / 46 42 38 34 30 (含孩子) 50.001 0 / ab 60.001 | ab 60.001 | | | | | |
来源：联邦财政部 10 经济与金融 《世界报》 / 周二，2026年8月4.日
被指责的经济部长
卡特里娜·赖歇 (Katherina Reiche, CDU) 在上周一访问巴登-符腾堡州时，对关于她个人的传闻并不在意。她正在访问 Trumpf 公司的学徒和学生，看起来心情不错，经常微笑。然而，赖歇在不久前刚刚失去了她最重要的国务秘书吉塔·康内曼 (Gitta Connemann)。因此，在迪青根 (Ditzingen) 的行程比原计划晚了大约一小时开始。
卡特里娜·赖歇在政治上挺过了内阁重组。但无论是她自己的部门还是在联邦政府内部，对其行事方式的质疑依然存在。
作者：FREDERIKE HOLEWIK, FRIDA PREUSS 以及 TOM SCHMIDTGEN
赖歇是通过数字化方式参加 CDU 董事会会议的，会上宣布了康内曼的调任。现在，赖澈站在三名这家科技巨头的年轻学徒和学生面前，地点是在培训中心——一座由大量木材、清水混凝土和玻璃幕墙组成的现代八角形建筑。年轻人向她解释了他们如何在一次内部竞赛中使 Trumpf 的物流自动化。学徒们报告说，为此他们甚至很愿意加班到晚上，自愿工作。
“你们竟然还活着，”赖澈笑着对他们说，“离柏林越近，人们就越不相信这能行得通。”
在她夏季旅途中，部内的压力明显可见，气氛紧张甚至冰冷。之前的同行者在讲述她担任 Westenergie 负责人期间时也提到了同样的情况。而且赖澈与康内曼的关系也并非特别亲密。尽管如此，后者的离职依然削弱了……
办公楼。通过康内曼（Connemann），赖歇（Reiche）身边拥有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中产阶级与经济联盟（MIT）这位极具影响力的负责人，这自动增加了她的分量。当总理询问康内曼是否愿意调任数字化部时，她立即答应了。唯一的条件是带走“中产阶级专员”这一头衔，该职位传统上设在经济部。正是这些言论，使赖歇成为一名充满争议的政治家。或许这比她具体的立法计划更具争议。有些人称赞她的直率，将她视为一名秩序自由主义者，在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这位绿党成员离开经济部后对其进行清理，并终于公开表达了近期在政治空间中被压抑的许多观点。另一些人则指责赖歇主要在不属于其部门的议题上（例如养老金问题）才敢于发声。此外，还有一个持久的指责：人员管理不善。她被认为是一位要求苛刻的上司，影响了氛围。据该部门内部人士称，这与人员不足、缺乏晋升机会有关。不过，赖歇此前并未因对中产阶级的强力支持而受到关注。因此，康内曼的离开留下了一个空白。在周三的告别仪式上，康内曼收到了赖歇赠送的“一份小心意”：一个棕色礼品袋、一束粉紫色的花以及亲切的祝福语。
在旅程的其他停靠点，赖歇为学徒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在科隆的发动机制造商道依茨（Deutz）公司，她询问了关于第二学年考试内容的问题。她将积极倾听发挥到了极致：目光开阔，身体前倾，详细追问。由于每个站点停留时间有限，且总经理和媒体在通常仅定为一到一个半小时的行程中也希望与部长交流，她能留给学徒的时间并不多。在离开特朗普夫（Trumpf）公司前，还有一场学徒乐队的简短演出。乐队在演奏，部长面带微笑，穿着高跟鞋随着Journey乐队的《Don’t stop believing》上下律动。
经济部长卡特里娜·赖歇（Katherina Reiche，基民盟）访问萨尔茨吉特股份公司（Salzgitter AG）。
赖歇的旅程暂时在柏林继续。总理的人事调整并未波及到她。在那个周三，尽管正值夏季休会期，但联盟党党团被召回柏林并完成了一次部长更替，她显然感到了一定程度的宽慰。但这可能也是因为她几个最重要的立法计划在当天早晨通过了内阁审议——这些是赖歇艰苦争取且极具争议的成果。备受公众关注的供暖法（正式名称为：《建筑现代化法》）在夏季休会前的最后一次议会会议周已获得议会通过。现在，部长还提交了《可再生能源法》（EEG）的修正案和电网连接方案。由于欧盟对当前版本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批准将于年底到期，因此迫切需要该《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这意味着在到期前，新法不仅要通过内阁和联邦议院，还必须获得欧盟的批准。
在担任经济部长的第一年里，赖歇更多地扮演了能源部长的角色。这在工业界并不总是受欢迎。一些指责称，这位部长难以接触，且经常在短时间内取消已约好的谈话时间或活动。因此，赖歇夏季旅程中选择访问的企业，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和解的姿态。
被理解。在四天时间里，她走访了分布在德国各地的八家企业，其中仅有 RheinEnergie 一家能源公司，其余则来自工业和原材料经济领域。周四，部长访问了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齐利茨 (Zielitz) 钾盐厂的矿业巨头 K+S。在酷热的正午阳光下，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迈耶 (Christian Meyer) 向她展示了在该地区被称为“钾盐乞力马然罗”的盐堆。K+S 是全球最大的钾肥生产商之一，利用盐类主要生产肥料，同时也为化学和制药工业提供重要的前体产品。在这次夏季之旅的最后一天，赖歇 (Reiche) 似乎认为这些细节过于琐碎，她希望将焦点放在全局上。于是，K+S 首席执行官迈耶略带困惑地看着赖歇向随行的记者解释原材料的重要性，重点提及稀土以及能源转型对锂和铜的巨大需求。直到最后，她才谈到钾盐的作用。
她感谢“亲爱的吉塔 (Gitta)”，感谢“两人之间发展出的友谊”。部门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段告别视频。通过任命约翰内斯·施泰尼格 (Johannes Steiniger)，赖歇在部门内获得的一并非此类政治重量级人物。施泰尼格此前担任其党团的农业政策发言人，并未在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突出影响。“他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党团主席以及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CDU 总书记担任期间的经历似乎使他更胜任此职，”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绿党成员朱利安·约斯维格 (Julian Joswig) 在 X 上评论道。“约翰内斯·施泰尼格是 CDU 最优秀的人才之一。他入党很久了，但从未追求快速晋升，”一位对他非常了解的人说道。施泰尼格 2013 年进入联邦议院时年仅 26 岁。如今 39 岁的他花了 13 年时间才获得首个政府职务。赖歇很清楚她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当一名记者询问 K+S 在能源成本方面承受了多大压力时，赖歇轻声对迈耶耳语道：“对比加拿大。”随后迈耶强调说：“如果我们与加拿大对比——一个处于同等地位的民主国家——德国的能源成本是其五到十倍。”
下午，赖歇前往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在强风和夏季雷雨的初步预兆中，她登上了一座旧煤气柜，俯瞰施工现场，参观这家钢铁生产商价值数十亿欧元的转型项目。这是她夏季之旅的最后一站。作为总书记，施泰尼格取得了成功。他成功地在 35 年后让联盟党重新进入美因茨政府。这离不开极强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科内曼 [Connemann] 身上并不明显）。一名联盟党成员表示，他是一个“真正的工作狂”，能够识别问题所在并知道如何解决。“因此，他能为赖歇带来更多的结构化管理，并且能够果断执行。”赖歇可能寄希望于施泰尼格的组织才能能让部门内部变得更加平静。就在周二，她的办公厅主任扬·迪特里希·米勒 (Jan Dietrich Müller) 在任职不足 100 天后离职。他的职责现在将由其发言人克里斯汀·卡博尼 (Christine Carboni) 和下属部门负责人费利克斯·默勒 (Felix Möhrle) 以双首领制形式接管。在电力部门，所有下属部门负责人仍然空缺。但压力依然存在，更多的能源修正案迫在眉睫。在夏季之前，已经宣布了关于绿气配额（供暖法的一部分）和热力网方案的要点。离岸产业
等待对《海上风电法》进行修订。在夏季休假之后，与欧盟委员会的谈判不仅涉及《可再生能源法》(EEG)，还包括对电厂战略的最终敲定。这就是她的内容议程。然而，为了巩固其作为部长以及在部门内部的地位，她还必须在个人层面赢得认可。“我希望随着工作量的逐渐减少，人们能渐渐感受到夏季休假的氛围，”她几天前写信告诉员工们。至少，她在这里的措辞与在迪岑根面对学徒时截然不同。回到远离柏林市中心的特朗普（Trumpf）公司。学徒们向部长汇报，他们已经开始使用 Fischertechnik 的模块化系统。“啊，这个我知道，”赖歇（Reiche）惊呼道，“这是我儿子和我父亲最喜欢的活动。” 同样在
STURZFLUG
BEI DEN LEISTUNGEN
DEUTSCHER
SCHÜLER
SEITE 4
Wurde der
CSD-Attentäter
angeleitet?
Ermittler glauben nicht an einen Einzeltäter. Ein
zweites Handy gilt als mögliche „Sollbruchstelle“
D
er die Wohnung selten, meist nur um
Lebensmittel einzukaufen; eine Überwachungsaufnahme zeigt ihn beim Kauf
von Reiswaff eln im Supermarkt. Er ist
schwarz gekleidet, trägt eine Stoff weste
und Bart. Am 23. Juli wurde Ballout zum
letzten Mal observiert.
as Bundeskriminalamt wertet nach Informationen von
WELT ein zweites Mobiltelefon des CSD-Attentäters
Abdul Ballout aus. Das Gerät
wurde im Tatfahrzeug sichergestellt und
ist nicht identisch mit jenem Telefon, das
das Berliner Landeskriminalamt (LKA)
seit Ballouts Haftentlassung im Mai überwachte. In Ermittlerkreisen gilt das Telefon als „Missing Link“ und als mögliche
„Sollbruchstelle“, die die Berliner Behörden nicht gesehen haben.
Ermittler gehen davon aus, dass Ballout wusste, dass er observiert wurde.
Anfang Juli trat er vor sein Wohnhaus
an der Bissingzeile in Berlin-Tiergarten.
Dabei trug er gut sichtbar eine Pistole im
Hosenbund. WELT konnte diese Aufnahme einsehen. Die Waff e sieht täuschend
echt aus. Spezialkräfte durchsuchten daraufhin die Wohnung des Gefährders und
fanden lediglich eine Spielzeugpistole. In
Sicherheitskreisen geht man davon aus,
dass er testen wollte, ob die Polizei ihn
fi lmt und wie schnell sie zugreift. Nach
Informationen von WELT hat sich auch
der Zugriff in der Kleingartenanlage anders zugetragen als bislang bekannt. Spezialkräfte der Polizei hatten die Scharniere der Türen der Gartenlaube in Spandau
aufgesprengt. Ballout befand sich aber
nicht in dem Gartenhaus, sondern in einem Gewächshaus daneben. Beim Zugriff
soll er mit einem Messer in der Hand seitlich auf die Polizei zugestürmt sein. Die
Polizisten schossen ihn sofort nieder. Auf
Fotos vom Tatort ist zu sehen, dass versucht wurde, Ballout noch vor Ort zu reanimieren, allerdings erfolglos.
ALEXANDER DINGER
UND RICARDA BREYTON
Mit den off enen Fragen zu dem Anschlag befasst sich an diesem Dienstag
auch der Innen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in einer Sondersitzung. Abdul Ballout war
am 25. Juli gegen 22 Uhr mit einem Kleinbus am Rande des Christopher Street Days
(CSD) in eine Menschenmenge gefahren.
Anschließend soll er mit einer Machete
auf Besucher losgegangen sein. Bei der
Attacke wurde eine Frau getötet, 31 weitere Menschen wurden schwer verletzt.
Rund 20 Stunden nach der Tat erschoss
ein Spezialeinsatzkommando Ballout in
einer Kleingartensparte in Spandau.
Nach dem Anschlag war bekannt geworden, dass die Behörden Ballout seit
mehreren Jahren auf dem Schirm hatten.
Die Berliner Polizei stufte ihn als islamistischen Gefährder ein, zuletzt galt er als
Hochrisikoperson. Ballout wurde observiert und überwacht. Dennoch konnte er
einen Anschlag begehen. Nun ist die Frage, wie das passieren konnte. In Ermittlerkreisen geht man davon aus, dass die
Auswertung des zweiten Mobiltelefons
neue Erkenntnisse liefern wird. Bekannt
ist bereits, dass sich auf einem Handy Ballouts ein Bekennervideo mit Bezug zur
Terrororganisation „Islamischer Staat“
fand, aufgenommen off enbar am Tattag.
Allerdings wurde das Video bislang nirgendwo veröff entlicht.
Hartnäckig hält sich auch die These,
dass Ballout am Tatabend nicht allein
war. Zweimal durchsuchten Einsatzhundertschaften den Tiergarten nach der Tatwaff e des Islamisten, aber auch auf Hinweise nach einem zweiten Täter. Denn die
Machete, mit der Ballout auf die CSD-Besucher losgegangen sein soll, ist bis heute
nicht aufgetaucht. Das Messer, das Ballout beim Zugriff der Polizei in der Kleingartensparte in Spandau bei sich trug, soll
nicht die Tatwaff e sein. Nach Informationen von WELT passen das sichergestellte
Messer und die Verletzungsbilder der Opfer nicht in allen Fällen zusammen. Zeugen sagten zudem aus, dass ein weiterer
Mann aus einem Gebüsch gesprungen sei
und Menschen angegriff en habe und mit
einer Wasserfl asche niedergestreckt worden sei. In der Tatnacht wurde ein Iraner
festgenommen, der aber mangels Beweisen wieder freigelassen wurde.
Eine zweite Spur führt zu den Bewegungsdaten des Mietfahrzeugs. Sie
zeigen, dass Ballout am Tatabend nicht
auf direktem Weg zum Tiergarten fuhr,
sondern einen Zickzack-Kurs zurücklegte, bei der Fahrt stoppte und wieder beschleunigte. Erst danach fuhr er in den
Tiergarten, steuerte das Fahrzeug über
den Baumschulenweg und Ahornsteig in
die Menschen und prallte kurz vor der
Bellevueallee gegen einen Baum. Aus Ermittlerkreisen heißt es dazu, dass das
ebenfalls die These stütze, dass Ballout
angeleitet wurde und während der Tat
vielleicht mit einer unbekannten dritten
Person in Kontakt stand.
An diesem Dienstag um 13 Uhr kommt
auch der Innen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digital zu einer Sondersitzung zusammen.
Geladen sind die Präsidenten von Bundeskriminalamt, Bundespolizei und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sowie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Die innenpolitische Sprecherin der Linken, Clara Bünger
sagt dieser Redaktion: „Noch immer sind
zentrale Fragen off en: Lagen dem Gericht
bei seiner Entscheidung alle relevanten
Erkenntnisse der Sicherheitsbehörden
vor? Warum hatte die hohe Risikobewertung des Täters keine entsprechenden
Konsequenzen? Und warum wurde die
Observation trotz dieser Einschätzung
deutlich reduziert?“
Ein
Mobiles
Einsatzkommando
(MEK) hatte Ballout seit seiner Haftentlassung am 12. Mai dieses Jahres in zwei
Schichten observiert. Gegenüber seiner
Wohnung hatte die Polizei eine Kamera
installiert, sein Telefon wurde abgehört.
WELT konnte Aufnahmen von der Observation einsehen. Demnach verließ
S
eit Juli können Apotheken erweiterte pharmazeutische und medizinische Leistungen anbieten.
Dazu gehört natürlich das Vorlesen der
„Apotheken-Umschau“ und das Rauchen von medizinischem Cannabis in
geschützten, geschmackvoll dekorierten Räumlichkeiten. Aber es dürfen
auch Impfungen mit Totimpfstoff en durchgeführt und neben
Blut auch andere Körperfl üssigkeiten
aus dem Kunden entnommen werden.
Die Liquidität der Apothekenbesucher
kann mit einem Schufa-Schnelltest bestimmt werden, daraus ergibt sich dann
das weitere Behandlungsprogramm.
Grundsätzlich sollen Apotheken die
Krankenhäuser und niedergelassenen
Ärzte entscheidend entlasten. Für die
Patienten werden die Wege kürzer,
wenn Apothekerinnen und Apotheker
die Diagnosen stellen, das Rezept dazu
liefern und sofort selber
einlösen. Die Krankenkassen schätzen, dass 80
Prozent aller Krankheiten
direkt und ambulant in der Apotheke
behandelt werden können. Dank des
gut funktionierenden Zustelldienstes
können Patienten, nach leichten bis
mittelschweren Operationen, zusammen mit den Medikamenten, bis an die
Haustür geliefer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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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NSTAG, 4. AUGUST 2026
KUNDENSERVICE 0800/935 8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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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äer wollen Wiederholung
von Ceuta verhindern
Die Folgen des Ansturms auf die spanische Exklave haben einen Streit über die EU-Migrationspolitik
entfacht. Wie gefährdet sind die Außengrenzen? WELT beantwortet die wichtigsten Fragen
H
eute wollen die EU-Innenminister in einer Sondersitzung
über die Flüchtlingskrise in
Ceuta beraten. Ende der vergangenen Woche hatten rund
60.000 Menschen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in Nordafrika gestürmt, um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Schutz zu beantragen. Dabei starben mindestens 72 Personen. Das Ereignis hat die Europäer alarmiert und Brüssel will mit allen Mitteln
verhindern, dass sich ein solcher Vorfall
wiederholt.
Menschen Anreize gegeben zu haben, den
Weg in die EU zu wagen. Spaniens Regierungschef Pedro Sánchez reagierte umgehend. Er kritisierte, die EU-Länder hätten, „egoistisch, polarisierend, illegal“ gehandelt. Spanien wird ohne jeden Zweifel
Mitglied des Schengen-Raums bleiben, ein
Ausschluss wäre gegen den Willen Madrids
rechtlich auch gar nicht möglich.
Wie konnte es zu diesem Massenansturm kommen? Es kamen off enbar mehrere Faktoren zusammen. In ihrer ersten
offi ziellen Reaktion hat die marokkanische
Regierung den Zwischenfall unter anderem mit Falschinformationen im Internet
erklärt. Der Andrang der Migranten sei
nicht organisiert gewesen, sondern spontan zustande gekommen, sagte ein Sprecher des Innenministeriums. Er machte
die Verbreitung falscher Informationen im
Netz, Aktivitäten von Schleusern und eine
Falschinterpretation eines spanischen Gerichtsurteils verantwortlich, das die Rückführung bestimmter Migranten begrenzt.
Das ist aber nur ein Teil der Wahrheit: Nach
CHRISTOPH B. SCHILTZ
Worüber beraten die EU-Innenminister
am Dienstag? Es geht bei der Videokonferenz um die Lehren aus der Ceuta-Krise. Die Mehrheit der EU-Länder macht
Madrid schwere Vorwürfe: In einem Brief,
den 22 von 27 Staatsund Regierungschefs
unterzeichnet hatten, warfen sie Madrid
indirekt vor, durch bestimmte Gerichtsurteile und die geplante Legalisierung von
rund 500.000 irregulären Migranten den
D
a leidet man natürlich mit, gerade als Exilbonner, der dann ausgerechnet noch von Berlin, oder,
wie andere sagen würden, the Moloch of
Germany, mitansehen muss, wie die alte
Heimat off enbar zum Reallabor der organisierten Unbeweglichkeit geworden ist.
Nein, Bonn geht es gerade gar nicht gut,
und für diese Diagnose reicht es schon,
der Stadt nur einmal den Puls anhand der
Meldungen der vergangenen Wochen und
Monate zu messen.
KOMMENTAR
Böse Mächte
in Bonn
DENNIS
Der Anfang vom Niedergang begann
mit dem städtischen Mobilitätskonzept
der damaligen Oberbürgermeisterin Katja Dörner (Grüne), die zu Beginn ihrer
Amtszeit (getragen von einer Koalition aus Rot-Grün-Links und Volt) 2020
recht unmissverständlich klarmachte,
dass Autofahren in Bonn künftig eher als
Mutprobe denn als reine Fortbewegung
verstanden werden sollte. So wurden
aus Parkplätzen dann Bäume, die Hälfte
der Autospuren auf den Hauptverkehrsachsen zu Fahrradwegen, und da der gewünschte großfl ächige Umstieg auf den
öff entlichen Nahverkehr (ÖPNV) dennoch nicht erfolgte, mutierte die VerSAND
kehrswende schließlich zu einem Synonym für unbändigen Frust.
Aber das war nur der Anfang. Im Juni
wurde dann eine der wichtigsten Brücken
der Stadt, die Nordbrücke, gesperrt. Sie
sei einsturzgefährdet, heißt es, was nicht
wirklich neu war. Scho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te man Lkw verboten, die
Brücke zu befahren, aber weil das eben
nur verboten – statt auch engmaschig
kontrolliert – wurde, rollten sie weiter,
und jetzt wurde die Einsturzgefährdung
ISSN 0173-8437
186-39 ZKZ
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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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E 9
Kulturkampf
um das Bauhaus
Eine Postkarte aus dem
Jahr 1923: Das Bauhaus
wird weltweit als der wichtigste kulturelle Impuls
gesehen, der im 20. Jahrhundert von Deutschland
ausgegangen ist. Doch nun
steht die Schule für Design
und Kunst, die in den
1920er-Jahren in Weimar
und Dessau existierte, im
Mittelpunkt eines Kulturkampfes. Im Wahlprogramm für Sachsen-Anhalt
wirft die AfD dem Bauhaus
„fehlende nationale Verwurzelung“ vor. Warum es
falsch ist, als Reaktion auf
die Verteufelung nun das
Bauhaus als reine leuchtende Utopie zu verklären,
steht auf den Seiten 14/15
Wo waren die EU-Grenzschützer bei
dem Massenansturm? Sie waren nicht vor
Ort. Die Grenze gal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als sicher. Nur einmal, im Jahr 2021,
hatte Marokko die Kontrollen kurzzeitig gelockert und rund 10.000 Menschen
passierten daraufhin die Grenze zwischen
Marokko und Spanien. Die Europäische
Agentur für die Grenzund Küstenwache
(Frontex) stellt nur dann Polizisten zum
Grenzschutz zur Verfügung, wenn ein Mitgliedstaat dies anfordert. Madrid hatte darauf aber verzichtet.
übereinstimmenden Medienberichten sind
die marokkanischen Grenzschützer ihrer
Pfl icht, die Grenzen nach Ceuta zu schützen, nicht länger nachgekommen. Sie sollen die Migranten sogar zur Flucht ermutigt und untätig zugeschaut haben.
Droht jetzt eine Flüchtlingskrise in Europa? Nein. Die Zustände sind nicht vergleichbar mit der Krisenlage in den Jahren
2015 und 2016, als Millionen Migranten,
vornehmlich aus Syrien, unkontrolliert
nach Europa kamen. Die Exklave Ceuta
ist mehr als 20 Kilometer vom spanischen
Festland entfernt, dazwischen liegt das
Mittelmeer – die Migranten haben also
keine Chance, weiter nach Europa ziehen
zu können. „Keine einzige Person hat die
Grenze zum EU-Festland überschritten“,
sagte EU-Migrationskommissar Magnus
Brunner am Wochenende. Die meisten
der rund 60.000 Migranten sind nach
spanischen Angaben bereits wieder freiwillig nach Marokko zurückgekehrt, weil
sie kaum Aussicht auf eine Weiterreise
hatten.
Wie sicher sind die EU-Außengrenzen?
Der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n hängt
von zwei Faktoren ab: dem Grenzschutz
der Herkunftsund Transitstaaten und der
Fähigkeit der EU-Mitgliedstaaten, ihre eigenen Grenzen zu sichern. Damit die Drittstaaten ihre Grenzen auch sichern, hat die
EU mit vielen Ländern wie Marokko, Libyen und Ägypten Partnerschaftsabkommen
geschlossen. Die marokkanische Regierung
hat ihre Versprechen an Brüssel dieses Mal
aber nicht eingehalten.
eben noch um das kleine, aber entscheidende Adjektiv „akut“ ergänzt. Jedenfalls:
Die Brücke ist dicht. Die Stadt gelähmt.
lands, die sich gerade gleichzeitig abschaff t und dabei auch noch im Stau
steht. Und besorgte Bonn-Bürger fürchten schon, dass böse Mächte die Stadt
von der Außenwelt abschirmen wollen.
Und das könnte nur der Anfang sein.
Erst kappt man alle Verkehrsverbindungen nach Bonn, dann verschwindet die
Stadt langsam aus dem kollektiven Gedächtnis. Und mit ihr die Erinnerung an
die vergleichsweise sorgenfreie Zeit der
Bonner Republik. Wenn das mal nicht
politischer Wille ist!
Der nächste Schock kam einen Monat
später. Aufgrund von „Materialermüdung“ wurden 60 von 75 Stadtbahnen erst
einmal zum Ausschlafen geschickt und
dafür aus dem Verkehr genommen. Wieder eine Woche später wurde bekannt,
dass sich auch noch eine bereits seit 1997
geplante S-Bahnstrecke vom Hauptbahnhof zum Flughafen bis zum Jahr 2040 verzögern wird. Man hatte bei der Planung
schlicht eine Brücke vergessen. Obwohl
die Bahn jetzt erst einmal nicht kommt,
will man dennoch die Schnellbusse streichen, die bisher zum Flughafen fuhren.
Und, ach ja, es steht ja auch noch eine
zweijährige Vollsperrung der wichtigen
Bahnstrecke von Bonn nach Köln an.
Bonn war eine provisorische Hauptstadt für einen provisorischen Staat.
Bonn war klein, unspektakulär und gerade deshalb oft erstaunlich sachorientiert. Berlin dagegen ist eine Bühne, auf
der Politik nicht nur gemacht, sondern
auch permanent erzählt, kommentiert
und inszeniert wird. Wer sich noch an
Bonn erinnert, könnte auf den irritierenden Gedanken kommen, dass ein Land
manchmal besser regiert wird, wenn die
Politik nicht ständig versucht, sich selbst
aufzuführen. Aber natürlich ist das alles Unsinn. Eine Verschwörungstheorie.
Wahrscheinlich.
Die Kumulation all dieser Meldungen
lässt auch einen seriösen Beobachter
nicht mehr daran zweifeln, dass dunkle
Dinge in dieser Stadt vor sich gehen. Verkehr innerhalb der Stadt: gelähmt. Brücke aus der Stadt: weg. Bahnstrecke nach
Köln: weg. Busse zum Flughafen: weg.
Bonn ist die einzige Großstadt Deutsch-
4 190710 903107
2 0 0 3 2
MEINE WELT, MEINE MEINUNG
G
DOROTHEA SCHUPELIUS
Der deutsche Pass ist
kein Führerschein
E
s ist gut, wenn nach islamistischen Anschlägen
nicht einfach zur Tagesordnung übergegangen
wird. Wir müssen der Opfer gedenken, und es
muss über die Ursachen gesprochen werden. Deshalb
ist die aktuelle Debatte über die Folgen einer verfehlten Einwanderungspolitik notwendig. Problematisch
allerdings wird sie dort, wo nicht mehr die Migrationspolitik, sondern der Rechtsstaat selbst zur Disposition
steht.
Die neue CDU-Generalsekretärin Franziska Hoppermann fordert in ihrem ersten Brief an die Mitglieder
unter anderem eine Reform des Jugendstrafrechts, bundesweit einheitliche Regelungen zur Präventivhaft und
die Abschiebung islamistischer Gefährder. Letzteres ist
überfällig. Allerdings soll dies nach Hoppermanns Vorstellung auch dann gelten, wenn der Betroff ene neben
einer weiteren di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besitzt.
Markus Söder bringt sogar deren Entzug ins Spiel: Wer
als Gefährder eingestuft sei, so Söder, könne nicht auf
Dauer zwei Staatsbürgerschaften besitzen. Der GrünenPolitiker Volker Beck forderte bereits Ende Juni auf der
Plattform X, Anhänger des islamistischen Regimes im
Iran unabhängig von ihrem Pass ausweisen zu können.
D
Ist das wirklich der richtige Weg? Der Anschlag auf
den Berliner CSD war kein Beleg dafür, dass unser
Rechtsstaat zu liberal ist. Unser Strafrecht entstand
für eine Gesellschaft, in der schwere Gewaltkriminalität deutlich seltener war. Unkontrollierte Zuwanderung
und islamistischer Extremismus stellen den Rechtsstaat
heute vor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er in dieser Form
nicht geschaff en wurde. Falsch ist deshalb aber ja nicht
der Rechtsstaat, sondern die Migrationspolitik. Wer auf
islamistischen Terror mit immer neuen Eingriff en in
Freiheitsrechte reagiert, bekämpft die Fehler der Migrationspolitik mit einem noch größeren Fehler.
Gerade die Staatsangehörigkeit zeigt das. Wer Deutscher ist, ist Deutscher – unabhängig davon, ob er einen
oder zwei Pässe besitzt. Die Staatsangehörigkeit ist kein
Führerschein, den der Staat bei Fehlverhalten wieder
einzieht. Sie begründet die rechtliche Zugehörigkeit
zum Gemeinwesen. Wird sie vom Wohlverhalten abhängig gemacht, verliert sie ihren Charakter als verlässlicher Rechtsstatus. Und: Wer garantiert denn, dass der
Entzug der Staatsangehörigkeit künftig auf islamistische
Gefährder beschränkt bleibt? Was, wenn die Staatsangehörigkeit demnächst auch in Fällen von „Hass und
Hetze“ entzogen wird? Oder bei politischen Ansichten,
die als untragbar angesehen werden? Wer heute wegen
eines islamistischen Attentäters einen Grundsatz aufgibt, der gibt ihn für alle auf.
Die Konsequenz aus dem CSD-Anschlag kann deshalb
nicht sein, rechtsstaatliche Grundsätze preiszugeben.
Sie muss darin bestehen, die Fehler der Migrationspolitik zu korrigieren. Einer der folgenschwersten war
die Abwertung der Einbürgerung. Di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gehört wieder an das Ende eines erfolgreichen Integrationsprozesses – nicht an dessen Anfang.
Eine verfehlte Einwanderungspolitik lässt sich, wenn
auch wohl nur langfristig, korrigieren. Ein aufgeweichter Rechtsstaat dagegen kaum. Rechtssicherheit ist kein
Luxus, sie ist die Voraussetzung jeder Freiheit.
IMPRES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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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age: Alexander Dinger, Lars Petersen
Außenpolitik: Caroline Turzer Wirt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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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F EINEN BLICK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THEMA DES TAGES
Ab Mittag ist die Grenze
in Ceuta keine mehr –
Rekonstruktion eines
Kontrollverlusts
Während Rettungskräfte weitere Leichen bergen, rückt die Frage
in den Vordergrund: Wie konnte es dazu kommen?
Zu lange spielte die Regierung die Gefahr herunter.
Vor Ort zeigt sich, warum der Ansturm so plötzlich begann
hatte Madrid umgehend um Unterstützung gebeten und gefordert, den nationalen Notstand auszurufen. Die Stadt stehe
vor dem Zusammenbruch, sagte Vivas. Es
sollten Stunden vergehen, ehe die Regierung beschloss, die Armee zu mobilisieren.
Das Innenministerium spielte die Lage herunter und verglich sie mit früheren Sommern. Dabei war das Ausmaß beispiellos.
Zeitweise drängen sich Hunderte Migranten vor den Toren des Aufnahmezentrums (CETI), das sich abschottet, um sich
gegen die aus dem Ruder gelaufene Situation zu schützen. Die Polizei sperrt am
Donnerstag die Straße, die zum Zentrum
hinauff ührt, und verhindert am Freitag,
dass Menschen gewaltsam eindringen.
„Das Zentrum hat eine Kapazität von nur
520 Personen. Es war bereits am Dienstag
voll. Man hat Tische und Stühle aus den
Schulungsräumen weggeräumt, um mehr
Betten aufstellen zu können. Im Moment
beherbergen wir etwa 900 Menschen“, erzählt Abdelhali Lahasen Lahasen, Anwalt
der Comisión Española de Ayuda al Refugiado (CEAR).
ie Mittelmeerküste von Ceuta und Marokko ist zu einem
traurigen Friedhof geworden.
Schon am 27. Juli hatte die
spanische Exklave Alarm geschlagen. Mehr als 1000 Menschen waren
in den Tagen vor dem Massenansturm
bereits hier angekommen. Damals war
von vier Toten in sieben Tagen die Rede.
Dann versank Ceuta drei Tage im Chaos.
Am Donnerstag um sechs Uhr morgens
kommen die ersten Gruppen von Migranten mit ihren Schwimmreifen an, Flossen
an den Füßen, die Unterarme in Badelatschen gesteckt, kaum Kleidung am Leib,
die Rucksäcke durchnässt.
CARMEN MORÁN BREÑA
Es sind überwiegend Männer, fast alle
Marokkaner. Die Polizei erwartet sie, sammelt mehrere Dutzend von ihnen ein, um
sie zu identifi zieren und in die Aufnahmeeinrichtung zu schicken. Die angespannte
Stimmung lässt die Fluchtwelle bereits
erahnen, die einige Stunden später tatsächlich eintritt. Ab Mittag ist die Grenze zwischen Marokko und Spanien keine
mehr. Tausende Menschen passieren den
Grenzübergang zu Fuß, erreichen unter
Jubel und Geschrei spanischen Boden. Der
Ansturm reißt nicht ab. Die Zahlen lassen
sich nur schätzen: 10.000, 20.000, 30.000.
Die Stunden vergehen, der Exodus geht
weiter. Mehr als 60.000 Menschen sollen
an diesem und den nächsten Tagen zu
Fuß und über das Meer auf die spanische
Seite gelangt sein. Um sich ein genaues
Bild von der Zahl zu machen, muss man
bis Freitag warten, als sich der Strom geordnet auf den Rückweg macht und die
Kameras die Menschen pro Minute zählen. Einige Quellen nennen Zahlen von
mehr als 60.000 Menschen, die Ceuta
verlassen haben.
Manche sind nicht einmal Marokkaner,
sondern Menschen aus Subsahara-Afrika, die nur auf diese Gelegenheit gewartet
hatten. Sie sind die Scheuesten. Sie sprechen kaum, rufen weder „Es lebe Spanien“
noch „Es lebe Marokko“. Sie suchen gemeinsam Asyl und sitzen am Rande des
CETI auf dem Boden. Viele kommen aus
dem Sudan, andere aus Tunesien, Algerien,
dem Jemen oder dem Senegal. „Es waren
Hunderte“, bestätigt der Anwalt von CEAR, der im Aufnahmezentrum arbeitet.
Sie hätten in Marokko ausgeharrt und auf
einen diplomatischen Vorfall gewartet, der
die Kontrollen zusammenbrechen lässt.
„Sie kommen mit dem Plan, schnell ins
CETI zu gelangen. Das ist es, was ihnen
geraten wird“, erklärt der Anwalt.
Viele haben so viele Schritte getan, dass
sie sich träge auf den Boden legen und nur
müde und erschöpft aufstehen, wenn sie
von Journalisten befragt werden. Mehdí,
der sich vor den Toren des CETI aufhält,
hat sich eine schwere Wunde am Bein zugezogen. „Die Guardia Civil hat mir etwas
zugeworfen, damit ich mich daran festhalten und über die Felsen klettern kann, aber
ich bin gestürzt“, erklärt er.
Wer die Menschenmassen gesehen hat,
erinnert sich mit Schrecken daran zurück
„Einer klammerte sich an den Felsen, der
Nächste an den, der sich zuerst festgehalten hatte, und der Übernächste an den
davor. Und so gingen sie unter. Einige von
uns sind ins Wasser gestiegen, um denen
heraufzuhelfen, die keine Kraft mehr hatten“, sagt ein Beamter, der dabei war und
seinen Namen nicht nennen will. Der Regionalpräsident von Ceuta, Juan Jesús Vivas,
Dann erzählt er, dass er Bäcker werden
will, dass er Geschwister hat und eine
Zweifel an Deutschlands
Riesenfregatten-Projekt
K
Die Regierung plant die Anschaffung der Fregatte 127,
die größer ist als die Zerstörer anderer Streitkräfte
PICTURE ALLIANCE/DPA/DPA-POOL
Bundes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bei einem Nato-Manöver
Soldaten in Ceuta
eskortieren eine Gruppe
Minderjähriger
aus Marokko
durch die Straßen
Mutter, die er schweren Herzens zurückgelassen hat. Von seinem Aufbruch hat er
ihnen nichts gesagt, jetzt ist ihm sein Telefon ins Wasser gefallen und er kann sie
nicht anrufen. Niemand leiht ihm eines –
auf der Straße gibt es keinen Strom, und
die Handys geben allmählich den Geist
auf. Die Bewohner bekamen von Wartenden die Telefone durchs Gitter gereicht
und laden sie auf. Es sind aber so viele,
dass sie kaum hinterherkommen. „Marokko ist es nicht wert“, sagt Mehdí. Dann legt
er sich wieder auf seine rote Decke.
Die Guardia Civil hielt sich zurück und
ließ alle ungehindert über die Grenze
passieren. Als das Militär endlich eintraf,
stand es bloß Spalier, um die Tausenden
wieder hinauszuleiten. Das Chaos hat die
Stadt in die Knie gezwungen, weil in kaum
24 Stunden fast dieselbe Zahl von Menschen angekommen war wie Ceuta Einwohner hat.
Der ungeordnete Zustrom traf die Regierung unvorbereitet; sie hatte die Krise
nicht kommen sehen, wie sie selbst zugab.
Die Bevölkerung verschanzte sich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kein einziges Geschäft war geöff net, es gab weder Brot
noch Wasser noch Tabak. Ceuta war zu
einer Falle geworden, die Zehntausende
zwischen Strand und Hügeln einschloss.
Die normalen Abläufe sind in diesen Tagen auf den Kopf gestellt – im Guten wie
im Schlechten. Die Aufnahmehäuser haben
ihre Aufgaben erweitert und so viele Menschen wie möglich mit Essen versorgt. Verletzungen wurden versorgt, so gut es ging.
Die Polizei verzichtete darauf, Migranten
zu registrieren – eigentlich ein notwendiger Schritt vor der Aufnahme im CETI, in
dem ohnehin keine Plätze mehr frei waren.
Am Freitagmorgen traten die Menschen
hungrig, durstig, übermüdet und frierend
den Rückweg an – von der Armee eskortiert. Die Beamten setzten Wasserwerfer
und Tränengas ein, um jene Migranten zuaum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das
gescheiterte F126-Programm beendet, gerät bereits das nächste große
Marineprojekt unter Druck. Nach Informationen von „Politico“ und WELT haben
Haushälter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er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aufgefordert,
die
geplante
Luftverteidigungsfregatte
F127 grundlegend zu überprüfen. Demnach soll die Forderung in der letzten
Sitzungswoche des Bundestages vor der
Sommerpause an das Ministerium herangetragen worden sein.
Entwurfs stehen US-amerikanische Systeme: das Aegis-Gefechtsführungssystem
von Lockheed Martin, das leistungsstarke
SPY-6-Radar des US-Konzerns Raytheon,
Mk-41-Senkrechtstarter sowie US-amerikanische Abfangraketen.
Die US-Regierung genehmigte im April
einen möglichen Verkauf von Ausrüstung
im Umfang von bis zu 11,9 Milliarden USDollar. Das Paket umfasst Systeme für
acht Schiff e. Eine endgültige deutsche
Bestellung in dieser Höhe ist damit allerdings noch nicht verbunden. Der Haushal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es hatte Ende 2024 lediglich vorbereitende Arbeiten
am US-Anteil der F127 gebilligt; für die
eigentliche Beschaff ung wären weitere
Vertragsund Haushaltsentscheidungen
erforderlich.
CHRIS LUNDAY
Beteiligt waren sowohl die Berichterstatter für den Verteidigungshaushalt
als auch die für die Marine zuständigen
Abgeordneten. Sie wollen prüfen lassen,
ob das aktuelle schwere Konzept deutlich
kleiner, günstiger und weniger komplex
ausfallen kann. Nun sollen die Rüstungsabteilung des Ministeriums und die Marineführung Alternativen erarbeiten, wie
mehrere mit den Gesprächen vertraute
Personen „Politico“ und WELT sagten.
Die F127 soll künftig das wichtigste Schiff
der Deutschen Marine zur Abwehr von
Flugzeugen, Drohnen und Raketen werden. Mit rund 12.000 Tonnen wäre die
F127 größer als viele Zerstörer anderer
Marinen. Im Zentrum des bisherigen
Im Bundestag wächst allerdings die
Sorge, dass die Marine zu viele Fähigkeiten in einem einzigen Schiff bündeln
will. Demnach ist der geplante Entwurf
zu groß. Zudem fragen sich die Abgeordneten, ob wirklich jede vorgesehene Aufgabe von der F127 selbst erfüllt werden
müsse. Einzelne Ziele könnten etwa auch
durch landgestützte Raketen bekämpft
werden. Auch große Platzund Energiereserven für spätere Technologien wie
einen Schiff slaser werden hinterfragt. Dahinter steht ein bekanntes Problem deutscher Rüstungsprojekte: Je mehr Sonder-
rückzudrängen, die noch immer nach Spanien wollen. Dazwischen stiegen Rauchwolken von brennenden Bussen und Autos
auf. Das Chaos hat nun ein anderes Land
erfasst.
Als am Freitag die Lage unhaltbar wurde, bestieg der spanische Regierungschef seinen Hubschrauber und fl og nach
Ceuta, wo er eine Erklärung abgab, die
auch als Appell an Europa dienen sollte:
Er bezeichnete die Situation als „eine
Verletzung der territorialen Integrität
Spaniens“ – schob die Schuld aber Ma-
fi agruppen zu und bekräftigte die „konstante und reibungslose Kooperation“ Marokkos. Die Migranten stellen sich solche
Fragen nicht. Sie kennen wahrscheinlich
auch nicht die Details des Urteils des
Obersten Gerichtshofs, das sie vor einer
sofortigen Rückführung schützt, wenn
sie Spanien schwimmend erreichen und
keinen Grenzzaun überwunden haben.
Sie sahen nur – vermeintlich – off ene Türen und gingen hindurch.
Der marokkanische König Mohamed VI.
betrachtet den Rückzug seiner Landsleute womöglich mit Genugtuung über den
Erfolg des Unterfangens. Als möglicher
Auslöser für den Unmut des Monarchen
gilt der jüngste Besuch von Sánchez in Algerien, dem Erzfeind Marokkos. Auch das
Finale der kommenden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gilt als möglicher Streitpunkt:
Marokko möchte es im eigenen Land ausrichten.
Trotz der komplizierten Beziehungen
zwischen Spanien und Marokko und Spekulationen über die Hintergründe der
Fluchtwelle ließ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inmitten der Krise milde Töne verlauten,
in denen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m
Maghreb-Staat gepriesen wurde.
Am Samstagnachmittag läuten in Ceuta die Kirchenglocken, als wäre nichts
geschehen. Dabei hat die Krise drei Tage
lang buchstäblich ein riesiges Loch in die
wünsche in ein System gepackt werden,
desto teurer und komplizierter wird es.
Am Ende drohen Verzögerungen, steigende Kosten und eine so geringe Stückzahl,
dass die Bundeswehr die Fähigkeit nicht
dauerhaft bereitstellen kann.
IM BUNDESTAG WÄCHST
DIE SORGE, DASS DIE
MARINE ZU VIELE
FÄHIGKEITEN IN EINEM
EINZIGEN SCHIFF
BÜNDELN WILL.
DEMNACH IST DER
GEPLANTE ENTWURF
ZU GROSS
Als Gegenbeispiele nennen die Parlamentarier Kanada und Spanien. Kanadas geplante River-Klasse soll rund
7800 Tonnen verdrängen und Aegis mit
einer kleineren Konfi guration des SPY-
7-Radars verbinden. Spaniens F110-Fregatten kommen auf rund 6100 Tonnen
und erhalten ebenfalls SPY-7 sowie ein
an Aegis angebundenes Feuerleitsystem.
Beide Schiff sklassen erfüllen andere Aufgaben als die F127. Dennoch werfen sie
die Frage auf, warum der deutsche Entwurf beinahe doppelt so groß sein muss
wie die spanische Fregatte. Eine mögliche Variante wäre, Aegis beizubehalten,
aber das große SPY-6-Radar durch eine
kleinere Radarkonfi guration zu ersetzen,
etwa auf Grundlage von SPY-7. Deutschland bliebe damit eng an US-amerikanische Waff en und militärische Netzwerke
angebunden, könnte das Schiff aber verkleinern. Nach Informationen von „Politico“ und WELT wollen die Abgeordneten allerdings auch grundsätzlichere
Alternativen ohne Aegis prüfen lassen.
Eine Entscheidung gegen das US-System
ist damit noch nicht gefallen. Ein solcher
Schritt könnte europäischen Anbietern
von Radaren, Software und Flugkörpern
neue Chancen eröff nen. Er würde aber
auch zusätzliche Entwicklungsrisiken,
Kosten und mögliche Verzögerungen mit
sich bringen.
Selbst ein Wechsel von SPY-6 auf SPY-
7 könnte eine Anpassung des bereits genehmigten US-Verkaufsverfahrens nötig
machen. Damit betriff t die Debatte nicht
nur das Schiff selbst, sondern auch ein
milliardenschweres deutsches Rüstungsprojekt.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AUF EINEN BLICK 3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NACHRICHTEN
ENTSCHÄDIGUNGSFONDS
Niederlage für Trump
Der kommissarische US-Justizminister Todd Blanche
hat Pläne für einen Fonds zur Unterstützung von
Verbündeten vo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ndgültig
zurückgenommen. Blanche erließ eine entsprechende
Anordnung. Der Schritt erfolgte nach wochenlangen
Verhandlungen mit republikanischen Senatoren, die
gedroht hatten, seine Bestätigung als Justizminister
zu blockieren. Trump hatte Blanche zum Nachfolger
der im April entlassenen Justizministerin Pam Bondi
bestimmt. Für die dauerhafte Führung des Justizministeriums benötigt er die Zustimmung des Senats.
Die Ankündigung erfolgte kurz vor einer für Dienstag
geplanten Abstimmung des Justizausschusses des
Senats über Blanche. Die Trump-Regierung hatte den
Fonds im Umfang von umgerechnet knapp 1,6 Milliarden Euro für Menschen vorgesehen, die behaupten,
von früheren US-Regierungen politisch verfolgt worden zu sein. Blanche hatte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auch Menschen davon profi tieren könnten, die wegen
ihrer Beteiligung am Sturm auf das Kapitol am 6.
Januar 2021 verurteilt und später von Trump begnadigt wurden. Die Mittel sollten aus einem Vergleich
im Zusammenhang mit einer Milliardenklage Trumps
gegen die US-Steuerbehörde IRS stammen. Die
Nominierung von Blanche war nach wochenlangen
Verhandlungen mit zwei republikanischen Senatoren
ins Stocken geraten. Der texanische Senator John
Cornyn und Thom Tillis aus North Carolina verlangten schriftliche Zusicherungen, dass der Fonds endgültig vom Tisch sei. Am Sonntagabend sagte Trump,
Menschen, die wegen des Angriff s auf das Kapitol am
6. Januar 2021 angeklagt worden seien und von dem
Fonds hätten profi tieren können, hätten „ihr Leben
zerstört“ gesehen. Das Geld wäre eine Entschädigung
für das erlittene Leid, sagte Trump. „Viele Menschen
mögen das.“
ANGEBLICHE SPIONAGE
Hinrichtungen im Iran
Im Iran sind zwei Männer wegen angeblicher Spionage für Israel hingerichtet worden. Omid Behsad
und Pouria Safvat seien am Morgen gehängt worden,
teilte das Justizportal Misan mit. Es handelt sich um
die jüngsten in einer Reihe von Hinrichtungen wegen
mutmaßlicher Spionage seit Beginn des Krieges mit
Israel und den USA Ende Februar. Nach Darstellung
der iranischen Justiz hatten die Männer dem israelischen Auslandsgeheimdienst Mossad Koordinaten
sensibler militärischer Einrichtungen und Sicherheitsstandorte übermittelt. Sie seien wegen „Spionage und Zusammenarbeit mit dem zionistischen
Regime“ verurteilt worden. Angaben zum Zeitpunkt
ihrer Festnahme und zu ihrem Prozess machte Misan
nicht. Menschenrechtsgruppen zufolge vollstreckt
nur China mehr Todesurteile als der Iran. Nach Angaben von Iran Human Rights (IHR) und Gemeinsam
gegen die Todesstrafe (ECPM) wurden im Jahr 2025
mindestens 1639 Menschen hingerichtet – so viele
wie seit 1989 nicht mehr.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tt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eine „Eskalation“ der
Hinrichtungen beklagt.
ÁLVARO GARCÍA/EL PAIS
Stadtmauern gerissen. Das Schwierigste ist überstanden. Nun kommt der tragischste Teil.
Die Leichenhalle im ehemaligen Militärkrankenhaus füllt sich mit Toten, die
in weißen Leichentüchern auf Obduktion
und Identifi zierung warten. Die Stadt hat
Kühlräume für 200 Leichen bereitgestellt.
Manche werden Muslime sein, andere
Christen, viele sind Jugendliche und junge
Erwachsene, deren Traum in den Fluten
unterging. Die Alarmglocken, die der Präsident Ceutas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unermüdlich läuten ließ, werden bald für
die Toten erklingen.
LAGE AM RHEIN
Taskforce gegen Niedrigwasser
Angesichts des Niedrigwassers am Rhein soll eine
nationale Taskforce nach dem Willen von Nordrhein-Westfalens Verkehrsminister Oliver Krischer
(Grüne) rasch konkrete Maßnahmen abstimmen.
Dazu zählten zusätzliche Lagerkapazitäten in Häfen
für Gefahrgüter, zusätzliche Bahnkapazitäten und die
Frage, „wie priorisiert werden kann, was transportiert werden soll“, sagte Krischer im ZDF. Ein solches
Vorgehen habe sich schon 2018 bewährt. „Das wird
nicht das Problem völlig aus der Welt verschwinden
lassen. Es kann aber an vielen Stellen die Situation
verbessern helfen.“ Zusammenkommen sollten
aus seiner Sicht Fachleute aus der Logistikbranche,
den Kommunen sowie den Landesregierungen und
der Bundesregierung. Anders als 2018 komme das
Niedrigwasser in diesem Jahr sehr früh: „2018 hatten
Dieser
Text
erschien
zuerst
bei
der
spanischen Zeitung „El País“, die wie WELT
Mitglied der Leading European Newspaper
Alliance (LENA) ist. Übersetzt aus dem Spanischen, gekürzt und redaktionell bearbeitet
von Caroline Turzer, Lara Jäkel und Jan Rosenkranz.
wollte sich auf Anfrage weder zu der
parlamentarischen Forderung noch zum
Stand einer möglichen Überprüfung äu-
ßern. Man kommentiere laufende Beschaff ungsverfahren grundsätzlich nicht
vor der Befassung des Parlaments, erklärte ein Sprecher. Genau diese parlamentarische Befassung gibt den Kritikern
jedoch ihren Hebel. Jeder Rüstungsvertrag mit einem Volumen von mehr als
25 Millionen Euro muss dem Haushaltsausschuss vorgelegt werden. Ohne dessen Zustimmung kann das Ministerium
das Geld nicht verbindlich ausgeben. Die
Haushälter können die Freigabe verweigern, bis das Ministerium Änderungen
vornimmt oder die bestehende Planung
überzeugender begründet.
WETTER
Schwül, kräftige
Schauer und Gewitter
Heute:
Bei wechselnder Bewölkung entwickeln sich in schwüler
Luft zum Teil kräftige Regengüsse und Gewitter. Örtlich sind
Unwetter möglich. Weitgehend
trocken bleibt es lediglich im
Südosten Bayerns. Die Höchsttemperaturen bewegen sich an
der Küste zwischen 25 und 31
Grad. Sonst werden 31 bis 38
Grad erreicht.
Geprägt ist die Sorge der Politiker
durch das Scheitern der F126. Dieses
Schiff war in den 2010er-Jahren konzipiert worden, noch vor Russlands Großangriff auf die Ukraine – in einer Zeit, in
der Berlin stark angepasste Plattformen
bevorzugte, die möglichst viele Aufgaben gleichzeitig erfüllen sollten. Im Juni
beendete die Bundesregierung das Programm. Nach Einschätzung des Ministeriums hätten die Kosten für die sechs
Schiff e von rund zehn auf mehr als 18
Milliarden Euro steigen können. Rund
zwei Milliarden Euro waren bereits ausgegeben.
Biowetter:
Das Wetter belastet Herz und Kreislauf und wirkt
sich nachteilig auf die Konzentrationsfähigkeit aus. Menschen
mit niedrigen Blutdruckwerten
haben Kreislaufprobleme und
fühlen sich müde und schlapp.
Auch Herzpatienten leiden vermehrt unter Beschwerden.
wir es erst im Spätsommer, im Herbst, jetzt schon
im Hochsommer. Wir müssen mehrere Wochen und
Monate wahrscheinlich mit der Situation umgehen“,
sagte Krischer. Mittelfristig dringt Krischer auf den
Ausbau der Rhein-Fahrrinne. „Das ist völlig richtig
und notwendig“, sagte er. Konkrete Planungen gebe
es seit vielen Jahren, ein Abschnitt sei fertig geplant:
„Da könnte quasi morgen mit dem Bau begonnen
werden. Da fehlt nur leider das Geld des Bundes.“
Zuständig sei der Bund, da es sich um eine Bundeswasserstraße handele. 2025 seien die Mittel aus
„unerfi ndlichen Gründen“ gestrichen worden. Die
Maßnahmen zur Optimierung der Fahrrinne würden in einer Niedrigwassersituation sehr helfen und
müssten nun „mit Nachdruck umgesetzt werden“.
LIECHTENSTEIN
Großer Cyberangriff
In Liechtenstein wurden bei einem Cyberangriff
Daten von rund 31.000 Unternehmen und Organisationen illegal abgerufen. Unbekannte Täter hätten
sich nach vorläufi gen Erkenntnissen in der Nacht auf
den 30. Juli widerrechtlich Zugriff auf das digitale
Verzeichnis der wirtschaftlich berechtigten Personen verschaff t, teilte die Regierung des Fürstentums
am Sonntagabend mit. Das Verzeichnis dient seit
2021 der Bekämpfung von Geldwäsche und Terrorismusfi nanzierung. Ein Krisenstab sei unter der
Leitung von Regierungschefi n Brigitte Haas und
Justizminister Emanuel Schädler einberufen worden.
Es lägen momentan keine Hinweise darauf vor, dass
Daten im System verändert oder gelöscht worden
seien, hieß es weiter.
355 MILLIONEN US-DOLLAR
„Spider-Man“ sehr erfolgreich
Der Superheldenfi lm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hat – was den Umsatz angeht – einen der erfolgreichsten Kinostarts der Filmgeschichte hingelegt
und dabei den bisherigen Rekordhalter fast vom
Thron gestoßen. Am Eröff nungswochenende spielte
der Film in Nordamerika 355 Millionen US-Dollar
ein und verfehlte damit den Rekord von „Avengers:
Endgame“ aus dem Jahr 2019 (357 Millionen Dollar)
nur ganz knapp. In Deutschland gelang dem Blockbuster laut dem Branchenmagazin „THE SPOT media
& fi lm“ nicht nur der beste Umsatzstart eines „Spider-Man“-Films jemals. Hierzulande sei es immerhin
der bisher stärkste Kinostart in diesem Jahr – trotz
sommerlicher Temperaturen am Wochenende.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ist die vierte Verfi lmung
mit Tom Holland als Peter Parker alias Spider-Man.
Zendaya spielt seine Freundin.
BANKEINBRUCH
Vernehmungen verschärft
Mehr als sieben Monate nach dem spektakulären
Einbruch in eine Sparkasse in Gelsenkirchen lassen
die Ermittler nun Schließfachinhaber vorführen,
die bislang nicht zu angeordneten Vernehmungen
erschienen sind. Die meisten Besitzer der rund
3200 betroff enen Schließfächer wurden bereits
vernommen, wie die Polizei mitteilte. Lediglich 30
Schließfachinhaber hätten bislang nicht auf die angeordneten Vorladungen reagiert. Auf Anordnung
der ermittelnden Staatsanwaltschaft in Essen werden
diese 30 Inhaber nun von der Polizei „zwangsweise
vorgeführt“, wie es weiter hieß. Die Ermittlungen
in dem Fall laufen demnach weiter auf Hochdruck.
Zahlreiche Spuren und Hinweise würden fortlaufend
ausgewertet. Zudem sucht die Polizei weiterhin nach
Zeugen, die auff ällige Beobachtungen gemacht haben
oder Angaben zu den unbekannten Tätern machen
können. Am 29. Dezember waren Unbekannte in den
Tresorraum der Bank in Gelsenkirchen eingedrungen
und hatten rund 3200 Schließfächer aufgebrochen.
Laut den Ermittlern bohrten die Einbrecher von
einem Parkhaus aus ein Loch in den Tresorraum.
Aus den Schließfächern stahlen sie unter anderem
Geld, Schmuck und Gold. Der Gesamtschaden soll im
hohen zweistelligen Millionenbereich liegen.
2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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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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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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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burg
Br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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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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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Friedrichshafe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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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9
Angaben für Kassel
K
Kubicki sieht
Union „kurz vor
der Revolution“
laus Zierer, 50, ist Erziehungswissenschaftler und seit 2015 Inhaber des Lehrstuhls für Schulpädagogik an der Universität
Augsburg. Zuletzt erschien von
ihm der Essay „Bildungsnotstand als Standortrisiko“.
Der neue FDP-Chef
rechnet mi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ab
F
SABINE MENKENS
WELT: Herr Zierer, Sie konstatieren in
Ihrem Essay, dass nur bessere Bildung
Deutschland aus der Wirtschaftskrise
retten könne. Warum?
KLAUS ZIERER: Wir sind ein Land ohne
große Rohstoffvorkommen. Unser wichtigstes Kapital ist die Bildung der Menschen, ihre Leistungsfähigkeit und Anstrengungsbereitschaft. Die empirische
Bildungsforschung zeigt einen direkt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Bildungsniveau
und Wirtschaftskraft. Genau das macht die
aktuelle Situation so dramatisch. Deutschland befindet sich wirtschaftlich seit Jahren
in einer schwierigen Entwicklung. Wenn
zusätzlich das Bildungsniveau sinkt, wird
daraus ein ernstes Standortrisiko.
DP-Chef Wolfgang Kubicki ha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charf kritisiert und die Verantwortung seiner Partei für das Ende der AmpelKoalition relativiert. Im Interview mit der
Tageszeitung „taz“ sagte Kubicki, er habe
sich in Merz „getäuscht“. Aus der Union
höre er zudem, „dass die Leute kurz vor der
Revolution sind“. Mit Blick auf den Kanzler erklärte der FDP-Vorsitzende, dessen
erste Reden hätten Hoffnungen auf einen
wirtschaftsfreundlichen
Kurs
geweckt.
Tatsächlich verfolge Merz nun jedoch eine
Politik, die dem entgegenstehe. Auch die
jüngsten Personalentscheidungen in der
CDU sieht Kubicki kritisch. Parteien seien
keine Unternehmen.
WELT: Die in Schulleistungsstudien gemessenen Kompetenzen sinken, die Abiturnoten werden aber immer besser. Wie
passt das zusammen?
ZIERER: Ich habe das einmal als „Bildungslüge“ bezeichnet, weil sich die Bildungspolitik hier etwas vormacht. Wenn die Abiturnoten bundesweit Rekorde erreichen,
hat das wenig mit der Realität zu tun, die
wir in Pisa, den IQB-Studien und anderen
Leistungserhebungen beobachten. Dort
zeigt die Tendenz seit Jahren nur in eine
Richtung: nach unten. Das liegt daran, dass
die Anforderungen schrittweise abgesenkt
wurden. Unter dem Strich wird der Leistungsgedanke, der das Bildungssystem
lange getragen hat, immer weiter zurückgenommen.
Dass führende CDU-Politiker den Kanzler inzwischen offen kritisierten, wertete er
als Zeichen schwindender Autorität. Merz
habe sich zudem als „ziemlich dünnhäutig“ erwiesen. Er bekäme inzwischen häufig Nachrichten von Kollegen der Grünen,
aber auch von Sozialdemokraten, in denen
es in Bezug auf die frühere Ampel-Regierung heiße: „So schlecht waren wir doch
nicht.“ Zugleich widersprach Kubicki der
Darstellung, die FDP allein habe das Ende
der Ampel-Regierung betrieben. Die Debatte über den sogenannten „D-Day“-Plan
der Liberalen greife zu kurz. Auch SPD und
Grüne hätten das Ende des Bündnisses
vorbereitet, behauptete der FDP-Chef. Im
Juli 2024 habe es ein separates Treffen von
Vertretern beider Parteien im Kanzleramt
gegeben, bei dem über ein mögliches Ende
der Koalition gesprochen worden sei.
WELT: Sie sprechen nicht nur von einer
Bildungskrise, sondern von einem Bildungsnotstand. Ist dieser Alarmismus
gerechtfertigt?
ZIERER: Aus meiner Sicht eindeutig ja.
Wir beobachten seit zehn Jahren einen regelrechten Sturzflug bei den Lernleistungen. Gleichzeitig verschlechtert sich die
psychosoziale Situation vieler Kinder und
Jugendlicher. Depressionen und Vereinsamung nehmen zu, ebenso die Zahl der
Suizide. Hinzu kommen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wie Übergewicht. Praktisch alle
empirisch messbaren Indikatoren zeigen
nach unten. Wenn inzwischen mehr als ein
Drittel der Kinder die Mindeststandards
beim Rechnen, Lesen und Schreiben nicht
erreicht, sprechen wir nicht mehr über
kleinere Probleme. Das hat unmittelbare
Folgen für Ausbildung, Arbeitsmarkt und
Gesellschaft. Deshalb halte ich den Begriff
Bildungsnotstand für angemessen.
Wegen der finanziellen Konflikte innerhalb der Regierung sei allen Beteiligten klar
gewesen, „dass es so nicht weitergehen
kann“. Am Ende habe sich vor allem die
Frage gestellt, wer für das Scheitern verantwortlich gemacht werde.
Mit Blick auf die AfD warnte Kubicki davor, deren Wähler pauschal als Rechtsradikale abzustempeln. Viele Menschen unterstützten die Partei aus Enttäuschung über
die Politik und wegen ausbleibender Problemlösungen. Die Strategie anderer Parteien, um Zustimmung allein mit dem Verweis
auf die Gefahr einer AfD-Regierungsbeteiligung zu werben, bezeichnete er als „gefährlich“. Wer nur mit dem Argument antrete,
die AfD verhindern zu wollen, werde Wähler auf Dauer nicht überzeugen. „Gucken
Sie sich Deutschlands Osten an“, sagte
Kubicki. „In Sachsen-Anhalt versuchen die
Grünen jetzt mit taktischen Manövern zu
erklären, sie müssten in den Landtag, damit eine AfD-Mehrheit verhindert wird. Erbärmlicher geht es ja nicht.“
WELT: Sie nennen drei Ursachen für
diese Entwicklung: Migration, Digitalisierung und einen Niveauverlust durch
Gleichmacherei. Beginnen wir mit der
Migration. Kinder der ersten Einwanderergeneration schneiden im Durchschnitt deutlich schlechter ab, häufig wegen sprachlicher Defizite. Welche Folgen
hat das?
ZIERER: Zunächst sollte man differenzieren. Deutschland ist ein Einwanderungsland und auf Migration angewiesen. Das
Problem besteht nicht darin, dass Menschen zu uns kommen. Das Problem ist,
dass das Bildungssystem darauf nicht ausreichend vorbereitet wurde. Wenn in einFür die FDP zeigte sich Kubicki dennoch
optimistisch. Trotz anhaltend schwacher
Umfragewerte sieht er seine Partei auf dem
Weg zurück. Seit seiner Wahl zum Parteivorsitzenden sei in der FDP wieder Ruhe
eingekehrt, sagte er.
Der Wiederaufstieg der Liberalen sei
„mittelfristig nicht aufzuhalten“. Auch mit
Blick auf die an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im Osten gab sich Kubicki zuversichtlich
und erklärte, insbesondere in Sachsen-Anhalt bestehe eine realistische Chance auf
die Rückkehr in den Landtag.
krö
W
olodymyr
Selenskyj
greift
nach
einem
fliegenden
100-Euro-Schein und blickt
in die Kamera.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soll auf diesem KI-generierten Bild
wohl arrogant wirk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und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beide
CDU) flankieren Selenskyj, viele weitere Euro-Noten fliegen durch die Luft.
„Schluss mit der Abzocke!“, hat das
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 (BSW) darüber geschrieben.
Titel: „Frieden durch Dialog“. Im Juni
reisten die BSW-Europaabgeordneten
Ruth Firmenich und Michael von der
Schulenburg für einen „Arbeitsbesuch“
nach Moskau.
Die Rechercheund Informationsstelle Antisemitismus (Rias) in Sachsen-Anhalt erinnert das Motiv des
jüdischen Präsidenten der Ukraine
außerdem an Stereotype vom „gierigen
Juden“. Es werde eine Bildsprache reproduziert, „die durchaus an antisemitische Stereotype anknüpft und an Propaganda-Material aus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erinnern kann“, teilte Rias
der „Mitteldeutschen Zeitung“ mit. Das
BSW wies die Kritik demnach zurück.
Man sei „sehr stolz“ auf das Motiv. Der
ukrainische Botschafter in Deutschland, Oleksii Makeiev, behauptete in
einem WELT-Interview am Samstag,
„dass es in Deutschland Parteien am
rechten und am linken Rand gibt, die
offenbar jeden Morgen Weisungen aus
Moskau bekommen“. Makeiev weiter:
„Denn aus eigener Dummheit heraus
könnte man so etwas nicht von den Sitzen des Bundestags oder der Landtage
vortragen.“
KEVIN CULINA
UND FREDERIK SCHINDLER
Das Motiv ist eines ihrer Wahlplakate zu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im September. Dass die WagenknechtPartei gegen di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polemisiert, ist nicht neu. Von
ihrer Parteigründung an stellte sie sich
gegen Russland-Sanktionen und Waffenlieferungen an das überfallene Land.
Erst im Mai veranstaltete BSW-Bundesvorstandsmitglied Sevim Dağdelen ein
Podiumsgespräch mit dem russischen
Botschafter Sergej Netschajew in Berlin.
4 POLITIK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Wir beobachten einen
regelrechten Sturzflug
bei den Lernleistungen“
Die Bildungskrise wächst sich zu einem echten Standortrisiko
für Deutschland aus, warnt Erziehungswissenschaftler Klaus Zierer.
Um das zu ändern, sei eine Umwälzung auf gleich mehreren Feldern nötig
WILLIE B. THOMAS/GETTY IMAGES
In deutschen Schulen kämpfen die Lehrer engagiert gegen die Bildungsmisere an
zelnen Klassen 80 oder 90 Prozent der Kinder kaum Deutsch sprechen, geraten Lehrkräfte an ihre Grenzen. Unter solchen Bedingungen lernen nicht nur die betroffenen
Kinder weniger, sondern auch die anderen.
Ab einem bestimmten Punkt der Heterogenität entstehen Kipppunkte im System.
Dann leide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Lehrkräfte, weiterführende Schulen und
später auch die Betriebe. Es muss schnell
und massiv gegengesteuert werden, vor
allem mit Sprachund Integrationskursen.
Darüber hinaus müssen wir darüber nachdenken, wie Migration so gesteuert werden
kann, dass sie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dient und nicht destabilisiert.
auf Papier funktionieren vielfach besser
als auf Tablets oder Bildschirmen. Die Digitalisierungseuphorie
fokussiert
stark
auf technische Möglichkeiten. Aus meiner
Sicht haben wir uns hier blenden lassen.
Die Schulen sind trotz großer Investitionen nicht besser geworden. Deshalb halte
ich eine grundsätzliche Kurskorrektur für
notwendig. Das gilt auch für den Umgang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Die Gefahr besteht darin, dass Menschen das Denken
verlernen und damit auch die Fähigkeit zur
Bildung verlieren.
WELT: Überraschend, vielleicht sogar
provokant ist auch Ihre Kritik an der Digitalisierung von Schule. Warum halten
Sie die für problematisch?
ZIERER: Viele Studien zeigen, dass Digitalisierung in der Schule keineswegs automatisch positive Effekte erzeugt. Häufig überwiegen die negativen Folgen: mehr Ablenkung, schlechtere Konzentration, schwächere Lernleistungen. Schreiben und Lesen
KLAUS ZIERER
AfD und BSW reagieren empört auf Vorwurf des Ukraine-Botschafters
Parteien „am rechten und am linken Rand“ arbeiteten mit Russland zusammen, hatte der ukrainische Botschafter behauptet. Linke „fühlt sich nicht angesprochen“
heitspolitische Sprecherin Sara Nanni.
„Während ich bei den Linken tendenziell einen naiven, populistischen Radikalpazifismus als Ursache sehe, halte
ich das Zusammenspiel Moskaus mit der
AfD für koordiniert. Es gab in der Vergangenheit immer wieder Beweise für
enge Verbindungen zwischen der rechtsextremen AfD und dem Kreml.“ Nanni,
die Friedensund Konfliktforscherin ist,
verweist auf AfD-Abgeordnete, die in der
russischen Botschaft „ein und aus“ gingen, und „nun ehemalige Mitarbeiter“,
die „für russische Dienste tätig“ gewesen seien. „Was daran erstrebenswert
sein soll, sich mit einem Massenmörder
– der auch Deutschland bedroht, sein
Brudervolk in der Ukraine angreift und
auch sein eigenes Volk auf die Schlachtbank treibt – zu verständigen, ist mir
schleierhaft“, sagt Nanni.
Auf die Rückfrage, ob er damit BSW,
Linke und AfD meine, sagte Makeiev:
„Meine klare Botschaft an die Wähler
lautet: Schauen Sie aufmerksam – um eine Alternative für welches Land geht es
letztlich? Damit man nicht den Dingen
Vorschub leistet, vor denen wir Europäer uns eigentlich schützen sollten: vor
Autokratie, vor Ausländerhass, vor der
Billigung von Kriegsverbrechen, vor Aggression. Als Europäer will ich, dass die
Demokraten gewinnen, nicht die Autokraten.“ Der außenpolitische Sprecher
der Unions-Bundestagsfraktion, Jürgen
Hardt (CDU), schließt sich der Kritik
Makeievs an. „Jeder deutsche Wähler
muss sich im Jahr 2026 leider die Frage
stellen: Arbeiten die zur Wahl stehenden
Parteien für Deutschlands Feinde?“, sagt
Hardt WELT. „Die Loyalität von Volksvertretern zu Deutschland infrage zu
stellen, ist ein gewaltiger Vorwurf, für
den es aber leider mehr als nur Hinweise
gibt.“ Sowohl AfD als auch BSW hätten
„immer wieder bewiesen“, dass sie „gegenüber Russland hörig“ seien.
Das BSW weist dies zurück – und holt
zu einem scharfen Angriff auf Makeiev
aus. „Der ukrainische Botschafter hat
jedes Maß verloren“, sagt BSW-Gründerin Sahra Wagenknecht WELT. „Wahrscheinlich glaubt er, wenn die Ukraine
den Deutschen ihre wichtigste Energieversorgungsleitung wegsprengen kann,
Auch von den Grünen im Bundestag
kommt Zuspruch. „Der Vorwurf des Botschafters hat Substanz“, sagt die sicherZIERER: Wenn man es sehr sorgfältig
macht, mag es sinnvolle Einsatzfelder
geben. Trotzdem sehe ich ein Grundproblem. Wenn eine KI vorgibt, welche Aufgaben bearbeitet werden sollen, wann
Vokabeln wiederholt werden müssen und
welche Lernschritte folgen, dann vollzieht der Schüler im Wesentlichen die
Vorgaben eines Systems. Bildung bedeutet aber, Autor seines eigenen Lebens zu
werden. Ich muss lernen, zu entscheiden,
Fehler zu machen, Rückschläge zu verarbeiten und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Ein Schüler sollte sich fragen: Wie
lerne ich am besten? Wie organisiere ich
mich? Welche Strategien funktionieren
für mich? Wenn wir solche Fragen an KISysteme auslagern, lernen wir vielleicht
schneller, bilden uns aber weniger.
WELT: Sie beklagen, dass in der Bildungspolitik seit Jahrzehnten Gleichheit über
Leistung gestellt werde. Was meinen Sie
damit konkret?
ZIERER: Das zeigt sich vor allem daran,
wie wir heute über Bildung sprechen. Wir
vergleichen Quoten und schließen aus
Ungleichheiten oft sofort auf Ungerechtigkeit. Dahinter steht die Vorstellung,
ein gerechtes Bildungssystem müsse zu
gleichen Ergebnissen führen. Genau das
halte ich für einen Irrtum. Bildung erzeugt zwangsläufig Ungleichheiten, weil
Menschen unterschiedliche Interessen,
Begabungen und Lebensumstände haben.
Wenn das Ziel dennoch Ergebnisgleichheit ist, lässt sich das nur durch niedrigere Leistungsanforderungen erreichen.
Im Bemühen um mehr Gleichheit opfern
wir zunehmend den Leistungsanspruch.
Bildung bedeutet nicht, dass am Ende alle
gleich sind, sondern dass jeder aus seinen
Möglichkeiten das Beste macht.
WELT: Statt Gleichheit also lieber Chancengerechtigkeit?
ZIERER: Absolut. Das war die Idee der Aufklärung: Nicht Herkunft, familiärer Hintergrund oder gesellschaftlicher Status
sollten über die Möglichkeiten eines Menschen entscheiden, sondern seine Leistung. Wenn wir den Leistungsgedanken
aus der Schule herausnehmen, gewinnen
familiärer Hintergrund, kulturelles Kapital oder Netzwerke wieder an Bedeutung.
Wer ohnehin privilegiert ist, profitiert davon. Deshalb schafft die Schwächung des
Leistungsgedankens nicht mehr, sondern
weniger Gerechtigkeit. Chancengerechtigkeit bedeutet nicht Ergebnisgleichheit,
sondern Chancen entsprechend Fähigkeiten und Leistungen.
WELT: In Ihrem Buch formulieren Sie das
so: „Am Ende geht das Licht in den Hirnen aus.“
ZIERER: Es gibt eine Studie d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der
drei Monate lang beobachtet wurde, was
passiert, wenn Menschen Texte mit oder
ohne KI schreiben. Die Probanden, die
ihre Texte selbst verfassten, waren deutlich stärker kognitiv gefordert. Sie mussten Ideen entwickeln, strukturieren und
formulieren. Wer die Arbeit weitgehend
an die KI delegiert, spart zwar Mühe,
verzichtet aber auf zentrale Lernund
Bildungsprozesse. Darüber hinaus hat
eigene Leistung eine wichtige Funktion
für das Selbstwertgefühl. Wer sich durch
einen schwierigen Denkprozess arbeitet
und am Ende einen Text geschaffen hat,
empfindet Zufriedenheit. Deshalb kann
die Bedeutung von Anstrengung nicht
hoch genug eingeschätzt werden. Ohne
Anstrengung gibt es keine Bildung.
WELT: Sie sagen, der Bildungsnotstand
sei mittlerweile ein Standortrisiko für
Deutschland. Worin besteht dieses Risiko konkret?
ZIERER: Zum einen in der nachlassenden
Wirtschaftsleistung und Innovationskraft.
Bildung ist ein zentraler Faktor für den
Erfolg einer Volkswirtschaft. Mindestens
ebenso bedeutsam ist aber die Demokratiefähigkeit eines Landes. Menschen müssen
lesen, verstehen, argumentieren, kritisch
hinterfragen und sich eine eigene Meinung
bilden können. Sie müssen nachvollziehen
können, was gesellschaftlich geschieht,
und über einen Werterahmen verfügen, der
Orientierung gibt. Mit einem sinkenden
Bildungsniveau gehen solche Fähigkeiten
verloren. Das kann man schon heute beobachten. Das ehrenamtliche Engagement
nimmt ab, das Vertrauen in Politik und
Institutionen sinkt, die gesellschaftliche
Zufriedenheit geht zurück. Aus gesamtgesellschaftlicher Sicht ist das vermutlich die
größte Gefahr.
WELT: Befürworten Sie zumindest den
Einsatz von KI zur Individualisierung
des Lernens?
Unstrittig ist, dass zahlreiche führende AfD-Politiker in der Vergangenheit
Positionen vertreten haben, die Interessen der russischen Regierung entgegenkamen – etwa Forderungen nach der Abschaffung von Russland-Sanktionen und
der Ukraine-Militärhilfe sowie nach einer Wiederaufnahme enger wirtschaftlicher Beziehungen zu Russland. Vertreter der Rechtsaußen-Partei begründen
diese Positionen regelmäßig mit einem
„Eintreten für deutsche Interessen“.
ohne dass das irgendwelche Konsequenzen hat, dann darf sie sich auch offen in
unsere Wahlen einmischen.“ Die BSWGründerin insinuiert damit, dass der
ukrainische Staat für den Anschlag auf
die beiden Nord-Stream-Pipelines verantwortlich sei.
Wagenknecht hält die Aussage des
Botschafters für eine Grenzüberschreitung: „Makeievs Ton ist eine Unverschämtheit angesichts der vielen Milliarden, die die Ukraine in diesem Jahr
wieder vom deutschen Steuerzahler
erhält, Geld, das auch von den Wählern
der von ihm geächteten Parteien bezahlt wird. Der Bundesregierung ist die
Ukraine offensichtlich wichtiger als die
eigenen Bürger, die auch an der Tankstelle für die Fortsetzung des Krieges
bezahlen.“ Der außenpolitische Sprecher der AfD im Bundestag, Markus
Frohnmaier, weist die Vorwürfe des
Botschafters ebenfalls deutlich zurück.
„Die AfD erhält und akzeptiert keine
Weisungen aus Moskau“, sagt er WELT.
„Herr Makeiev lügt und missbraucht
sein diplomatisches Amt für parteipolitische Einmischung und gezielte Provokationen in Deutschland.“
Die Linke fühlt sich von Makeievs
Aussagen indes nicht angesprochen.
„Die Verurteilung von Kriegsverbrechen und Ausländerhass und die Stärkung der Demokratie erwarte ich von
allen Parteien, ganz gleich, wo sie sich
ansiedeln“, sagt Bundesgeschäftsführer Jannis Ehling. „Das gilt auch für
die Regierungsparteien, die mit ihrem
Rumgeeiere beim Völkerrecht oder den
schmutzigen Deals mit Autokraten genau dieses Gefühl von Doppelstandards
und Unsicherheit befördern.“ Den
„völkerrechtswidrigen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verurteilte die Linke immer
wieder – und betonte das Selbstverteidigungsrecht der Ukraine.
Oleg Kotow wurde
im April 2022
nach Russland verschleppt
O
leg Kotow stirbt, und er
weiß es. Seine ersten Tage
in Freiheit nach so vielen
Jahren in Gefangenschaft
sind seine letzten auf dieser
Welt. Sein Mittagessen an diesem Tag,
eine Suppe, schmeckt er nur über die
Aromen, die aus dem Magen in seinen
Mund aufsteigen. Seine Frau Switlana
zieht sie mit einer großen Spritze aus
einem Glas auf und pumpt die Flüssigkeit
durch den Schlauch, der durch die Bauchdecke führt. Suppe mit Basilikum gibt es
heute.
STEFAN SCHOCHER
Kotow sitzt da, die Arme auf das Bett
gestemmt, ein Mann von 59 Jahren, abgemagert bis auf die Knochen. Er zwingt
sich ein Lächeln ab. Sagt auf Russisch:
„Köstlich“. Er spricht in kurzen Sätzen.
Jeder Atemzug rasselt. Mehr als vier Jahre war er in russischer Gefangenschaft
– ohne Anklage, ohne Verurteilung. Vor
einem Monat ist er im Zuge eines Austausches frei gekommen. „Das ist das Böse“,
sagt er. Und noch einmal: „Das ist das Böse.“ Er habe seine Wächter in der Haft darüber reden hören, dass er Krebs hat. Ihm
hätten sie aber nur gesagt, dass er bloß eine hartnäckige Lungenentzündung habe.
Keine Behandlung, nur ein paar Spritzen
habe er bekommen, von denen er nicht
sagen könne, was darin war. Als er freigelassen wurde, konnte er sich kaum auf
den Beinen halten.
Wie viele andere tausend ukrainische
Zivilisten wurde Oleg in russischer Gefangenschaft systematisch gefoltert. In
einem Bericht der Organisation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OSZE) zur Verschleppung von Zivilisten
in russisch besetzten Gebieten heißt es,
dass „willkürliche Freiheitsentziehung
ukrainischer Zivilisten in großem Umfang“ stattfinde und „Anzeichen für ein
systematisches, konsequentes und vorsätzliches Verhaltensmuster“ erkennen
lasse, „das sich speziell gegen ukrainische Zivilisten richtet“.
nicht sagen, dass mein Sohn bei der Polizei arbeitet, damit sie ihn erpressen können.“ Er habe also behauptet, sein Sohn
sei Bauarbeiter. Dann sei ein Mann mit
Zetteln gekommen. Sie hatten alles: Geburtsdatum, Name, Dienstgrad seines älteren Sohns. „Sie wussten, dass ich nicht
die Wahrheit gesagt hatte.“ Ab diesem
Moment war nichts mehr normal.
Kotow wurde auf offener Straße verschleppt. Nicht lange nach der russischen Großinvasion im Februar 2022
stand er mit einem Nachbarn an einer
Straße in seinem Dorf. Die Gegend in der
Region Charkiw war bereits seit etwas
mehr als zwei Monaten unter russischer
Besatzung. Fliehen konnten er und seine
Frau nicht, er wollte seine Schwiegermutter nicht zurücklassen. Am 23. April 2022 kamen sie, erinnert sich Kotow.
„In schicken Autos“, wie er sagt. 15 Männer in Uniform. Russische Soldaten. Sie
seien direkt auf ihn zugekommen und
hätten gefragt: „Bist du Kotow?“ Dann
nahmen sie ihn, den pensionierten Polizisten, mit.
Das Verhör sei in einen Keller verlagert
worden. Kotow sei gefragt worden: „Wissen Sie, was ein Sternchen ist?“ Kotow
verzieht das Gesicht, während er erzählt,
worum es sich dabei handelt: Man steht
mit dem Rücken zur Wand, Arme und
Beine sind gespreizt. „Dann fängt einer
an, mit voller Wucht auf die Brust zu
schlagen. Einmal, zweimal, dreimal, viermal.“ Beim sechsten Schlag aufs Herz sei
er umgefallen. Männer hätten ihn wieder
aufgerichtet. Man gab ihm eine Tablette.
„Dann brachten sie ein Tapik“, sagt er.
Das ist ein sowjetisches Feldtelefon mit
Kurbelgenerator, umgebaut wird es zur
Folter verwendet – um Elektroschocks zu
verabreichen. Auch das hat einen Namen:
„Krokodil“, wegen der Klemmen, die an
Brustwarzen, Genitalien, Gliedmaßen
und im Anus angebracht werden.
Kotow schildert die Ereignisse so: In
einem nahen Bahnhofsgebäude begannen die Soldaten, ihm Fragen zu stellen.
Am Anfang sei alles normal gewesen.
Dann hätten sie nach seinen beiden Söhnen gefragt, was die beiden denn täten.
Der jüngere studiert in Westeuropa, der
ältere arbeitet bei der Polizei in Charkiw – jener Stadt nahe der russischen
Grenze, die der russische Präsident Wladimir Putin um jeden Preis einnehmen
wollte. Kotow sagt: „Ich werde doch
Ein maßgebliches Kriterium dafür,
dass Ukrainer in Folterhaft kommen, ist
die aus Sicht von Russland bestehende,
angebliche Illoyalität zum BesatzungsPOLITIK 5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STEFAN SCHOCHER
Beim sechsten
Schlag aufs Herz
wesen, der die Seiten gewechselt habe.
Nach dem Aufenthalt in dem „Hotel“,
wie Kotow es zynisch nennt, hatte er drei
gebrochene Rippen – mindestens, wie er
sagt. Dann ging es nach Schibekino, in
die russische Oblast Belgorod. Ein Lager
mit 25 Zelten. Wieder Verhöre. Wieder
Prügelorgien. Die Spezialität des Lagers:
Überraschungs-Attacken der Wachen
bei Nacht – mit 73 Zentimeter langen
Schlagstöcken. „Auf den Hintern, in den
Hintern.“ Heiße Eisen auf die Fußsohlen.
Verbrennungen mit Gas. Und: „Rodnitschok“ – man liegt auf einer Bank, Gesicht nach oben, wird mit einem Tuch
geknebelt, während Wasser in den Mund
fließt, man aber nicht schlucken kann.
„Zahnarztinstrumente“, die sie bei Verhören rituell ausgebreitet hätten. Acht
Monate war er in Schibekino.
fiel er um
Nach einer vierjährigen Odyssee durch
russische Folterkeller kehrt der Ukrainer
Oleg Kotow nach Hause zurück –
und berichtet von den systematischen
Grausamkeiten in der Gefangenschaft
Dann: Untersuchungsgefängnis Sarajsk südlich von Moskau. Weiter nach
Stary Oskol. Dann fingen die medizinischen Probleme an. Dort habe es diesen
Lagerkommandanten gegeben. „Dr. Böse“, sagt Kotow. Einen HIV‑infizierten
Insassen hätten sie aus der Zelle gezerrt
und in einen Raum ohne Fenster gesteckt.
„Er ist ganz leise von uns gegangen“, sagt
Kotow. Der Mann habe eine Lungenentzündung bekommen und sei nach drei Tagen gestorben. Ein anderer Insasse habe
sich mit einem Bettlaken erhängt.
Kotow sei gesagt worden, er werde
wegen seiner „Lungenentzündung“ ersticken. Immerhin habe man ihn, den
Schwerkranken, von da an weitestgehend in Ruhe gelassen. Bis zu jenem Tag
im Juni 2026: Die Insassen mussten Uniformen anziehen und sich alle aufstellen: Gesicht zur Wand, Gliedmaßen gespreizt, Hände an die Wand. Dann habe
man ihnen Stoffsäcke über den Kopf gestülpt, sie abgeführt und in ein Flugzeug
gesetzt. Was vor sich gehe, habe niemand
gewusst. Einer der Männer habe gesagt,
das sei ein Gefangenenaustausch, sagt
Kotow. Er habe geantwortet: „Niemals,
sei kein Depp.“
STEFAN SCHOCHER
Switlana Kotowa zeigt ein Foto aus der Zeit vor dem Krieg
regime. Der Umstand, dass Kotow früher
Polizist war und sein Sohn im aktiven Polizeidienst tätig war, reichte offenbar aus,
um Zweifel zu erregen. Die OSZE-Expertenkommission bezeichnet diese Vorgehensweise als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Das ist ein juristischer
Begriff, der Gewalttaten beschreibt, die
„im Rahmen eines weitverbreiteten oder
systematischen Angriffs gegen eine beliebige Zivilbevölkerung begangen werden, wobei Kenntnis über diesen Angriff
vorliegt“. Sprich: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bedürfen eines hohen
Organisationsgrades, einer Befehlskette,
einer Intention, einer Systematik in der
Umsetzung.
Doch es war die Wahrheit. Wie ein
Traum sei das gewesen, erzählt Kotow.
„Und hier bin ich jetzt“, sagt er. Er schaut
auf den kleinen Balkon vor seinem Krankenhauszimmer im zweiten Stock, die
Arme auf die Matratze gestemmt. Drau-
ßen zwitschern Vögel, die Sonne scheint.
In der Nacht sind russische Raketen in
Kiew eingeschlagen – wieder einmal. In
der Nacht darauf wird es wieder passieren. In wenigen Tagen will Kotow seinen 60. Geburtstag feiern. Er sagt: „Ich
bin nicht verbittert.“ Aber einen großen
Wunsch habe er für sich und die Menschheit: „Dieses Böse muss besiegt werden.“
Für Kotow begannen vier Jahre Qualen. Aus dem Keller wurde er in ein fünfstöckiges Hotel an der russischen Grenze
gebracht, das als Gefangenenlager diente. Dort habe man ihn in eine Ecke gesetzt – 15 Männer seien rundum gestanden. Einer habe ein Messer aufgeklappt
und gesagt: „Na, sollen wir dir die Ohren
abschneiden?“ Er tippt auf sein Ohr. Das
Ohr ist noch da, die Wunde ist verheilt.
„Sie wollten mir nur den Brustkorb zertrümmern“, sagt Kotow. Vier Stunden
lang hätten sie ihn geschlagen. Dann wieder das Tapik.
Seine Ehefrau Switlana Kotow steht
vor ihm, streicht ihm über den Kopf. Sie
zeigt ein Foto aus der Zeit vor der russischen Invasion im Februar 2022: Ein
Mann mit dunklem Haar und rosigem
Gesicht ist zu sehen, Wange an Wange
mit ihr. Ein Bild aus einer Welt, in der
es eine Zukunft gab. Jeden Monat hat
sie ihm während der Haft geschrieben.
Zwei Briefe hat ihr Mann erhalten. Seine
Mundwinkel zittern, seine Augen werden feucht, er lehnt seinen Kopf an ihre
Brust, sie drückt ihn an sich. Ende Juli,
sieben Tage nach dem Treffen mit WELT,
ist Oleg Kotow eingeschlafen und nicht
mehr aufgewacht.
Das ging fast einen Monat so. Bei den
Verhören sei auch ein Ukrainer dabei ge-
„Ein Abiturzeugnis sagt
bei einem 45-Jährigen kaum
noch etwas aus“
Die Bundeswehr-Reserve muss massiv wachsen. Doch
der Präsident des Reservistenverbandes kritisiert: Viele
Interessenten werden abgeschreckt, Material fehlt
B
abteilungen der Standorte wenden. Dafür
braucht man allerdings bereits etwas Vorwissen. Das ist für viele eine Hürde. Zudem
hängt viel von der personellen Ausstattung
und vom Mindset vor Ort in den Karrierecentern ab. Können sie sich um Reservisten
genauso kümmern wie um Bewerber für die
aktive Truppe? Genau dort entsteht häufig
die Rückmeldung: Das geht nicht, das können wir nicht oder das dauert sehr lange.
astian Ernst, 39, ist Bundestagsabgeordneter der CDU und seit April Präsident des Verbands der Reservisten
der Bundeswehr. Der Hauptgefreite der
Reserve ist der erste Nicht-Offizier an der
Spitze der Organisation.
THORSTEN JUNGHOLT
WELT: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will die Zahl der Reservisten
von heute rund 60.000 auf mindestens
200.000 steigern. Ist dieses Ziel realistisch, Herr Ernst?
BASTIAN ERNST: Es ist notwendig, weil
wir es der Nato zugesagt haben. Ob es realistisch ist, werden wir jetzt anhand des
Zulaufs nach dem Reservestärkungsgesetz
sehen – vor allem durch die Abfrage der
ehemaligen Gedienten, die seit dem 1. Juli
angesprochen werden. 200.000 beorderte
Reservisten entsprechen immerhin 43 Prozent unseres Abschreckungspotenzials.
WELT: Wer entscheidet oberhalb der
Karrierecenter, ob ein Reservist gebraucht wird oder nicht?
ERNST: Das Bundesamt für das Personalmanagement. Dort gibt es die zuständigen
Referate. Die Behörde verantwortet das
Personal der Bundeswehr – sowohl die aktive Truppe als auch die Reservisten.
WELT: Warum zählt teilweise eine Abiturnote aus den frühen 2000er-Jahren
mehr als jahrzehntelange Führungsverantwortung?
ERNST: Weil wir Deutsche sind. Wir legen
großen Wert auf das, was auf dem Papier
steht. Ich halte das für einen Knackpunkt.
Andere Länder gehen mit Lebensleistung
und Berufserfahrung pragmatischer um,
ohne die militärische Komponente zu verwässern. Wenn man in die Ukraine schaut,
kämpfen dort viele Reservisten und ehemalige Reservisten. Hätte man zuerst deren
Zeugnisse angefordert, stünde die Ukraine
heute vermutlich nicht dort, wo sie steht.
Wir leisten uns diesen Luxus, weil wir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Lage noch nicht in
ihrer ganzen Konsequenz erkannt haben.
Diese Problematik sprechen wir als Verband gegenüber dem Ministerium und
der militärischen Führung an. Dort ist angekommen, dass wir nicht einfach weitermachen können wie bisher. Wir brauchen
mehr Flexibilität und Dynamik. Ein Abiturzeugnis sagt bei einem 45-Jährigen kaum
noch etwas aus. Gleiches gilt häufig für alte Ausbildungsabschlüsse. Menschen entwickeln sich weiter. Entscheidend ist die
Bereitschaft, dem eigenen Land dienen zu
wollen. Dann muss man schauen, was diese
Person heute mitbringt.
WELT: Gibt es einen Plan, welcher Reservist mit welchen Fähigkeiten wo gebraucht wird?
ERNST: Grob. Die Verteidigungsaufstellung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beinhaltet verschiedene Arten beorderter
Reservisten. Zum einen haben wir die Heimatschutzdivision, die über das ganze Land
verteilt und regional verankert ist. Zum
anderen gibt es die Reservisten, die den
aktiven Truppenteilen zugeordnet sind.
Genau dort müssen wir wieder hin: aktive
und nicht-aktive Truppe gemeinsam denken, beüben und ausstatten. Momentan
ist es häufig noch so, dass die Reservisten
Material der aktiven Truppe nutzen. Dieser
„Waffenklau“ muss enden.
WELT: Was fehlt den Reservisten derzeit
am dringendsten?
ERNST: Vor allem Übungsmöglichkeiten.
Nichts ist frustrierender, als beordert zu
sein und sich engagieren zu wollen, aber
keine Möglichkeit zum Üben zu erhalten.
Außerdem geht es um Ausrüstung – Gewehre, Funkgeräte und leichte Fahrzeuge. Die
Reserve soll künftig über eigene Systeme
verfügen, die denen der aktiven Truppe entsprechen.
WELT: Andererseits hören wir von Kompaniechefs der Reserve, dass sie vor allem
Reservisten als Feldersatz brauchen.
ERNST: Das ist definitiv so. Ich bin als
Hauptgefreiter der erste Nicht-Offizier an
der Spitze des Reservistenverbandes und
mit Abstand der jüngste Präsident. Das ist
auch ein Signal an die jungen Menschen, die
künftig aus dem neuen Wehrdienst in die
Reserve wechseln. Es kommt nicht darauf
an, möglichst viele Reserveoffiziere auszubilden. Auch ein Hauptgefreiter hat eine
sinnvolle Aufgabe. Bei den Offiziersdienstgraden haben wir keine Probleme. Nachholbedarf besteht bei den Mannschaftsdienstgraden und vielen Fachverwendungen. Das gilt für die aktive Truppe ebenso
wie für die Reserve.
WELT: Uns haben Zuschriften von ExSoldaten und von Ungedienten erreicht,
die Reservist werden wollen – aber am
Prozess scheitern. Was ist da los?
ERNST: Wir sind als Verband breit in der
Fläche vertreten, deshalb sind uns solche
Fälle bekannt. Uns begegnen Menschen, die
etwa ihren Kriegsdienst-Verweigerungsantrag zurückziehen und mit 45 oder 50
Jahren, mit Familie und mitten im Leben,
sagen: Ich will etwas tun. Ich entscheide
heute anders als mit 18 oder 19. Diese Menschen laufen zu oft auf und bekommen
Rückmeldungen wie: Das geht nicht, das
dauert zu lange oder das ist nichts für Sie.
Man fordert sie auf, ihr Abiturzeugnis herauszusuchen. Das sind nicht die richtigen
Antworten. Es kann nicht sein, dass man
diese Menschen im Prozess scheitern lässt
oder sogar abweist. Dabei geht es häufig
gar nicht darum, jemanden zum Reserveoffizier auszubilden. Viele bringen Lebens-
und Berufserfahrung mit und möchten einfach im Wachund Sicherungsdienst tätig
werden und regional etwas leisten.
AMIN AKHTAR
WELT: Das heißt, die Verfahren sind
nicht auf Lebensläufe von Ungedienten
ausgerichtet?
ERNST: Die Bundeswehr ist momentan
gut darin, für die aktive Truppe zu werben.
Der Faktor Reservisten spielt im Recruiting noch nicht dieselbe Rolle. Wir müssen
die Karrierecenter anders aufstellen. Beim
Thema Ungediente gibt es derzeit rund
1000 Plätze. Gleichzeitig ist der Verwaltungsaufwand für diese 1000 Soldatinnen
und Soldaten sehr hoch. Die Frage ist, ob
bestimmte Aufgaben nicht wieder anders
organisiert werden sollten. Das Thema kam
ursprünglich aus dem Reservistenverband
und wurde später in das Bundesamt für das
Personalmanagement der Bundeswehr verlagert. Vielleicht braucht es hier neue Lösungen.
Bastian Ernst (CDU)
WELT: Besonders bedauerlich sei es,
„wenn bereits ausgebildete Soldaten abgelehnt oder hingehalten werden“, kritisiert der Wehrbeauftragte Henning Otte
(CDU). Wie sind Ihre Erfahrungen?
ERNST: Bei ehemaligen Soldaten ist vieles
inzwischen flexibler geworden. Die Regelungen wurden deutlich gelockert. Dennoch ist es in der aktuellen Aufstellung der
Bundeswehr manchmal schwierig, sinnvolle Aufgaben zu finden. Gleichzeitig haben
wir in den vergangenen anderthalb Jahren
viel getan, damit die Bundeswehr wächst –
personell, infrastrukturell und materiell.
Noch stecken wir in einer Übergangsphase,
weil wir viel Material abgegeben haben – ich
nenne das Tal der Tränen. Aber da arbeiten
wir uns heraus, wir werden künftig viele
Menschen benötigen und einsetzen können. Grundsätzlich sollte jeder, der zurückkehren möchte, wieder in die Bundeswehr
kommen können. Ausnahmen wird es geben, etwa bei Extremisten oder gravierenden gesundheitlichen Problemen. Aber wer
dienen möchte, sollte nicht abgewiesen
werden – unabhängig davon, ob er bereits
gedient hat oder nicht.
WELT: Wer ist zuständig, wenn sich ein
Ungedienter bewirbt?
ERNST: Im Prinzip gibt es zwei Wege. Man
kann in ein Karrierecenter gehen und sagen:
Ich möchte Reservist werden. Dann wird
gefragt, ob man bereits bei der Bundeswehr
war. Wer nicht gedient hat, kommt in den
entsprechenden Prozess für Ungediente.
Man kann sich auch direkt an die Personal-
Argentiniens Präsident hatte vor einer Woche mit Attacken gegen den Regierungschef des Nachbarlandes für einen diplomatischen Eklat gesorgt. Jetzt wählt er erneut scharfe Worte. rgentiniens libertärer Präsident Javier Milei hat seine Attacken gegen Brasiliens linken Staatschef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bekräftigt. „Er ist ein Dieb, ein Korrupter, er wurde als Dieb und Korrupter verurteilt“, sagte Milei am Sonntag dem argentinischen Sender LN+. „Er saß in Haft, und deswegen stimmt auch das mit dem Sträfling.“ Lula sei außerdem wegen eines „bürokratischen Fehlers im Verfahren“ aus der Haft entlassen worden, „nicht weil er unschuldig war“.
Der für die Beleidigung politischer Gegner bekannte Milei hatte vor etwas über einer Woche mit Attacken gegen den Präsidenten des Nachbarlandes für einen diplomatischen Eklat gesorgt. Bei der Kür des rechtsgerichteten brasilianischen Senators Flávio Bolsonaro – Sohn von Ex-Präsident Jair Bolsonaro – zum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en hatte Milei Lula als „Dieb“ und „Sträfling“ bezeichnet. Die brasilianische Regierung rief daraufhin ihren Botschafter in Buenos Aires zurück. Auch bestellte sie den argentinischen Botschafter ein.
Lula, der bereits von 2003 bis 2010 Präsident Brasiliens war, war 2017 wegen Korruptionsvorwürfen zu zunächst zwölf Jahren Haft verurteilt worden. Das Verfahren war umstritten, der Linkspolitiker bezeichnete die Vorwürfe gegen ihn stets als politisch motivierten Versuch, ihn von einer weiteren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abzuhalten. Das Urteil wurde später aufgehoben. Unter anderem wurde der Richter, der ihn verurteilt hatte, für befangen erklärt. Bei d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2022 setzte Lula sich dann gegen den ultrarechten Amtsinhaber Jair Bolsonaro durch. Dieser wurde im Sept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wegen eines Umsturzversuchs nach seiner Wahlniederlage gegen Lula zu gut 27 Jahren Gefängnis verurteilt. Nun wird Bolsonaros Sohn Flávio den 80-jährigen Amtsinhaber Lula bei d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im Herbst herausfordern.
Lulas Popularität in Umfragen ist gegenüber vor sechs Monaten gestiegen. Zudem ist es ihm gelungen, zentristische Parteien auf seine Seite zu ziehen. Im Wahlkampf setzt Lula vor allem auf eine Einkommensteuerreform zur Entlastung niedriger Einkommen sowie auf ein populäres Programm zum Schulden-erlass. In seiner Rede auf dem Parteitag kündigte Lula an, die brasilianische Verteidigungsindustrie stärken und die seltenen Bodenschätze des Landes schützen zu wollen. „Weder Chinesen noch Amerikaner noch Franzosen werden diese Ressourcen anfassen“, sagte er. „Wir werden viel mutiger sein müssen, um viele Dinge in diesem Land zu verändern.“
AFP/AP/luwi
Selten hat eine Vorwahl in einem Bundesstaat so viel Aufmerksamkeit auf sich gezogen, wie die der Demokraten für den Senatssitz in Michigan. Der nördliche Bundesstaat im sogenannten Rostgürtel ist ein Swing State. Donald Trump hat ihn mit nur 1,4 Punkten Vorsprung vor Kamala Harris gewonnen, 2020 lag Joe Biden mit wenigen Punkten vorn. Das Elektorat tendiert also weder in die eine noch in die andere Richtung. Im November steht einer der beiden Senatssitze zur Wahl und die Demokraten halten am heutigen Dienstag ihre parteiinterne Vorwahl ab, um einen Kandidaten zu küren, der gegen den von Trump unterstützten, aber vergleichsweise moderaten Republikaner Mike Rogers antreten soll. Die Frage, wer dafür am besten geeignet ist, hat sich zu einem innerparteilichen Machtkampf über die Ausrichtung der Partei entwickelt.
Auf der linken Seite tritt Abdul El-Sayed an, ein Arzt aus Michigan mit ägyptischen Wurzeln. Er könnte der erste muslimische Senator der USA werden. El-Sayed wirbt mit großen Sozialversprechen, wie kostenloser Krankenversicherung für alle, kostenlosen Unis oder einer Strafrechtsreform. Sanders, die Ikone der Linken, unterstützt ihn, genauso wie die Kongressabgeordnete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us New York. Von seinen Unterstützern wird er bereits „Michigan-Mamdani“ genannt, in Anspielung auf den linken New Yorker Bürgermeister. El-Sayed gehört zwar formal nicht dessen Gruppierung der Demokratischen Sozialisten an, hat aber in der Vergangenheit ihre Veranstaltungen besucht und steht ihnen programmatisch nahe. Ferner tritt er gegen die moderate Kandidatin Haley Stevens an, die früher für Hillary Clinton und Barack Obama gearbeitet hat. Stevens grenzt sich bewusst von El-Sayed ab und führt einen Wahlkampf, der der arbeitenden Bevölkerung in Michigan auf den Leib geschneidert ist. Zu ihren Top-Themen gehört, die Arbeitsplätze in der dortigen Autoindustrie zu sichern, wodurch sie sich die Unterstützung der Gouverneurin Gretchen Whitmer verdient hat.
„Dieser Wahlkampf ist ein Vorgeschmack auf die Vorwahl für di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unserer Partei 2028“, sagte Amanda Litman, Vorsitzende der Organisation Run for Something, die den Demokraten nahesteht. Die Frage, ob die Partei einen moderaten oder einen linken Kandidaten aufstellen soll, wird dabei im Zentrum stehen. Das progressiv-linke Lager machte bereits klar, dass es im Fall eines Sieges die Führung der Partei für sich reklamieren will. Michigan gehört zu den ersten Bundesstaaten, die 2028 Vorwahlen für di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der Partei abhalten. „Das heißt, ich kann zeigen, wie man klingen muss, wenn man als Präsident antreten möchte“, sagte El-Sayed bei einem Treffen mit Spendern, wie „Politico“ berichtet. Dass ihm dabei moderate Kandidaten in die Quere kommen werden, ist ihm bewusst, weswegen er folgendes Rezept präsentiert: „Wir müssen ein Ungeheuer aufspießen und dann hat der Rest verstanden“, sagte El-Sayed vergangene Woche laut „Politico“ bei einer Zusammenkunft mit Spendern. Gemeint sei der demokratische Senator aus Pennsylvania John Fetterman, ein moderater Politiker, der vielen Linken ein Dorn im Auge ist. Fetterman hat als Senator mehrmals für Gesetze der Trump-Regierung gestimmt und spricht sich klar für Israels Verteidigungsrecht gegen die islamistische Terrororganisation Hamas aus. Gegen ihn könne man einen Gegenkandidaten für eine Vorwahl aufstellen, sagte El-Sayed. Im demokratischen Establishment schrillen bei solchen Äußerungen die Alarmglocken. Bisher hat das linke Lager um Sanders, Ocasio-Cortez und den New Yorker Bürgermeister Zoran Mamdani ihre Kandidaten nur in sicheren demokratischen Wahlkreisen untergebracht.
Aufsehen erregte etwa der Sieg der erklärten Sozialistin 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 im 13. New Yorker Wahlkreis. Sie forderte die Abschaffung aller Grenzen, der Polizei und Gefängnisse, sprach sich für Enteignungen aus und nahm an einer Pro-Hamas-Veranstaltung am 8. Oktober 2023 teil, einem Tag nach dem Massaker der Terrororganisation in Israel. Damit könne man in New York Wahlen gewinnen, aber mit dieser Ideologie sei in Swing States wie Michigan oder Pennsylvania, geschweige denn landesweit, in einem Präsidentschaftsrennen nichts zu holen, sagte ein Parteistratege WELT. Sollte El-Sayed die Vorwahl gewinnen, sei damit zu rechnen, dass er gegen den Republikaner Mike Rogers im November verliert. In Umfragen über ein hypothetisches Rennen der beiden führt Rogers leicht.
Michigan ist der Bundesstaat mit einer der größten muslimischen Communities. Und El-Sayed versucht, bei ihr mit antisemitischen Positionen zu punkten.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 setzte er mit der Terrororganisation Hamas gleich, Jerusalem bezichtigte er eines Genozids und wich der Frage aus, ob Israel ein Existenzrecht habe. Einen Angriff auf eine Synagoge in Michigan im März entschuldigte er mit dem Satz: „Verletzte Menschen verletzen Menschen.“ Und dann war da noch sein Auftritt mit dem radikalen Streamer Hasan Piker, der der Meinung ist, Amerika habe die Terroranschläge vom 11. September 2001 „verdient“ und die Hamas sei „tausendmal besser als Israel“.
[图注] Abdul El-Sayed könnte der erste muslimische Senator in den USA werden
GREGOR SCHWUNG
A
KOMMENTAR
Nichts ist gut
in Ceuta
A
Ist die Krise in
der spanischen Exklave
schon wieder vorbei?
Diese Behauptung wird von
vielen Medien unkritisch
verbreitet. Die Wahrheit
sieht anders aus – und
legt schonungslos
die Hilflosigkeit der EU
in Sachen Migration offen
lles wieder gut also. So konnte
man es am Wochenende vielerorts lesen. Da mögen zwar Zehntausende illegal in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eingedrungen
sein, aber als der spa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Pedro Sánchez
nur wenig später verkündete, dass „praktisch
alle“ wieder zurück in Marokko seien, machten
sich – ohne eben jene Angaben Madrids zu prüfen – Heiterkeit und Hohn breit.
Die Entrüstung von Italiens Ministerpräsidentin Meloni etwa, die eine vorübergehende Aussetzung der Schengen-Freizügigkeit gegenüber
Spanien ins Spiel brachte? Sei genauso völlig
überzogen wie die Kritik an Spanien aus anderen
EU-Hauptstädten.
Von einem „faktenfreien Spanien-Bashing“
schrieb die „Zeit“ und konstatierte sogar: „Die
Neuankömmlinge wurden schnell und unbürokratisch zurückgeführt, es ist also genau das
passiert, was konservative und rechte Parteien
immer fordern.“
Es wäre schön, wenn es so gewesen wäre, aber
die Wahrheit ist leider komplizierter – und legt
schonungslos die Hilfl osigke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Sachen Migration off en.
TIM RÖHN
Beginnen wir mit der „unbürokratischen“ und
vollständigen Rückführung: Die ist bis Stand
Sonntagabend nicht erfolgt. Rachid Sbihi, Ceutas
Vertreter der Guardia-Civil-Gewerkschaft AUGC,
sagte mir am frühen Sonntagabend, etwa zwanzig Prozent der Angekommenen seien immer
noch in der Stadt. Was das in absoluten Zahlen
bedeutet, ist unmöglich zu sagen, denn niemand
hat Buch geführt über die illegalen Einreisen.
Die 48.3 am Freitagabend vom Innenministerium vermeldeten freiwilligen Ausreisen dürften
somit genauso der Fantasie einiger Beamter
entsprungen sein wie Sánchez’ Behauptung,
„praktisch alle“ seien wieder in Marokko. Das
off enkundige Ziel: Angesichts des wachsenden
innenpolitischen Drucks und der Verärgerung in
anderen EU-Hauptstädten für etwas Entlastung
zu sorgen.
Nicht gut, dass viele Medien solche Angaben
nicht hinterfragten, sondern unkritisch verbreiteten. Fakt ist auch: Rund um das völlig überfüllte Aufnahmelager herrschte auch am Sonntagabend noch Ausnahmezustand, kam es zu Gewalt, berichteten Anwohner einem Lokalmedium
von Einbruchsversuchen in ihren Häusern.
Und zwei Lokalmedien berichteten am Sonntag von Ankünften von Schnellbooten und Jetskis mit Migranten an der Küste des nur knapp
20 Kilometer entfernten spanischen Festlands
– und damit im Schengen-Raum. Nach Angaben
der beiden Medien war Abfahrtsort Ceuta. Machten sich gerade erst illegal eingereiste Migranten
tatsächlich von dort weiter auf den Weg zum
Festland? Oder fuhren die Schmuggler in Marokko los? Noch unklar.
Wie auch immer: Die Krise ist noch nicht
vorbei, selbst wenn einige schon selbstbewusst
Bilanz gezogen hatten. Die Linken dahingehend,
KOMMENTAR
M
it einem großen Reformpaket will die Bundesregierung das Land und sich selbst aus
der Krise führen. Dahinter verbirgt sich
ein technokratisches Politikverständnis, das die
Substanz des Politischen ignoriert. Diese besteht
in der Austragung gesellschaftlicher Großkonfl ikte, die in einem Regierungswechsel ihren symbolischen Ausdruck fi nden.
FRANK LÜBBERDING
Insofern entsprechen die aktuellen Umfragen den Erwartungen. Die Regierungsparteien
verlieren Zustimmung, die Opposition gewinnt
Vertrauen. Allerdings ist diese Perspektive
trügerisch. Eine solche Konstellation gab es zuletzt im Jahr 1998, als Gerhard Schröder (SPD)
die Kanzlerschaft von Helmut Kohl (CDU)
beendete. Das rot-grüne Lager löste SchwarzGelb ab. Im Jahr 2026 ist noch nicht einmal
klar defi niert, wer die Opposition ist. Die AfD
ist zwar mittlerweile mit annähernd 30 Prozent
die mit Abstand stärkste Partei, wird aber nicht
als koalitionsfähig angesehen.
Genau daran scheitert die deutsche Politik
seit Jahrzehnten: Regierungen wechseln vielleicht, aber es wird kein echter Politikwechsel
herbeigeführt. Das hat weniger mit einzelnen
Personen zu tun als mit einer Selbstblockade
des Parteiensystems. Die rechnerisch möglichen Mehrheiten gelten politisch als unzulässig, während die politisch zulässigen Mehrheiten keinen Richtungswechsel herbeiführen
können. Die aktuellen Umfragen bilden daher
nicht nur den Verschleiß einer Regierung ab,
sondern einen tieferen Defekt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Mehrheiten für einen Richtungswechsel gibt es, aber sie dürfen politisch
nicht genutzt werden. Die Parteien haben
ein System geschaff en, in dem Regierungen
abgewählt werden können, ohne dass sich
die politische Richtung des Landes tatsächlich ändert. So entsteht eine Verwaltung des
Stillstands. Jede weitere Umfrage protokolliert
diesen Niedergang. Der Wähler hat das Gefühl,
er bekommt immer dieselbe Politik, egal wen
er wählt – und hält buchstäblich Ausschau nach
einer Alternative.
Die FDP ist ein Schatten ihrer selbst und für
eine Regierungsbildung irrelevant. Gleiches gilt
für das BSW von Sahra Wagenknecht, das denkbar knapp und unter skandalösen Umständen den
Einzug in den Bundestag verpasste. Im linken
Lager gibt es die Grünen und die Linken, die aber
gemeinsam weniger Zustimmung in der Wählerschaft fi nden als die AfD. So regieren zwei ewige
Regierungsparteien in einer babylonischen Gefangenschaft, die gemeinsam ihren Niedergang verwalten. Dieser erscheint beiden rätselhaft, weil sie
doch als Parteien der Mitte Probleme lösen wollen.
MEINUNGSFREIHEIT 7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dass die Aufregung überzogen war. Und die
Rechten, dass nun die gesamte EU mit Illegalen
aus Afrika gefl utet wird. Beides ist Quatsch.
Der massenhafte Grenzübertritt allein hat
gezeigt, wie schwach Spanien bei der Verteidigung seiner Grenzen ist. Dass Menschen nach
Hunderten Kilometern auf off enem Meer nicht
daran gehindert werden, eine Kanaren-Insel zu
erreichen – okay, noch nachvollziehbar. Aber
einen minimal ins Meer ragenden Grenzzaun
einfach umschwimmen zu können – oder einfach drumherum marschieren zu können, ohne
dass jemand eingreift? Das zeugt von maximaler
Schwäche.
Im Mai 2021, als binnen 24 Stunden Tausende
illegal den gleichen Weg nahmen, riss nachts
der Geduldsfaden Madrids. Ich stand direkt am
Grenzzaun, als das Militär aufmarschierte und
die undichte Stelle am Grenzzaun absicherte.
Der Strom der Menschen versiegte. Diesmal
schauten Armee, Nationalpolizei und Guardia
Civil hauptsächlich zu, als die Leute kamen. Dass
es anders geht – auch ohne Schusswaff eneinsatz
–, zeigte die Entwicklung am Samstag: Sicherheitskräfte ließen eine schwimmende, weit ins
Meer hinausragende Barriere ins Wasser. Warum
ist niemand früher auf diese Idee gekommen?
Hätte man mit ernsthaftem Grenzschutz eventuell auch die Toten – aktuell 83, darunter viele
Kinder – verhindern können? Und an alle, die
nun spotten ob der angeblich übertriebenen Aufregung: Wo ist die Entrüstung ob der verlorenen
Menschenleben? Wer trägt die Verantwortung?
Wen kann man zur Rechenschaft ziehen?
Die vergangenen Tage in Ceuta haben off engelegt, dass es nicht an Spanien und der EU liegt,
ob Ceuta, die andere Exklave Melilla, die Kanaren oder die spanischen Orte an der Meerenge
von Gibraltar zum Hotspot der Krise werden –
sondern an Marokko, das den Ansturm nicht nur
nicht verhindert hat, sondern unterstützt oder
gar initiiert haben soll.
Denn immer wied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 Rabat Migration als Waff e genutzt.
Kurz vor dem Massenansturm im Mai 2021 hatte
Spanien den Polisario-Führer Brahim Ghali zur
medizinischen Behandlung in einem Krankenhaus aufgenommen. Kurz nachdem das bekannt
wurde, strömten die Menschen nach Ceuta.
2018 kamen Zehntausende über die Meerenge.
Erst als Marokko seine Kontrollen massiv verschärfte, Migranten aus den nördlichen Grenzregionen ins Landesinnere brachte und die Zusammenarbeit mit Spanien intensivierte, gingen
die Zahlen zurück. Die EU unterstützte dieses
Vorgehen mit erheblichen fi nanziellen Mitteln.
DER
MASSENHAFTE
GRENZÜBERTRITT
HAT GEZEIGT,
WIE SCHWACH
SPANIEN BEI DER
VERTEIDIGUNG
SEINER GRENZEN
IST
Wie lange es diesmal gut geht? Unklar. Klar
ist bloß: Solange die Marokkaner ihren Teil der
Ceuta-Grenze hermetisch abriegeln (wie es
normalerweise der Fall ist), wird es kein neues
Schreckensszenario geben.
Spanien hat derweil viel zu tun. Die schwimmende Barriere ist ein guter Anfang. Klare
Ansagen an Rabat, bislang völlig ausgeblieben,
wären ein wichtiger nächster Schritt. Vielleicht
verbunden mit dem Hinweis, dass Entwicklungshilfe gestoppt werden kann.
Dazu muss dringend aufgeklärt werden,
warum Madrid dem Anschein nach völlig unvorbereitet war, als Zehntausende an der Grenze
auftauchten; dabei gab es Wochen zuvor Gerüchte über einen bevorstehenden Ansturm. Off enbar
hat die Zentralregierung die drohende Krise verschlafen, und auch dieses Versagen schreit nach
Konsequenzen.
Oder wie die „Zeit“ schrieb: „Im Rückblick
jedenfalls müssten sich eigentlich sehr viele Leute bei Pedro Sánchez entschuldigen.“
Der eigentliche Grund für Deutschlands Niedergang
Nur geht es bei einem Regierungswechsel
wie 1998 nicht um das abstrakte Lösen von
Problemen. Vielmehr wird eine Regierung abgewählt, deren Personal niemand mehr sehen
mag, und ein Richtungswechsel angestrebt, der
der Erwartungshaltung der Wähler nach Veränderung entspricht. Es geht um Symbolik, einen
neuen Stil mit neuen Gesichtern. Das hat es
seit 1998 in Deutschland nicht mehr gegeben.
Als sich Angela Merkel 2005 mit Mühe und Not
ins Ziel namens Kanzleramt schleppte, war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wieder auf einem stabilen Aufwärtstrend. Die für die SPD desaströs
ausgegangenen Bundestagswahlen 2009 waren
nicht das Ergebnis der so umstrittenen Agenda
2010. Sie waren das Ergebnis eines dreisten
Bruchs von Wahlkampfversprechen 2005: Es
sollte keine Mehrwertsteuerhöhung gegeben,
wie das die damalige Kanzlerkandidatin Angela
Merkel forderte. Doch die Steuer wurde nicht
nur um zwei, sondern gleich um drei Prozentpunkte erhöht. Noch gravierender war für die
SPD die vorher ausgeschlossene Erhöhung des
Renteneintrittsalters. Der Zerfall der SPD als
Volkspartei war anschließend nicht mehr aufzuhalten.
Merkel repräsentierte das neue Biedermeier
in Deutschland. Die Einkommen stiegen endlich
wieder, die Sozialleistungen wurden schrittweise
verbessert. Während weite Teile Europas mit den
Auswirkungen der Eurokrise zu kämpfen hatten, konnten die Deutschen das wohlige Gefühl
KOMMENTAR
Die historischen Wurzeln des
heutigen Islamo-Faschismus
strenge interne Hierarchien und paramilitärische Milizen.
Ein weiteres verbindendes Element
zwischen europäischem Faschismus und
Islamismus war der Antisemitismus. Tatsächlich wandelte sich der traditionelle
Antijudaismus der muslimischen Welt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eine Mischform
zwischen traditioneller religiöser Ablehnung und europäisch beeinfl usstem antisemitischem Rassenhass. Maßgeblich dazu
trugen Propaganda-Radiosendungen der
Nazis im Nahen Osten bei, die versuchten,
die Araber so zum Aufstand gegen die
Briten zu ermuntern. Ein „Kulturtransfer“, den der US-Historiker Jeff rey Herf
in seinem Buch „Nazi Propaganda for the
Arab World“ ausführlich beschrieben hat.
Drehund Angelpunkt dieses eliminatorischen Antisemitismus deutscher Prägung
war der damalige Großmufti von Jerusalem, Muhammad Amin al-Hussaini, der
mit den Nazis kollaborierte.
CLEMENS WERGIN
D
ie Realitätsverweigerung der
Linken in Sachen islamistischer
Bedrohung nimmt zum Teil
abstruse Züge an. Zuletzt wieder zu beobachten nach dem Terroranschlag auf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Berlin. Da
entblödete sich der sozialdemokratische
Queerbeauftragte Berlins, Alfonso Pantisano, nicht, islamistische Gewalttäter
als „Konservative“ zu bezeichnen und sie
als Problem damit quasi dem politischen
Gegner von der CDU zuzuschieben.
Angesichts der Tatsache, dass Teile
der Linken sich inzwischen in Sachen
Israelhass mit den Islamisten verbünden und dazu tendieren, von Muslimen
ausgehende Gewalt herunterzureden,
ist das ein off ensichtliches Ablenkungsmanöver. Es zeugt jedoch auch von tiefer
Ignoranz über Ideologie und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Islamismus. Denn
konservativ ist tatsächlich nur der traditionelle Islam, der politische Islam hingegen ist ein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die die bestehenden Verhältnisse hinwegfegen will. Der Islamismus hat seine
Wurzeln in den von Hannas al-Banna
1928 in Kairo gegründeten Muslimbrüdern. Und die waren klar beeinfl usst von
den faschistischen und antimodernen
Bewegungen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Ende der 20erund Anfang der 30er-Jahre des vergangenen Jahrhunderts.
Kurz nach dem Holocaust war es dann
der islamistische Vordenker Sayyid Qutb,
der 1950 in „Unser Kampf mit den Juden“
ein einfl ussreiches antisemitisches Manifest publizierte, das klassischen islamischen Antijudaismus mit europäischen
antisemitischen Motiven und Verschwörungstheorien verknüpfte. Qutb gilt als
Vordenker des modernen islamistischen
Terrorismus, der sowohl al-Qaida als auch
IS und die Hamas inspirierte. Vergleiche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Kulturkreisen hinken immer ein wenig. Wenn man
den Islamismus jedoch einordnen wollte
in das westliche politische Koordinatensystem, dann ist Islamo-Faschismus der
am ehesten zutreff ende Begriff – und das
hat mit Konservativismus eben gar nichts
zu tun. Der Vergleich von Pantisano, der
von manchen Linken begierig aufgegriff en
wurde, ist damit nur ein weiteres Element
der anhaltenden Verharmlosung der islamistischen Gefahr in Teilen der Linken.
Natürlich gibt es auch wichtige Unterschiede. Der deutsche Faschismus war
antireligiös, während der italienische Faschismus mit den Lateranverträgen von
1929 ein Bündnis mit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eingegangen war. Die Muslimbrüder hingegen setzten von Anfang an
auf zivilisatorische Erneuerung durch
den Islam. Aber die Parallelen sind eben
auch nicht von der Hand zu weisen. Die
Muslimbrüder waren autoritär, antidemokratisch, antikapitalistisch und traten
genauso wie die faschistischen Bewegungen Europas gegen die aufgeklärte
Moderne und den Individualismus ein.
Wie ihre europäischen Vorbilder idealisierten die Islamisten eine vormoderne
Frühform der eigenen Zivilisation, zu der
es zurückzukehren gelte, und fabrizierten
Traditionen, die es so nie gegeben hatte.
Die Muslimbrüder vertraten ebenfalls ein
totalitäres Gesellschaftsbild und übernahmen auch die Organisationsformen
faschistischer Parteien in Europa, etwa
Schlimmer noch: Radikale Linke
solidarisieren sich inzwischen auf so genannten pro-palästinensischen Demonstrationen off en mit terroristischen Bewegungen wie der Hamas und der Hisbollah
und stellen sich hinter deren Kampf
gegen Israel. Was Pantisanos dummdreiste Aussage also verdecken soll, ist die
Tatsache, dass sowohl Teile der radikalen
Linken als auch Teile des Queer-Aktivismus im Westen inzwischen mit genau
jenen Islamo-Faschisten paktieren, deren
Ideologien hinter dem mörderischen
Angriff auf den CSD in Berlin stehen. Ein
Phänomen westlicher Selbstaufgabe, für
das der Psychologie-Professor Gad Saad
zu Recht den Begriff der „selbstmörderischen Empathie“ geprägt hat.
EIN WEITERES VERBINDENDES ELEMENT
ZWISCHEN EUROPÄISCHEM FASCHISMUS UND
ISLAMISMUS WAR DER ANTISEMITISMUS
reich und England die Lage kaum besser sein
könnte. Aber nu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en
können Menschen in gleicher Weise emotional
miteinander verbinden. Darin liegt die kommunikative Bedeutung des Fußballs, und zwar
weltweit.
steigenden Wohlstands genießen. Selbstredend
nicht alle Deutschen, aber die für den Wahlausgang entscheidende Mittelschicht schon. Sie
wollte von der Politik in Ruhe gelassen werden.
Angela Merkel hatte das verstanden und versetzte
das Land in einen geistigen Tiefschlaf. Sie entschärfte gesellschaftliche Großkonfl ikte wie den
um die Kernenergie, indem sie 2011 kurzerhand
die bisher abgelehnte Programmatik des Atomausstiegs übernahm und sogar den Ausstieg noch
beschleunigte.
Auf dem politischen Spielfeld wurde das Land
unfähig, gesellschaftliche Polarisierungen produktiv zu verarbeiten. Das fi ndet nicht mehr statt,
weil unfähige Köche in Berlin-Mitte nur noch
einen ungenießbaren Brei aus dem Rezeptbuch
namens Brandmauer kochen können. Das linke Lager ist politisch hoff nungslos abgeschlagen: SPD,
Grüne und Linke kommen gemeinsam nur noch
auf 36 Prozent Zustimmung in der Wählerschaft,
so die letzte INSA-Umfrage vom 7. Juli. In Sachsen-Anhalt kommt dieses Lager gerade einmal auf
23 Prozent Zustimmung, wobei die Grünen mit
vier Prozent bestenfalls die Werte der desolaten
FDP übertreff en.
Zwar hätte Angela Merkel die Bundestagswahlen von 2013 krachend verloren, wenn sie
das nicht gemacht hätte. Aber ein Bundeskanzler
Sigmar Gabriel hätte das gegen den Widerstand
der Union und weiter Teile der Wirtschaft nicht
durchsetzen können. Das betriff t auch den Umgang mit dem 2015 ausbrechenden Großkonfl ikt
um die Zuwanderung. Die Union hätte nicht
gezögert, den verbreiteten Unmut in der Bevölkerung aufzunehmen.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wäre kein Bundeskanzler auf die Idee gekommen, die deutschen Staatsgrenzen plötzlich als
obsolet zu betrachten.
Das klassische linke Lager hat keine Chance auf eine eigene Mehrheit. Es kann dennoch
dem Land weiter linke Politik mit sogenannten
Kompromissen aufzwingen, weil sich die Union
weigert, ihre Funktion im Parteiensystem auszufüllen, um mit eigenen Mehrheiten einen mehrheitlich geforderten Richtungswechsel politisch
auszudrücken. Solange das nicht geschieht, wird
der Aufstieg der AfD ungebremst weitergehen.
Die Mehrheit hat von den Berliner Köchen
schlicht genug. Daran kann selbst Jürgen Klopp
nichts ändern.
„Erst hatten wir kein Glück, dann kam das
Pech dazu“, um einmal den früheren Mittelstürmer Jürgen „Kobra“ Wegmann zu zitieren.
Der deutsche Fußball, einst gefürchtet und
bewundert für seine Effi zienz, ist zum Symbol
des Niedergangs geworden. Ein solcher Zusammenhang von Fußball und Gesellschaft hat
zwar wenig Substanz, weil ansonsten in Frank-
Als Arzt in der Antarktis – keine Sonne, kein Obst Ingo Gerstmann ist trotz allem begeistert im Einsatz A uf der Forschungsstation Neumayer III in der Antarktis gehen gerade die letzten frischen Lebensmittel zur Neige: Schnell verderbliches Obst und Gemüse wie Salat und Tomaten stehen schon lange nicht mehr auf dem Speiseplan – der letzte Flug mit frischer Ware kam im Februar an. Die wenigen verbliebenen Äpfel reichen noch zwei Wochen. „Die allerletzte Orange haben wir gerade gefeiert“, sagt Stationsleiter Ingo Gerstmann. Die Frucht sei unter den acht Mitgliedern des 46. Überwinterungsteams der Station aufgeteilt worden, die vom Bremerhavener AlfredWegener-Institut (AWI) betrieben wird. Zusammen mit seinen sieben Kollegen kam der Hannoveraner Arzt Ingo Gerstmann im November 2025 mit dem Flugzeug im südlichsten Teil der Erde an, um das vorherige Überwinterungsteam abzulösen. Im antarktischen Sommer herrschte zeitweise Hochbetrieb im Gebäude, das Platz für bis zu 50 Menschen bietet. Seit Februar 2026 ist die achtköpfi ge Crew allein. Sie bleibt insgesamt 13 Monate, erst kurz vor Weihnachten geht es wieder in die Heimat. Sowohl das Wegkommen als auch ein Erreichen der Station sind zurzeit unmöglich – im Winter kann kein Flugzeug landen, kein Schiff festmachen. Seit zwei Monaten herrscht Polarnacht, die Sonne ließ sich am 23. Juli erstmals wieder für kurze Zeit über dem Horizont blicken. So wie die letzte Orange, wurde auch das zelebriert: „Wir haben darauf angestoßen“, berichtet der Mediziner. HANDOUT/AFP Weil kaum Wind vorhanden sei, seien die Wetterbedingungen bei minus 18 Grad zurzeit angenehm. „Die tiefste von uns gemessene Temperatur war minus 39,6 Grad. Wenn dann noch Wind dazukommt, wird das sehr schnell sehr kalt“, sagt Ingo Gerstmann. Für notwendige Tätigkeiten außerhalb der Station müssten sich die Teammitglieder in solchen Fällen besonders vor möglichen Erfrierungen schützen. S onnencreme ist für viele ein Sommerprodukt: etwas für Strandtage, Freibad, Ferien. Für die Berliner Hautärztin Martina Ulrich ist sie vor allem eines: Krebsprävention. Denn UVStrahlung schädigt die Haut nicht erst, wenn sie rot wird. Schon Bräune ist kein Zeichen von Gesundheit, sondern der Versuch der Haut, sich gegen DNASchäden zu wehren. Im normalen Leben ist Gerstmann Chirurg und Oberarzt am Klinikum Neustadt am Rübenberge bei Hannover. Mit seiner Familie lebt er in der Landeshauptstadt. Jahr für Jahr sah er die Stellenausschreibungen des AWI für die Neumayer-Station III. Das Abenteuer reizte ihn schon lange. „Ich hatte das immer im Hinterkopf“, sagt er. Nachdem er das Buch „Polarschimmer“ las, in dem die Ärztin Aurelia Hölzer ihre Erfahrungen als Stationsleiterin in der Antarktis beschreibt, fasste er sich ein Herz: „Ich habe meine Familie gefragt, was sie davon halten würde, wenn ich gehe.“ BARBARA SCHAEFER WELT: Frau Dr. Ulrich, beginnen wir mit drei Mythen. Erster Mythos: Eine leichte Bräune schützt die Haut. MARTINA ULRICH: Dieser Irrglaube hält sich leider nachhaltig. Die vermehrte Bildung von Melanin – also das Braunwerden – ist der vergebliche Versuch der Haut, sich gegen DNA-Schäden durch UV-Strahlung zu wehren. Dabei erreicht die Haut lediglich einen Sonnenschutzfaktor von 2 bis 4. Auch vom Besuch eines Solariums zum „Vorbräunen“ ist dringend abzuraten. WELT: Zweiter Mythos: Im Schatten bin ich auf der sicheren Seite. ULRICH: Leider nein. Je nach Umgebung erreichen auch im Schatten noch erhebliche Mengen UV-Strahlung die Haut – etwa durch Refl exion von Sand, Wasser, Schnee, hellen Hauswänden oder Terrassenbelägen. Auch durch Sonnenschirme dringen noch 30 bis 60 Prozent der UV-Strahlung, und selbst ein dichtes Blätterdach fi ltert nicht alles heraus. Sonnencreme, Kleidung und Sonnenbrille sind deshalb auch im Schatten sinnvoll. INGO GERSTMANN/DPA Rückzugsort: die „Bibliothek im Eis“ Seine Frau und seine beiden Töchter waren mit der Teilnahme einverstanden. Dank der guten Internetverbindung hat er regelmäßigen Kontakt mit ihnen. „Ohne diese Möglichkeit hätte ich die Expedition nicht gemacht“, sagt Gerstmann. Seine 17-jährige Tochter ist in der Endphase ihrer Schullaufbahn, die 22-Jährige startet gerade ihren nachschulischen Lebensweg. „Das ist eine Phase, bei der man diskutieren könnte, ob man besser zu Hause wäre. Aber es passt.“ So erlebt er nun Naturereignisse, die es sonst nirgendwo auf der Welt gibt. „Die Landschaft zu beobachten, ist wunderschön. Diese endlose Weite und die stundenlangen, kräftig bunten Farben in der Dämmerung in der Zeit vor der Polarnacht waren absolut überwältigend, fast noch schöner als Polarlichter.“ WELT: Dritter Mythos: Sonnencreme verursacht Krebs. Lieber weglassen. ULRICH: Internationale Studien zeigen, dass sich Hautkrebs durch Lichtschutzmaßnahmen reduzieren lässt – ausdrücklich auch durch Sonnencreme. Sonnencreme kann also vor Hautkrebs schützen und sollte konsequent verwendet werden. WELT: Was ist der gefährlichste Irrtum über Hautkrebs, den Sie selbst bei gesundheitsbewussten Menschen immer wieder sehen? ULRICH: Früher galt Hautkrebs bei vielen Menschen als eher harmlos. Das stimmt nur teilweise: Früh erkannte Hauttumoren können häufi g gut operiert werden. Gefährlich wird es, wenn Tumoren spät entdeckt werden oder wenn Menschen neue Hautveränderungen zu lange verharmlosen. Auch die Tierbeobachtungen seien beeindruckend. „Man sieht im Sommer schon mal einen Wal“, sagt Gerstmann. Und natürlich Robben und Pinguine: Zehn Kilometer von der Neumayer-Station befi ndet sich eine Pinguinkolonie auf dem Meereis. „Als wir angekommen sind, konnten wir beobachten, wie die jugendlichen Pinguine fl ügge wurden. Aktuell brüten die Männchen.“ Weitere Unterhaltung: der Bibliothekscontainer mit rund 760 Büchern vom großen Bildband bis zum Comic. Gestrichen ist er in Grün: die „Sehnsuchtsfarbe der Überwinterer“. dpa/lkl WELT: Wie oft entsteht gefährlicher Hautkrebs dort, wo vorher gar nichts Verdächtiges war? ULRICH: 70 bis 80 Prozent der bösartigen Tumoren treten auf zuvor unauff älliger Haut auf. Deshalb warnt die Faustregel zur Früherkennung auch vor neu 8 WISSEN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Die meisten bösartigen Tumoren gibt es auf unauff älliger Haut“ Hautkrebs schreitet oft lange unentdeckt voran. Noch immer halten sich viele gefährliche Irrtümer, weiß Martina Ulrich. Die Dermatologin erklärt, ab wann es echte Schädigungen gibt und welche sichtbaren Veränderungen fast immer unterschätzt werden nosen, unnötige Eingriff e oder falsche Sicherheit? ULRICH: Das sind zwei unterschiedliche Aspekte. Das Hautkrebsscreening ist anders als manche andere Krebsvorsorgeuntersuchung einfach und unspektakulär – aber keinesfalls weniger relevant. Von unnötigen Eingriff en hört man leider immer wieder. Manchen Patienten werden fast routinemäßig Muttermale entfernt, angeblich um das Tumorrisiko zu senken. Gefunden wurde dann nie etwas. entstandenen Flecken. Auch das sehr viel häufi gere Basalzellkarzinom entsteht ohne sichtbare Vorläufer. WELT: Was hat sich durch KI-Apps, Handyfotos und Online-Dermatologie verändert: Kommen Menschen früher – oder kommen vor allem mehr falsche Alarme? ULRICH: Eher Letzteres. Ein alter Leitsatz an der Universität war: „Durch das Hemd und durch die Hose stellt man keine Diagnose.“ Später wurde noch ergänzt: „durch das Telefon“. Aus einem suboptimal fotografi erten Einzelbefund lässt sich kaum eine kompetente Diagnose erstellen. Dann müssen die Menschen am Ende doch in eine hautärztliche Praxis. WELT: Wer kommt in Deutschland typischerweise zu spät zur Hautkrebsdiagnose? ULRICH: Männer kommen später als Frauen. Und leider geht auch ein niedriger sozialer Status mit fortgeschritteneren Tumorstadien einher. WELT: Also genau dorthin, wo sie wegen langer Wartezeiten nicht hingekommen sind. ULRICH: Ja, da beißt sich der Hund in den Schwanz. Der Patient greift auf eine kostspielige Online-Lösung zurück, weil er keinen raschen Termin bekommen hat. Danach ist er beunruhigt und will den fraglichen Befund doch ärztlich abklären lassen. Dr. Martina Ulrich, Dermatologin in Berlin MARTINA ULRICH WELT: Welche Hautveränderungen beruhigen Patienten oft fälschlich, und welche sehen dramatisch aus, sind aber meist harmlos? ULRICH: Der häufi gste Befund sind völlig gutartige Altersfl ecken. Als Hautarzt kann man diese größtenteils leicht von einem Melanom abgrenzen. Für Laien ist das aber nicht immer verlässlich möglich. WELT: Was wäre medizinisch wichtiger: einmal jährlich zur Hautkontrolle zu gehen – oder jeden Tag konsequent UV-Schutz ernst zu nehmen? ULRICH: Beides gehört zusammen – das ist gewissermaßen Yin und Yang in der Prävention gefährlicher Hautkrebserkrankungen. WELT: Was übersehen Menschen beim Selbstcheck systematisch? ULRICH: Rücken, Kopfhaut, aber auch den Genitoanalbereich und die Rückseite der Beine. Dort stößt die Selbstuntersuchung oft an anatomische Grenzen. Man sieht schlicht nicht hin. WELT: Ist die Angst vor Vitamin-DMangel durch Sonnencremes berechtigt? ULRICH: Konsequenter Sonnenschutz senkt den Vitamin-D-Spiegel im Körper tatsächlich deutlich. Das gilt aber auch für Menschen, die aus religiösen oder kulturellen Gründen verhüllende Kleidung tragen. Ein Vitamin-D-Mangel lässt sich allerdings über NahrungsWELT: Hat das Hautkrebsscreening auch Schattenseiten – etwa ÜberdiagDie extrem niedrigen Pegelstände der Donau haben in Bulgarien einen Kieferknochen und Teile der Stoßzähne eines Mammuts freigelegt. Die Knochenteile hätten „sehr wahrscheinlich“ einem Mammut der Eiszeit gehört, sagte der Direktor des Regionalen Geschichtsmuseums, Nikolay Nenow, am Donnerstag der Nachrichtenagentur AFP. Sie wurden in der Nähe der Stadt Ruse im Nordosten des Landes im Flussbett gefunden. Nenow geht davon aus, dass das Tier zu seinem Todeszeitpunkt noch jung war. Neben den Zähnen wurden Nenow zufolge Teile eines Schulterblatts und eines Oberschenkelknochens entdeckt. Und plötzlich taucht ein Mammut aus der Donau auf Die dunkle Farbe der Knochen deute darauf hin, dass das junge Mammut viel Zeit in sumpfi gem Gelände verbracht habe, erklärte der Museumsdirektor. Für Archäologen sei es ein Glücksfund: Die Knochen seien gut erhalten. Anders als andere Mammutüberreste seien sie zudem an ein und derselben Stelle gefunden worden. Es sei also davon auszugehen, dass sie zu einem einzigen Tier gehörten, sagte Nenow. Ein Anwohner des Dorfes Ryahowo hatte die Knochen am Mittwoch zufällig entdeckt, bevor sie am Donnerstag ins Museum gebracht wurden. Die Donau hat wegen fehlender Niederschläge und aufeinanderfolgender Hitzewellen seit Mai in einigen Abschnitten Rekordtiefstände erreicht. In Rumänien wurden wegen der niedrigen Pegelstände und des deshalb fehlenden Kühlwassers zwei Atomreaktoren vom Netz genommen. AFP/lkl/ly Zeit oft mehr Geld als mit medizinisch notwendiger Dermatologie. Diese Entwicklung könnte sich weiter beschleunigen. Umso wichtiger wären Entbürokratisierung, eine bessere Vergütung relevanter medizinischer Leistungen und ein adäquat bezahltes, gegebenenfalls risikoadaptiertes Hautkrebsscreening. WELT: Bei welchen Menschen ist die klassische ABCDE-Regel besonders unzuverlässig? ULRICH: Bei Menschen mit sehr vielen Pigmentmalen stößt sie an Grenzen. Auch bei uns in der Praxis gibt es Patienten mit mehr als 1000 Pigmentver- änderungen. Da würde man ad hoc am liebsten zehn entfernen. Heute können solche Befunde mit einem Ganzkörperscanner dokumentiert werden. Die Patienten kommen dann nach zwei bis drei Monaten erneut zur Kontrolle. Im besten Fall werden nur wenige wirklich auff ällige Veränderungen entfernt. mittel wie Milchprodukte und Fisch oder über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 beheben. WELT: Das ist ein Fortschritt? ULRICH: Ja. Manche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sind über und über mit Narben früherer Muttermal-Operationen bedeckt, ohne dass je ein Hautkrebs gefunden wurde. Sie sind dann überrascht, dass man heute viel spezifi scher diagnostizieren kann – und oft ganz ohne Operation, nur mit Sonnenschutzaufklärung und einem Folgetermin nach Hause gehen kann. WELT: Gibt es ein Alter, ab dem Sonnenschutz und Hautkrebsfrüherkennung nicht mehr so wichtig sind? ULRICH: Nein, bedauerlicherweise nicht. Gerade im Alter wird Hautkrebs oft unterschätzt und kann dann förmlich explodieren. Das liegt auch am nachlassenden Schutz des Immunsystems. Einen Hautkrebs zu entfernen, wenn er früh entdeckt wurde, ist ambulant unter Lokalanästhesie möglich. Das würde ich auch im Alter immer tun. An Hautkrebs zu sterben, ist auch im Alter unnötig. WELT: Was ist gefährlicher: ein einzelner schwerer Sonnenbrand in der Kindheit oder jahrzehntelange Alltags-UV-Dosis? ULRICH: Der schwere Sonnenbrand im Kindesoder Jugendalter wirkt sich besonders auf das Melanomrisiko aus. Menschen, die jahrzehntelang eine hohe Alltags-UV-Dosis abbekommen, weil sie in Outdoor-Berufen arbeiten oder ein Outdoor-Hobby haben, sind ebenfalls stärker gefährdet. WELT: Welche Hautkrebsfälle machen Sie wütend? ULRICH: Mich macht es wütend, wenn Menschen keinen zeitnahen Vorstellungstermin bekommen. Neulich war ich in einem Elektronikfachmarkt, und der Verkäufer hatte auf seinem Unterarm ein sichtbares Melanom. Er sagte, er befürchte selbst, schwarzen Hautkrebs zu haben, habe aber erst in vier Monaten einen Termin bei einem Hautarzt bekommen. WELT: Welche Diagnose wird von Patienten eher unterschätzt: schwarzer Hautkrebs, weil die Therapien besser geworden sind, oder heller Hautkrebs, weil die Bezeichnung harmloser klingt? ULRICH: Vermutlich wird der helle Hautkrebs eher unterschätzt. Dabei nimmt er deutlich zu. Man geht davon aus, dass ab 2030 mehr Männer an Plattenepithelkarzinomen sterben werden als am malignen Melanom – schlicht weil diese Krebsform so häufi g wird. WELT: Woran liegt das? ULRICH: Ein Kassenmediziner, der eine ordentliche und leitliniengerechte Patientenversorgung anbietet, ist wirtschaftlich kaum lebensfähig. Auch in den Praxen sind Mieten, Energiepreise und Löhne stark gestiegen. Dazu kommen Budgetdeckelungen, Verwaltungsaufwand und Dokumentationsexzesse. Das ist keine Einladung für Ärztinnen und Ärzte, sich der klassischen medizinisch-chirurgischen Dermatologie zuzuwenden. WELT: Wenn Sie eine einzige Botschaft auf jede Sonnencremefl asche drucken dürften, die dort bislang nicht steht: Welche wäre das? ULRICH: Nimm die dreifache Menge. Kontrolluntersuchungen an Strandbesuchern zeigten, dass die intuitive Sonnenschutzdosis nur zehn bis zwanzig Prozent des erforderlichen Schutzes bringt. WELT: Was ist die Folge? ULRICH: Kosmetisch-ästhetische Leistungen sind für viele Praxen wirtschaftlich attraktiver. Dort gibt es keine Budgets. Wer genug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anwirbt, verdient nach kurzer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 SEITE 9
BÖRSEN-WELT:
03.08.
Kurs
Veränderung
12 Monate
Marktk.
Div.
Div.
KGV
(15:40 Uhr)
in €
Vortag in %
Tief
Vergleich
Hoch
Mrd. €
in €
Rend.
2026
Adidas
167,35
+5,0
WWWWWWWW
130,0 __b
196,4
30,12
2,80
1,67
17,75
Airbus SE
207,60
+2,6
WWWWW
157,5 ________b__
221,3
164,48
3,20
1,54
28,71
Allianz SE
434,30
+0,4
WW
338,8 __________b 435,2
165,22
17,10
3,94
13,77
BASF SE
51,36
+1,9
WWWW
41,48 _______b___ 55,05
45,84
2,25
4,38
17,71
Bayer
47,15
WWWW –1,9
24,81 ________b__ 53,92
46,32
0,11
0,23
11,09
Beiersdorf
79,66
WWW –1,3
67,08 ___b_______
110,2
19,33
1,00
1,26
17,47
BMW St.
60,86
+2,6
WWWWW
56,40 b______
97,92
34,15
4,40
7,23
9,75
Brenntag SE
62,78
+2,7
WWWWW
43,72 _b
63,76
9,06
1,90
3,03
17,89
Commerzbank
38,58
+2,4
WWWWW
29,01 _b
39,18
43,50
1,10
2,85
12,09
Continental
72,34
+0,7
WW
53,10 __b 77,50
14,47
2,70
3,73
10,91
Daimler Truck
49,65
+1,5
WWW
33,46 _b 50,08
38,01
1,90
3,83
14,19
Dt. Bank
32,23
+1,1
WWW
23,82 _b 34,26
61,58
1,00
3,10
8,98
Dt. Börse
266,40
+1,6
WWW
200,1 _b_ 270,5
49,63
4,20
1,58
22,33
Dt. Post
57,72
W –0,1
36,99 __________b 58,30
66,38
1,90
3,29
17,18
Dt. Telekom
28,18
+5,3
WWWWWWWWW
23,53 ____b______ 34,36
138,23
1,00
3,55
12,31
E.ON SE
19,00
+1,5
WWW
14,60 ________b__ 20,39
50,17
0,57
3,00
17,11
Fres. M.C.
45,49
+2,3
WWWW
34,57 ________b__ 47,86
13,35
1,49
3,28
10,51
Fresenius SE
45,13
+1,4
WWW
35,11 ______b____ 52,96
20,67
1,05
2,33
12,40
GEA Group
62,85
+1,9
WWWW
53,45 _______b___ 66,80
10,23
1,30
2,07
18,32
Hann. Rück SE
252,00
+0,6
WW
223,4 _____b_____
281,2
30,39
12,50
4,96
10,99
Viele Firmen müssen länger
auf ihr Geld warten
Neue Studie zeigt, dass sich die Zahlungsmoral
verschlechtert hat. Mittelstand vor allem betroffen
U
ternehmen stehen in der aktuellen
Wirtschaftskrise unter besonderem
Druck“, erklärt Jörg Urbscheit, Analyst beim DRD. „Sie erhalten kaum
längere Zahlungsziele und müssen
gleichzeitig steigende Kosten schultern.“
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müssen wieder länger auf ihr
Geld warten. Zum einen haben
Lieferanten ihren Kunden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längere Zahlungsziele
eingeräumt, zum anderen ist die Verzugsdauer bereits überfälliger Rechnungen gestiegen, zeigt der aktuelle
Zahlungsindikator der Wirtschaftsauskunftei Creditreform.
In Summe mussten die untersuchten Firmen damit 40,35 Tage auf die
Bezahlung ihrer Rechnungen warten.
Besonders lang dauert es im Baugewerbe, der Chemie, im Metallund
Elektrogewerbe und im Bereich unternehmensnaher
Dienstleistungen
mit teils über 45 Tagen. „Lieferanten und Kreditgeber müssen derzeit
Kompromisse eingehen“, sagt Creditreform-Experte Hantzsch, der trotz
der jüngsten Verschlechterung von
einer noch vergleichsweise komfortablen Lage spricht.
„Vor allem die sprunghaft gestiegenen Materialund Kraftstoff preise infolge der Eskalation im Nahen Osten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viele Unternehmen belastet. Hier war
ein Entgegenkommen der Kreditgeber erforderlich“, sagt Patrik-Ludwig
Hantzsch, der Leiter Wirtschaftsforschung bei Creditreform.
CARSTEN DIERIG
Jedenfalls seien die Verzugszeiten
schon während, aber auch unmittelbar vor der Corona-Pandemie deutlich schlechter gewesen. Und auch
die off enen Forderungen liegen laut
der Creditreform-Analyse ein paar
Tausend Euro niedriger, was der
Ökonom auch einem verbesserten
Risikomanagement zuschreibt. „Allerdings könnte sich die Lage schnell
verschlechtern, wenn die Konjunktur
nicht bald wieder anspringt“, warnt
Hantzsch.
Bei 32,21 Tagen lag das durchschnittliche Zahlungsziel zwischen
Unternehmen – und damit knapp einen Tag höher als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2025. Wobei die Unterschiede groß sind: So hatten Unternehmen
mit mehr als 250 Beschäftigten im
ersten Halbjahr durchschnittlich 35,51
Tage Zeit, um Forderungen zu begleichen. Für Kleinunternehmen dagegen
lag die entsprechende Frist bei 26,37
Tagen. „Von der Ausweitung der Fristen profi tieren häufi g nur große, bonitätsstarke Abnehmer, die ihren Lieferanten gegenüber eine entsprechend
starke Verhandlungsposition haben“,
sagt Hantzsch.
In Alarmstimmung ist auch Allianz Trade. „Die Zahlungsmoral in
Deutschland hat sich verschlechtert“,
sagt Milo Bogaerts, der DeutschlandChef des weltgrößten Kreditversicherers. In einer aktuellen Studie berichtet Allianz Trade zudem von deutlich
steigendem Lageraufbau. Demnach
bewegen sich Unternehmen derzeit
weg von der „Just-in-Time“-Effi zienz
und hin zur sogenannten „Just-inCase“-Resilienz, um mehr Sicherheit
und Flexibilität in der Lieferkette zu
haben, angesichts geopolitischer Unsicherheiten und einer Fragmentierung des Handels. Durch den Aufbau
größerer Lagerbestände werde auch
deutlich mehr Kapital in Waren gebunden.
Allerdings scheinen auch die verlängerten Ziele nicht auszureichen.
Zumindest ist die durchschnittliche Verzugsdauer wieder gestiegen,
zeigt die Creditreform-Studie, für die
rund vier Millionen überfällige Rechnungsbelege mit einem wertmäßigen
Volumen von 7,3 Milliarden Euro
analysiert wurden. Sie stammen aus
dem Creditreform Debitorenregister
Deutschland (DRD).
Bei 8,14 Tagen liegt der aktuelle
Wert, im ersten Halbjahr 2025 waren
es 7,89 Tage. Schlechter als im Durchschnitt sind die Werte dabei im Mittelstand. Kleine Unternehmen verzeichnen eine Überfälligkeit von 10,52
Tagen, ein Plus von knapp 0,8 Tagen.
Bei mittelgroßen Unternehmen sind
es sogar 10,66 Tage, fast zwei mehr
als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des
Vorjahres. „Kleine und mittlere UnAllianz Trade sieht bei seinen Kunden einen noch längeren Zahlungslauf als die Creditreform-Analyse. Die
Rede ist von 55 Tagen im Jahr 2025,
drei mehr als im Jahr davor. Und für
das laufende Jahr rechnet der Kreditversicherer damit, dass sich die Zahlungsmoral nochmals verschlechtert.
Trend wieder gedreht
Zahlungsverzug in Deutschland (in Tagen)
12,00
10,11
10,11 10,59
10,59 10,78
10,78
10,51
10,51 10,77
10,77 8,80
8,80
7,89
7,89
10,82
10,82 10,23
10,23
10,00
8,14
8,00
6,00
4,00
2,00
0,00
1.Hj. 2017
1.Hj. 2026
Quelle: Creditreform
WIRTSCHAFT UND GELD
DAX
26001,39
Dow Jones
53084,35
Euro in $
1,1527
Gold $ / Feinunze
4028,27
Rohöl $ / Barrel
82,82
Bund-Future
124,83
DAX
•
Kurs
Veränderung
12 Monate
Marktk.
Div.
Div.
KGV
in €
Vortag in %
Tief
Vergleich
Hoch
Mrd. €
in €
Rend.
2026
Heidelb. Mat.
161,80
+0,5
WW
157,5 b______
241,8
28,54
3,60
2,22
12,46
Henkel Vz.
76,74
+1,5
WWW
61,28 _b 84,20
13,67
2,07
2,70
13,44
Hochtief
440,80
WW –0,5
192,4 _b 554,0
34,26
6,60
1,50
33,19
Infineon Tech.
60,34
WWWW –2,2
30,82 _b 88,83
78,80
0,35
0,58
37,02
Mercedes Benz
48,23
+3,2
WWWWWW
42,63 b_ 62,34
46,44
3,50
7,26
9,24
Merck
143,55
+0,3
W
100,7 _b_
148,7
18,55
–
–
17,07
MTU Aero
369,70
+2,2
WWWW
265,2 _______b___ 404,8
19,90
3,60
0,97
18,87
Münch. Rück
524,00
+0,3
WW
437,4 _____b_____
611,8
68,46
24,00
4,58
10,30
Qiagen
36,93
+3,4
WWWWWW
27,56 _____b_____ 47,60
7,64
0,31
0,83
17,10
Rheinmetall
1174,80
+3,1
WWWWWW
900,2 __b________2008,0
54,04
11,50
0,98
30,80
RWE
55,88
WWWW –2,3
33,72 ________b 62,00
43,59
1,20
2,15
20,77
SAP SE
167,06
+5,9
WWWWWWWWWW
127,5 b_
257,7
205,23
2,50
1,50
23,04
Scout24 SE
76,45
+2,8
WWWWW
62,70 _b__
121,6
5,73
1,50
1,96
18,74
Siemens
282,90
+0,1
W
198,0 _b 287,0
226,32
5,35
1,89
25,81
Siemens En.
144,82
WWWW –1,8
83,32 ______b____
191,7
124,71
0,70
0,48
32,47
Siemens Heal.
39,35
+6,8
WWWWWWWWWWW
32,81 ____b______
49,71
44,39
1,00
2,54
17,11
Symrise
89,84
+0,8
WW
64,70 ________b__ 95,00
12,56
1,25
1,39
22,57
Vonovia SE
21,49
+2,2
WWWW
19,53 __b________ 29,26
18,23
1,25
5,82
10,59
VW Vz
76,96
+3,1
WWWWWW
69,20 __b________ 109,2
15,87
5,26
6,83
3,83
Zalando SE
29,35
+3,9
WWWWWWW
18,61 _________b 30,43
7,75
–
–
20,24
SOCIAL MEDIA VIA REUTERS
Rauch steigt auf aus dem angegriff enen Logistiklager von Wildberries
Die Ukraine triff t einen
zentralen Nerv
von Putins Wirtschaft
Brennende Logistiklager und Chaos bei den Versicherungen –
Kiew hat das russische Amazon Wildberries als neues Ziel ausgemacht
A
ls Tatjana Bakaltschuk, Mutter von sieben Kindern und
reichste Russin zwei Monate vor dem russischen
Einmarsch in der Ukraine
WELT ein Interview gab, erzählte sie
von zwei Träumen: Der eine betraf die
damals drohende Eskalation mit der Ukraine und dem Westen. Der andere betraf ihren Konzern Wildberries, den sie
2004 als damalige Englischlehrerin gegründet hatte.
tabler wurde, weil über das ganze Land
hinweg ein engmaschiges Handelsnetz
entstand. Allein, so wie ihr erster Traum
vom Frieden nicht in Erfüllung ging, so
ist nun plötzlich auch das Lebenswerk
der 50-Jährigen, die nach ihrer Scheidung wieder Kim heißt, bedroht.
Seit dem 18. Juli greift die Ukraine
mit Drohnen massiv Logistiklager von
Wildberries an. Nach den vorausgehenden wochenlangen Attacken auf russische Ölraffi nerien hat die Ukraine offensichtlich die Strategie geändert und
zielt nun auf den Einzelhandel. Knapp
zehn der 25 großen Logistiklager des
Wildberries-Konzerns wurden von den
Drohnen inzwischen getroff en. Zumindest vier Lager mit insgesamt 444.000
Quadratmetern – etwa acht Prozent der
gesamten Konzernlagerfl äche von 5,6
Millionen Quadratmetern – sind nach
den Bränden nun außer Betrieb.
EDUARD STEINER
Ihr erster Traum war Ende 2021 und
handelte davon, „dass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bei den Politikern siegt“.
Sie hoff te zugleich, dass es nicht zum
drohenden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und
den angedrohten westlichen Sanktionen komme. Ihr zweiter Traum bestand
darin, „dass mit unserer Hilfe ein Wirtschaftswunder geschieht, sprich ein
Wirtschaftswachstum, indem die Kleinbetriebe unterstützt werden.“ Tatsächlich hat sie mit Wildberries, gewissermaßen Russlands Amazon, wesentlich
dazu beigetragen, dass es für Konsumenten und kleine Lieferanten komfor-
„Die Ukraine triff t hier einen zentralen Nerv der russischen Wirtschaft“,
sagt Vasily Astrov, Russland-Ökonom
am Wiener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vergleiche (WIIW), auf
Anfrage von WELT. Der Einzelhandel
hat sich in Russland rasant vom stationären Segment hin zum Onlinehandel
INDIZES
Deutschland
26001,39 +1,45
Großbritannien
2193,04 –0,23
Kanada
35226,14 –0,79
Japan
63709,31 –0,92
• •
•
•
•
•
•
• •
Europa
6413,67 +0,88
Frankreich
8611,99 +1,20
USA
53084,35 +1,14
Australien
9178,40 +0,45
Schweiz
14384,99 +0,27
Brasilien
178472,73 +0,14
•
•
•
•
Argentinien
3291322,63 –0,41
Südafrika
4988,23 –0,17
Indien
78639,03 +0,70
China
25989,27 +0,38
Veränderungen sind zum Vortag und in Prozent.
* = Preis vom Vortag oder letzt verfügbar.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Quelle
Stand: 3.8., 15:40 Uhr
kam vorerst über Wladimir Putins
Sprecher Dmitrij Peskow nur das Statement, dass die Situation mit den Drohnenattacken gegen die Lager von Wildberries „von der Regierung kontrolliert
wird“. Derweil habe das Unternehmen
selbst mit der Suche nach freien Lager-
fl ächen im benachbarten Kasachstan
begonnen und sei bereit, die gesamte
im Land verfügbare freie Lagerkapazität zu nutzen, schrieb die russische Zeitung „Kommersant“ am Mittwoch mit
Verweis auf vier Insider vom Immobilienmarkt. Wildberries spricht nur vom
planmäßigen Ausbau seiner Präsenz in
Kasachstan. Innerhalb von Russland
jedenfalls sei laut Kommersant derzeit
niemand bereit, neue Mietverträge mit
Wildberries abzuschließen, weil man
mit einem solchen Mieter zum militärischen Ziel werde und die Standardversicherung für große Wirtschaftsobjekte
Terrorismus und Drohnenangriff e nicht
einschließe.
In
Russlands
Versicherungsbranche ist spätestens seit den Drohnenangriff en gegen Wildberries ohnehin der
Teufel los. Erst vor drei Wochen hatte
Wildberries off enbar in weiser Voraussicht damit begonnen, in seinen neuen
Verträgen mit den Lieferanten die Folgen von Drohnenangriff en als höhere
Gewalt einzustufen und damit die Verantwortung für verloren gegangene Waren von sich zu weisen. Immerhin ist
man den Lieferanten nun operativ mit
diversen Erleichterungen entgegengekommen, um die wachsende Kritik am
Konzern abzuschwächen.
Aber der Prozess eines neuen Risikomanagements im ganzen Land ist in
Gang gesetzt. Der dominante staatliche
Rückversicherer nutzt gerade den Moment und droht den Privaten mit einem
Rückzug. Wildberries’ Hauptkonkurrent
Ozon erhöht die Warenversicherung für
seine Lieferanten auf mehr als das Dreifache. Und die Gründerin einer Kosmetikmarke und Bloggerin Marina Gorschkowa, die eigenen Angaben zufolge
durch den Brand in einem WildberriesLager bis zu 40 Prozent ihrer Waren
verlor, bat in einer Videobotschaft an
die Behörden um Hilfe jeglicher Art:
„Wenn Sie jetzt nicht eingreifen, wird
die Situation ausweglos“, warnte sie.
Wie ausweglos und folgenschwer die
Situation wirklich ist, wird unter Experten und Marktteilnehmern heftig diskutiert und berechnet. Nicht nur neue
Drohnenattacken gelten als Risiko. Als
Risiko gilt auch, dass sich die Kleinunternehmen von den Online-Marketplaces zurückziehen könnten. „Es ist
völlig unklar, was wir tun sollen“, wird
ein Lieferant vom Wirtschaftsmedium
The Bell zitiert. „Sollen wir bleiben,
warten und beten, dass es keine weiteren Drohneneinschläge gibt?“ Wenn die
Einschläge anhalten, werde es zu einer
Umstrukturierung des gesamten Onlinehandels kommen, sagt Ökonom Astrov: „Die Lieferzeiten werden länger
werden, und die Kosten steigen. Das
hätte langfristige volkswirtschaftliche
Folgen.“
entwickelt. Einer neuen Umfrage de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Russian
Field zufolge kaufen bereits 45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regelmäßig bei MarketPlaces, Internetgeschäften und anderen
Zustelldiensten ein. Als größter Online-Marketplace hält Wildberries heute bei etwa zehn Prozent des Umsatzes
im landesweiten Einzelhandel – gefolgt
vom etwas kleineren Konkurrenten
Ozon und Yandex.Market.
Eigenen Angaben zufolge hat Wildberries im vergangenen Jahr 6,1 Billionen Rubel (nach aktuellem Wechselkurs
67 Milliarden Euro) umgesetzt und damit 175 Milliarden Rubel Gewinn erzielt.
Ein Plus von 49 bzw. 68 Prozent gegen-
über 2024. „Aufgrund seiner Größe und
Skalierungseff ekte kann Wildberries die
Waren günstig und schnell liefern“, sagt
Astrov. „Doch der Vorteil ist auch eine
Quelle der Verletzbarkeit bei Drohnenangriff en. Die Logistiklager sind bequeme Ziele, sie sind groß und brennen
schnell.“
Noch ein Infl ationstreiber neben den
allgemeinen Militärausgaben und den
gestiegenen Treibstoff preisen infolge
der Drohnenattacken auf Raffi nerien
würde den Unmut in der Bevölkerung
weiter steigern. Die Infl ationserwartungen sind auch so schon auf 14,7 Prozent
gestiegen, wie die Zentralbank vergangene Woche bekanntgab. Geht sie weiter nach oben, wird die Zentralbank den
zuletzt leicht auf immer noch hohe 14
Prozent gesenkten Leitzins wieder erhöhen müssen. Dabei ist die Wirtschaft
jetzt schon „unterkühlt“, wie German
Gref, Chef der landesweit dominanten Bank, Sberbank, kürzlich sagte: Bei
solch einem Zinssatz könne eine Wirtschaft „nicht lange existieren“.
Feuer löschen hat aktuell aber nicht
nur im wörtlichen Sinne des Wortes
Priorität. Auch im übertragenen Sinn
muss Schaden an allen Ecken und Enden begrenzt werden. Aus dem Kreml
Beim Heizungsaustausch
gelten neue Bedingungen
Die Förderbeträge sollen kontinuierlich sinken.
Handwerker und Kunden sind verunsichert
D
ie Bundesregierung hat eine Reform und schrittweise Kürzung
der Heizungsförderung gemäß
BEG (Bundesförderung für effiziente
Gebäude) beschlossen. Nach einer elftägigen technischen Umstellungsphase treten an diesem Dienstag die neuen
Förderbedingungen offiziell in Kraft. Für
die erste Wohneinheit sinkt die Grenze
der maximal anrechenbaren Kosten sofort von bisher 30.000 auf 28.000 Euro,
danach gibt es halbjährliche weitere Absenkungen: Ab dem 1. Februar 2027 sinkt
der Höchstbetrag alle sechs Monate um
weitere 750 Euro.
fallenen Zuschuss über Rabatte ausgleichen. Aber das können wir nicht. Es ist
nicht das Gerät allein, das eine Sanierung
teuer macht. Die eigentlichen Kosten
entstehen häufig durch notwendige Begleitmaßnahmen wie den hydraulischen
Umbau der Heizungsanlage, Pufferspeicher, Elektroarbeiten, Fundamente oder
den Rückbau alter Öltanks. Gleichzeitig
steigen Löhne, Materialund Transportkosten kontinuierlich. Deshalb wird die
Technik durch den Wegfall der Förderung
nicht plötzlich günstiger.
WELT: Welches Signal sendet die Änderung an die Endkunden?
FLEMMING: Die Verunsicherung ist
gravierend. Viele Kunden wissen heute
überhaupt nicht mehr, woran sie sind.
Erst hieß es: Die Wärmepumpe ist die
Zukunft. Jetzt wird die Förderung kurzfristig gestrichen, und gleichzeitig entsteht der Eindruck, Ölund Gasheizungen seien wieder die bessere Alternative.
Dieses Hin und Her zerstört Vertrauen
und führt dazu, dass Investitionen verschoben werden.
MICHAEL HÖFLING
Bis Ende 2030 schrumpft der Deckel
somit schrittweise auf 22.000 Euro.
WELT fragte den Handwerksmeister und
stellvertretenden Obermeister der Sanitär-Heizung-Klima-Innung
Fulda-Hünfeld, Maximilian Flemming, wie sich die
Änderung auf sein Geschäft auswirkt.
WELT: Herr Flemming, ab Dienstag sollen die neuen Förderbedingungen für
den Heizungstausch gelten. Wie gehen
Sie und Ihr Betrieb mit der neuen Lage
um?
MAXIMILIAN FLEMMING: Dass Förderungen aufgrund der Haushaltslage angepasst oder gekürzt werden, kann ich
grundsätzlich nachvollziehen, allerdings
nicht die Art und Weise, wie dies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wurde. Innerhalb
weniger Stunden wurden Kunden und
Handwerksbetriebe vor vollendete Tatsachen gestellt. Das empfinde ich als respektlos gegenüber allen Beteiligten.
WELT: Die neuen Fördermodelle sollen
individueller ausgestaltet sein. Werden
das die Kunden auf Anhieb verstehen?
FLEMMING: Schon heute verbringen
wir viele Stunden damit, Kunden Fördermöglichkeiten zu erklären, Unterlagen
zusammenzustellen und sie durch den
Antragsprozess zu begleiten. Künftig sollen Förderhöhen noch stärker von Einkommen, persönlichen Voraussetzungen
und verschiedenen Förderbausteinen abhängen.
WELT: Und das sollen die Betriebe vermitteln?
FLEMMING: Unser Beratungsaufwand
erhöht sich erheblich.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ist doch: Wer soll das alles prüfen?
Wer erklärt den Kund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Einkommensgrenzen? Wer kontrolliert, welche Förderung am Ende tatsächlich möglich ist? Wer haftet, wenn
etwas falsch verstanden wurde? Am Ende
landet all das wieder beim Handwerksbetrieb. Statt Heizungen zu planen und
einzubauen, verbringen wir immer mehr
Zeit mit Bürokratie. Wir sind aber keine
Förderberater oder Verwaltungsbeamten.
Wir sind Handwerker. Unser Beruf ist es,
funktionierende Heizungsanlagen zu planen und einzubauen. Jede neue Regelung
bedeutet zusätzlichen Verwaltungsaufwand, mehr Rückfragen, mehr Unsicherheit und weniger Zeit für unsere eigentliche Arbeit.
VIA FLEMMING
Maximilian Flemming, Geschäftsführer
von DerMax-Gebäudetechnik
WELT: Haben Sie auch Kontakt zu anderen aus der Branche?
FLEMMING: Ja. Und der Unmut in unserer Branche ist enorm. Nicht, weil sich
eine Förderung verändert, sondern weil
Politik offensichtlich jederzeit ohne Vorlauf ganze Geschäftsgrundlagen verändern kann. Seit der Entscheidung tausche
ich mich mit vielen Kollegen aus – sowohl
regional als auch über soziale Medien –,
und überall höre ich dieselbe Botschaft:
Fassungslosigkeit, Frust und Wut über
dieses Vorgehen.
WELT: Die Politik hat unter dem Druck
des maroden Haushalts gehandelt. Finanzminister Klingbeil sagt, alle müssten ihren Beitrag leisten.
FLEMMING: Politik muss Planungs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 – nicht nur für
Verbraucher, sondern auch für das Handwerk. Wer innerhalb weniger Stunden
Förderbedingungen ändert, verunsichert
Kunden, bremst Investitionen und lädt
den gesamten Frust bei den Handwerksbetrieben ab. Genau das erleben wir derzeit jeden Tag.
WELT: Sie müssen die neue Regelung
an der Basis kommunizieren …
FLEMMING: Das ist besonders bitter. Wir
als Handwerker müssen den Ärger der
Kunden auffangen. Wir haben diese Entscheidung weder getroffen noch konnten
wir sie darauf vorbereiten. Trotzdem stehen wir jetzt in den Betrieben und müssen
erklären, warum eine Förderung plötzlich
weg ist und warum ein bereits geplanter Heizungstausch nun möglicherweise
nicht mehr umgesetzt wird.
WELT: Handwerk hat goldenen Boden, erst recht in Zeiten des Aufstiegs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Mögen Sie Ihren Job noch?
FLEMMING: Ich liebe meinen Beruf –
Menschen zu beraten, Lösungen zu entwickeln und handwerklich zu arbeiten.
Leider nimmt die Bürokratie inzwischen
so viel Zeit und Energie in Anspruch, dass
das eigentliche Handwerk immer weiter
in den Hintergrund rückt. Deshalb würde
ich mir den Schritt in die Selbstständigkeit unter den heutigen 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sehr genau überlegen.
WELT: Was bedeutet das konkret für
Ihr Unternehmen?
FLEMMING: Ich habe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fünf nahezu sichere Wärmepumpenaufträge verloren. Die Kunden warten
jetzt ab oder hoffen, dass wir den weggeKünftige Förderung
Förderhöchstsummen und -Sätze (in Prozent) je nach Einkommensgruppen
2026
I. 2027
II. 2027 I. 2028
II. 2028
förderfähige Kosten höchstens
28.000
27.250
26.500
25.750
25.000
Einkomzu versteuerndes
Haushaltseinkommen
in Euro
0 - 30.000
mensbonus
40%
22.400
21.800
20.670
19.055
17.500
80
80
78
74
70
mit Kind 0 - 40.000
30.001 - 40.000
30%
19.600
19.075
18.020
16.480
15.000
70
70
68
64
60
mit Kind 40.001 - 50.000
40.001 - 50.000
10%
15.680
14.170
12.720
11.330
10.000
56
52
48
44
40
mit Kind 50.001 - 60.000
ab 50.001
0%
12.880
11.445
10.070
8755
7500
46
42
38
34
30
mit Kind ab 60.001
Quelle: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10 WIRTSCHAFT UND GELD
DIE WELT | DIENSTAG, 4. AUGUST 2026
PICTURE ALLIANCE / BMWK/PHOTOTHEK.DE
Die Angezählte
A
Wirtschaftsministerin
nmerken lässt sich Katherina Reiche (CDU) die Gerüchte um ihre Person am
vergangenen
Montag
in
Baden-Württemberg nicht.
Sie ist zu Besuch bei den Auszubildenden und Studenten des Unternehmens
Trumpf, scheint gut gelaunt zu sein,
lächelt viel. Dabei hat Reiche kurz zuvor Gitta Connemann, ihre wichtigste
Staatssekretärin, verloren. Der Termin
in Ditzingen geht deshalb rund eine
Stunde später los als geplant.
Katherina Reiche hat
den Kabinettsumbau
politisch überlebt.
Doch Zweifel an
ihrem Vorgehen
bleiben, im eigenen
Haus wie in der
Bundesregierung.
Der Druck ist auch bei
FREDERIKE HOLEWIK, FRIDA PREUSS
UND TOM SCHMIDTGEN
Reiche war digital zugeschaltet im
CDU-Vorstand, wo Connemanns Wechsel verkündet wurde. Nun steht Reiche
gut zehn Meter vor drei jungen Auszubildenden und Studenten des Technologiekonzerns im Ausbildungszentrum,
einem modernen Oktagon-Gebäude aus
viel Holz, Rohbeton und Glasfassade.
Die jungen Menschen erklären ihr, wie
sie die Logistik von Trumpf in einem
internen Wettbewerb automatisiert haben. Dafür hätten sie auch bereitwillig
bis in die Abendstunden beisammengesessen, berichten die Azubis, freiwillig
Überstunden gemacht. „Und Sie leben
noch“, ruft ihnen Reiche mit einem Lachen zu. „Je näher man Berlin kommt,
desto mehr nimmt der Glaube daran ab,
dass das geht.“
ihrer Sommerreise
spürbar
im Haus als angespannt bis unterkühlt.
Frühere Wegbegleiter berichten dasselbe aus ihrer Zeit als Chefin von Westenergie.
Auch mit Connemann war Reiche
nicht besonders eng verbunden. Dennoch schwächt ihr Abgang das Haus. Mit
Connemann hatte Reiche die einflussreiche Chefin der Mittelstandsund
Wirtschaftsunion (MIT) von CDU und
CSU an ihrer Seite, die ihr automatisch
mehr Gewicht verlieh. Als Connemann
vom Kanzler gefragt wurde, ob sie ins
Digitalministerium wechseln wolle, habe sie auf der Stelle zugesagt. Einzige
Bedingung sei gewesen, den Titel der
Mittelstandsbeauftragten
mitzunehmen, der traditionell im Wirtschaftsministerium angesiedelt ist.
Es sind genau diese Aussagen, die Reiche zu einer umstrittenen Politikerin
gemacht haben. Vielleicht noch mehr
als ihre konkreten Gesetzesvorhaben.
Die einen feiern sie für ihre Direktheit,
sehen in ihr eine Ordoliberale, die nach
dem Grünen Robert Habeck im Wirtschaftsministerium aufräumt und endlich vieles ausspricht, was zuletzt keinen
politischen Raum hatte. Andere werfen
Reiche vor, sich vor allem bei Themen
aus der Deckung zu wagen, die nicht in
ihr Ressort gehören, etwa bei Rentenfragen. Und dann gibt es noch den Dauervorwurf: schlechte Personalführung. Sie
gilt als fordernde Chefin, die Stimmung
Daran hänge kein Personal, keine Förderung, heißt es aus dem Haus. Allerdings fiel Reiche bisher nicht für ihren
starken Einsatz für den Mittelstand auf.
Damit hinterlässt Connemann eine Lücke. Zum Abschied am Mittwoch bekam
Connemann von Reiche „eine kleine
Aufmerksamkeit“ in Form einer braunen Geschenktüte, eines pink-lila Blumenstraußes und netter Worte. Reiche
anderen Stopps ihrer Reise nimmt sich
Reiche viel Zeit für die Auszubildenden.
Beim Motorenhersteller Deutz in Köln
stellt sie Fragen zu den Prüfungsinhalten im zweiten Lehrjahr. Aktives Zuhören hat sie perfektioniert: offener Blick,
zugewandte Körperhaltung, detaillierte
Nachfragen.
Viel Zeit bleibt ihr pro Station nicht,
die Geschäftsführer und auch die Presse wollen in den meist nur auf ein bis
anderthalb Stunden angesetzten Terminen auch etwas von der Ministerin
haben. Zum Abschied steht bei Trumpf
aber noch ein Kurzauftritt der AzubiBand an. Die Band spielt, die Ministerin grinst, wippt in ihren Absätzen auf
und ab – zu „Don’t stop believing“ von
Journey.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a Reiche (CDU)
besucht die Salzgitter AG
In Berlin geht Reiches Reise vorerst
weiter. Die Personalrochade des Kanzlers ging an ihr vorbei. Eine gewisse
Erleichterung ist ihr an jenem Mittwoch anzumerken, an dem mitten in
der Sommerpause die Unionsfraktion
nach Berlin gerufen worden war und ein
Ministerwechsel vollzogen wurde. Das
dürfte aber auch daran liegen, dass einige ihrer größten Gesetzesvorhaben am
Morgen durchs Kabinett gingen – hart
erkämpfte und hochumstrittene Erfolge für Reiche. Das öffentlich besonders
beobachtete Heizungsgesetz (offiziell:
Gebäudemodernisierungsgesetz)
war
schon in der letzten Sitzungswoche vor
der Sommerpause noch vom Parlament
angenommen worden. Nun hat die Ministerin auch die Novelle zum 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 (EEG) und das
Netzanschlusspaket vorgelegt.
Die EEG-Novelle wird dringend benötigt, da die beihilferechtliche Genehmigung der EU für die Förderung erneuerbarer Energien in der aktuellen Fassung
Ende des Jahres ausläuft. Bis dahin muss
ein neues Gesetz also nicht nur Kabinett und Bundestag passieren, sondern
auch von der EU genehmigt werden.
In ihrem ersten Jahr war Reiche mehr
Energieals Wirtschaftsministerin. In
der Industrie kam das nicht immer gut
an. Die Ministerin sei wenig zugänglich
und sage vereinbarte Gesprächstermine
und Veranstaltungen oft kurzfristig ab,
lauten einige der Vorwürfe.
Die Auswahl der Unternehmen auf
Reiches Sommerreise kann also auch
als
Versöhnungsangebot
verstanden
werden. An vier Tagen ging es zu acht
Unternehmen, über Deutschland verteilt, darunter mit RheinEnergie nur ein
Energiekonzern, die anderen sind aus
der Industrie und Rohstoffwirtschaft.
Am Donnerstag besuchte die Ministerin den Bergbaukonzern K+S bei seinem
Kaliwerk Zielitz in Sachsen-Anhalt. In
glühender Mittagshitze ließ sie sich dort
von Unternehmenschef Christian Meyer die in der Region als Kalimandscharo
bekannten Salzhalden zeigen.
K+S ist einer der größten Kaliproduzenten der Welt, stellt aus den Salzen
vor allem Düngemittel, aber auch wichtige Vorprodukte für die Chemieund
Pharmaindustrie her. Reiche scheint das
an diesem letzten Tag ihrer Sommerreise zu kleinteilig, sie will den Fokus aufs
große Ganze legen. Und so schaut K+SChef Meyer leicht verwundert zu, wie
Reiche den mitreisenden Journalisten
die Bedeutung von Rohstoffen anhand
von Seltenen Erden und den gewaltigen
Lithiumund Kupferbedarfen für die
Energiewende erklärt. Erst ganz zum
Schluss kommt sie auf die Rolle von Kali
zu sprechen.
bedankte sich bei der „lieben Gitta“ für
„die Freundschaft, die sich entwickelt
hat“. Einen Clip vom Abschied postete
das Ministerium bei Instagram.
Mit Johannes Steiniger bekommt Reiche kein solches politisches Schwergewicht ins Haus. Steiniger war bisher agrarpolitischer Sprecher seiner Fraktion,
fiel nicht mit Impulsen zur Wirtschaftspolitik auf. „Die Rolle als Vorsitzender
der Landesgruppe RLP und als Generalsekretär der CDU Rheinland-Pfalz
scheinen ihn eher qualifiziert zu haben“,
kommentiert der grüne Rheinland-Pfälzer Julian Joswig auf X. „Johannes Steiniger ist eines der größten Talente der
CDU. Er ist schon lange dabei, aber hat
nie den schnellen Weg nach oben gesucht“, sagt jemand, der ihn gut kennt.
Steiniger war 26 Jahre alt, als er 2013 in
den Bundestag einzog. 13 Jahre dauerte
es, bis der heute 39-Jährige in sein erstes
Regierungsamt kam.
Reiche weiß, welche Botschaften sie
senden will. „Der Vergleich zu Kanada“, flüstert Reiche Meyer leise zu, als
ein Reporter danach fragt, wie stark
K+S unter den Energiekosten leidet.
„Wenn wir uns mit Kanada vergleichen,
ein Land auf Augenhöhe, ein demokratisches Land, haben wir in Deutschland
die fünfbis zehnfachen Energiekosten“, betont Meyer daraufhin. Am Nachmittag fährt Reiche dann bei Salzgitter
vor. Bei starkem Wind und den ersten
Vorboten eines Sommergewitters besteigt sie ein altes Gasometer und lässt
sich mit Blick auf die Baustelle das milliardenschwere Transformationsprojekt
des Stahlproduzenten zeigen. Es ist die
letzte Station ihrer Sommerreise.
Als Generalsekretär war Steiniger erfolgreich. Er schaffte es, die Union nach
35 Jahren wieder in die Mainzer Regierung zu führen. Das geht nicht ohne
ein gehöriges Organisationstalent (das
Connemann nicht unbedingt nachgesagt wird). Er sei „ein echtes Arbeitstier“ und erkenne, wo Probleme existieren und wie sie gelöst werden können,
sagt jemand aus der Union. „Er kann
Reiche dadurch mehr Struktur bringen
und auch durchgreifen.“ Von Steinigers
Organisationstalent dürfte Reiche sich
etwas mehr Ruhe im Haus versprechen. Erst am Dienstag verlor sie ihren
Leitungschef Jan Dietrich Müller nach
nicht einmal 100 Tagen. Dessen Aufgaben sollen nun ihre Sprecherin Christine
Carboni und Unterabteilungsleiter Felix
Möhrle in einer Doppelspitze übernehmen. In der Stromabteilung fehlen noch
immer alle Unterabteilungsleiter.
Doch der Druck bleibt, weitere Energienovellen drängen. Noch für den Sommer sind Eckpunkte für die Grüngasquote, ein Teil des Heizungsgesetzes,
und das Wärmenetzpaket angekündigt.
Die Offshore-Branche wartet auf eine
Überarbeitung des Wind-auf-See-Gesetzes. Auch mit der EU-Kommission
stehen nach der Sommerpause Verhandlungen nicht nur beim EEG, sondern
auch final bei der Kraftwerkstrategie an.
Das ist ihre inhaltliche Agenda. Doch um
ihre Position als Ministerin und im eigenen Haus zu festigen, muss sie auch auf
persönlicher Ebene überzeugen. „Ich
hoffe, dass sich die Sommerpause langsam durch eine abnehmende Arbeitslast
bemerkbar macht“, schrieb sie ihren
Mitarbeitern vor einigen Tagen. Zumindest hat sie hier eine andere Ansprache
als bei den Azubis in Ditzingen gewählt.
Zurück zu Trumpf, fernab von BerlinMitte. Die Azubis berichten der Ministerin, dass sie mit dem Baukastensystem
von Fischertechnik angefangen haben.
„Ah, das kenn’ ich“, ruft Reiche. „Das ist
die Lieblingsbeschäftigung meines Sohnes und meines Vaters.“ Auch bei den
这是一份针对该 PDF 翻译件的质量审计报告。
本次翻译存在严重的内容缺失（Truncation/Omission）、逻辑断层以及格式错误。译文在多个段落中直接中断，且出现了与上下文完全无关的“幻觉”内容，不符合专业翻译标准。
# remote_md_005_Die_Welt_-_04_08_2026。根据指令，内部清理标签被视为交付缺陷。补贴率 40% / 22.400 ... / 80 80 78 74 70 (含孩子)），完全失去了表格的结构化信息。该译文不可用。 主要问题不在于翻译质量（语言流畅度尚可），而在于完整性和忠实度。译文将多篇互不相关的文章杂糅在一起，且在关键部分发生了大面积截断，并引入了原件中不存在的虚假内容。
建议： 全文重新翻译，并重点核查 PDF 解析是否导致了文本流乱序（Text stream interleaving）。